中華古籍浩如煙海，記錄了絢爛的古代文明。書名是書籍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可以窺見作者的思想與旨趣，可以領略古代學術文化的豐富與燦爛。據記載，最晚在 春秋時期，就有了《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書名。但先秦諸子著書時，一開始僅題寫篇名，並沒有貫以全書的書名，他們的書大都是 以單篇流傳於世。所以《史記》在稱引管子、莊子、屈原等人的著作時，都是只有篇名而無書名。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韓非子「作《孤憤》、《五蠹》、 《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從20世紀我國出土的大量簡牘書籍來看，多數僅有篇名，有書名的很少。先秦諸子的著作，大多由後學編輯成的，常冠以「某某子」。「子」是古代對人的尊稱，相當於現代人尊別人稱「先生」，《韓非子》就是《韓非先生》的意思、而《孟子》也就是《孟先生》，這其實算不上真正的書名。
戰國末年開始，書名漸受重視。目前已知最早自命書名的，當為秦相呂不韋所編的《呂氏春秋》。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群書，進行了我國第一次圖書整理、編目工作，書名受到系統關注，如劉向就把內容相同而名稱不同的《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統一定名為《戰國策》。書籍數量積累漸多，因此，專以書目著錄為內容的作品也煌然成篇，劉向父子的《別錄》、《七略》(已佚)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就是最早著錄書籍的著作。這時書名雖得到關注，但一些古籍仍然沒有書名。如司馬遷所寫的526500字的大著完稿後，就沒有書名。東方朔稱其為《太史公》，而時人又稱《太史公記》或《太史公書》等。「太史公」是對司馬遷所任官職的尊稱，並不能稱為書名。直到魏晉以後，才因該書中多次出現「史記」一詞而最終定名為《史記》。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漢代以後這種現象就不多見了。
漢魏以後，私家著述蔚然成風，學者著書無不自撰書名。許多書名體現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使作品錦上添花。這些書名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與作者有關，一類與內容有關。
與作者有關的書名，多為表示著者和作品的關係，在古書中運用得很普遍：
一是以作者的姓、名、字、號命名的。如唐代杜審言和李商隱的集子分別稱作《杜審言集》、《李商隱集》，元代關漢卿的戲曲集名為《關漢卿集》等；西漢的揚雄字子雲，作品集因之名為《揚子雲集》；「漁洋山人」是清代王士稹的號，他的詩話就被名為《漁洋詩話》。
二是以作者曾任過的官職或封號、謚號命名。東漢的蔡邕曾任中郎將，其文集即名為《蔡中郎集》；三國魏嵇康當過中散大夫，他的詩文集就叫《嵇中散集》；唐代韋應物曾做過江州和蘇州刺史，他的詩集就命名為《韋刺史詩集》(又名《韋江州集》)；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的封號是「魯公」，他的文集就被命名為《顏魯公集》；宋人林逋，私謚和靖，詩集名就叫《林和靖詩集》；明代于謙死後被謚為「忠肅」，其詩文集即被名為《於忠肅集》。這是古人為抬高作者身價的一種命名方式，在古籍中佔一定的比例。
三是以作者籍貫、生活地以及讀、著書場所命名的。如唐代韓愈祖籍在昌黎(遼寧義縣)，因而書名叫《韓昌黎集》；宋代王安石是江西臨川人，集因稱《王臨川集》；宋代陸游曾在四川做官十年，十分熱愛蜀地，就將自己的詩集命名為《劍南詩稿》；北宋沈括晚年退居潤州(今江蘇鎮江)，筑夢溪園，所以將在其間寫成的百科性筆記定名為《夢溪筆談》；明代湯顯祖，家有玉茗堂，他的作品集就名為《玉茗堂全集》；清代蒲松齡在路邊搭建茅亭，取名「聊齋」，過路人只須講講故事、傳聞便可享用茶水，蒲松嶺將聽到的奇聞異事整理成文，就是《聊齋誌異》。
四是以與作者有關的時間命名的。如唐代自居易和元稹的詩集都是在唐穆宗長慶年間結集的，所以分別名為《白氏長慶集》和《元氏長慶集》；宋仁宗嘉祐年間，歐陽 修曾力推蘇洵的詩文，使蘇洵文名享譽天下，所以蘇洵就將自己的詩文集題名為《嘉祐集》，以紀念自己見賞於文壇領袖歐陽修的往事。
五是以書名寄寓作者的情志。如南宋文天祥就將被俘逃離元營南歸途中所寫詩集命名為《指南錄》，喻示了他的愛國之心永遠像指南針一樣，忠於南宋朝廷；明人熊人 霖在浙江義烏受災後去當地做官，披星戴月地為百姓做事，就將在這期間所寫文字結集為《星言草》，抒發了自己的拳拳愛民之心；而《雲煙過眼錄》、《閑情偶 寄》、《碧雞漫志》等書，則都在書名中表達了作者的人生意趣。
根據作品內容起書名的現象也很普遍。這類書名開門見山地揭示全書內容，可方便讀者通觀全書：
一是以全書意旨命名。《論語》有「子不怪、力、亂、神」的說法，古代讀過《論語》的人很多，看到「子不語」三字，就知道後面隱去的是「怪力亂神」，清代袁枚就把自己的一本講神鬼怪異之事的書取名為《子不語》；《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就在《文心雕龍·序志》中以「為文之用心」和「雕縟成體」來釋義「文心」、「雕龍」，一語道破了全書的核心所在。
二是以書中主要人物命名。如明代小說《金瓶梅》書名，就是取書中幾位女主人翁潘金蓮的「金」、李瓶兒的「瓶」、龐春梅的「梅」組合成的；明末清初湧現出一批才子佳人小說，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的書名是模仿了《金瓶梅》，如《玉嬌梨》、《平山冷燕》、《金雲翹傳》、《春柳鶯》、《雪月梅》等。
三是以書中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命名。如《西廂記》就是以張生和崔鶯鶯愛情故事發生的地點來命名的；而《宋史》、《明史》等史書都是以所記錄事件發生的時代命名的。
此外，文化發展對書籍命名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按著作體例命名。在古籍中，許多書籍就是以古代的書籍分類命名的，如集部中就有許多直接以「集」命名的書籍。四部中的經書如《春秋公羊傳》、《春秋轂梁傳》、《毛氏故訓傳》等是闡明經義的書；《魯故》、《韓故》、《齊孫氏故》是以時言解釋古語的書；《大學章句》、《參同契章句》、《禮記章句》是離章辨句的書。著述體例的不同，使得書名有所差異。
二是按文學樣式命名。「賦」是漢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顯時代精神的一種文學樣式，賈誼的《吊屈原賦》、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張衡的《歸田賦》等，都是以體裁命名的；古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小說，在書名上十分香艷，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如《繡榻野史》、《香閨秘記》、《花下緣》等。
三是按詩文、學術流派命名。唐代詩人韓僵的《香奩集》，就因他是辭多綺羅脂粉之語的「香奩體」詩派代表作家之一；北宋詩人楊億、劉筠等人的詩作追求詞藻、堆砌典故，是「西昆體」詩派的代表人物，所以他們的唱和集就名為《西昆酬唱集》；南宋刻書家陳起刊匯南宋「江湖詩派」詩人的作品集，就名為《江湖集》。
四是以典故命名。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有「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之句，唐代王棨借用此典，將自己的集子取名《麟角集》；《莊子·秋水》中有「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宋代周紫芝就取此典，把自己的作品集取名《太倉稊米集》。
我國許多古籍的書名立意巧妙，讓人玩味不已。從傳世的古籍書名裡．分明可見古人精神發展的軌跡，觸摸到跳動的古代文化脈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