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中國人太敏感於「世界之最」這樣的字眼，當中國社科院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透露，中國正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時，引發整個社會輿論的空前熱議。有報導稱，這是本世紀繼2003年後又一次出現的「移民潮」，與之前的「勞工輸出」和「洋插隊」現象不同的是，本次移民者多數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於是，伴隨著「中堅力量集體流失」、「中國資本大遷移」的驚呼，諸如「數典忘祖」、「為富不仁」等罵聲也不絕於耳。
實事求是地說，在「全球化」背景下和現代化過程中，人才、資金、技術的流動應屬於正常現象，也符合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闡述的原則。問題在於中國的財富並沒有按奈斯比特先生指出的方向流動，而是逆嚮往發達國家和地區集中轉移。儘管折射出了中國富裕階層社會責任感缺失，對國家認同感的淡漠，但也難以令人理解，這些飽受政策恩惠的人為什麼會攜帶財富蜂擁移居國外。
有評論指出，中國財富精英的移民與社會環境有關，深圳富士康的「N連跳」以及中山本田的罷工事件，一次次掀起了民眾的「仇富情緒」，使他們越來越擔心被「均貧富」；也有人認為，中國富人爭相移民，是為了擺脫惡劣的投資環境，在「國進民退」的環境下，想投資的行業被壟斷，能投資的行業不掙錢，結果只能選擇離開；《南風窗》的報導更是寓意深長地寫道：「中國會不會再現俄羅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現在已有苗頭。」
各種分析不無道理，每一種道理都有極為現實的理論支撐點，使這種移民現像在中國頗具「勝利大逃亡」色彩。但也應該看到，如此眾多的說法其實不過是個表象，或多或少都帶有一定程度的誤讀。也許，嚴重的社會不公加劇了不安全感，但中國的財富精英很多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早習慣了在自己的地盤呼風喚雨，說擔心被「均貧富」顯然低估了金錢在中國社會的能量。至於說投資環境不好、教育體制落後等，完全和移民兩個概念，道理很簡單，中國有那麼多外資企業和留學生，何以不見外國富豪移居中國？
這裡說「誤讀」，一是在當今中國有移民心結的人並非少數，包括影視明星和公派留學生在內，一旦有機會就很少有人回國。資料表明，自1978年以來，有 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於60所北大所有在校本科生。二是近年來「裸體官員」人數陡增，這些人以種種名目將妻兒和巨額資產遷移出境，自己則留在國內為官，有風吹草動便溜之大吉。據中國商務部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僅截止2004年，外逃官員數量已達 4000人左右，攜走資金約500億美元。
貪官外逃現象嚴重，卻鮮有人為之付出法律代價。只要在網際網路搜索就可以看到，廣為人知的溫州市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廈門遠華走私案涉嫌主犯賴昌星不過是蟊賊而已，動輒攜款數億潛逃的官員大有人在。諸多範例為富人移民提供了可參照的標本，他們越是知道有這樣的結果，就越是不計後果瘋狂斂財。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投資環境」、「仇富情緒」等頂多是種藉口。
弔詭的還不僅是貪官和富人移民，某些「民族主義者」在找到合適的途徑後，也不惜血本走向了他們曾痛罵的「賣國」之路。有消息稱，因撰寫《中國不高興》而聲名大噪的宋曉軍先生，名利雙收後竟然也加入了「美帝國主義」行列。消息是真是假姑且不論，至少說明移民已成為中國有錢人的共識。從這個角度說，真正值得思辨的是這一現象背後的實質。
其實，中國文化向來不缺少思辨基因，像古語「樹挪死、人挪活」，文言釋義就是「適者生存」，用現代句式概括便是「生存」與「發展」。遺憾的是，有思辨力的文化卻沒有培育出具有反思力的群體，明末的「流寓夷土，筑廬舍……人口數以萬計」（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還歷歷在目，清末的「下南洋」、「闖關東」又踏入了循環怪圈。歷朝歷代週而復始踐行一個週期律，縱有成千上萬個理由，也不能說這樣的歷史有多少傳承價值。
更為遺憾的是，許多社會管理者和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並沒有社會責任感，他們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財富的積累建立在了無數平民辛勞的基礎之上，卻毫不在意犧牲他們的利益。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不是用知識和財富改良自己的故土和國家，而是一走了之。官員、學者、明星尚且如此，富人們自然也不甘落後，於是導致了移民人數成倍遞增，構成了一波勝於一波的移民潮。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聖人就教誨弟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哲學層面中，這個「道」可以是發展之道，也可以是道德之道，任由人們的想像擴展。但具體到如今各類社會精英前仆後繼「浮於海」的問題上，就不難看出一個清晰的主線——在道德底線失守、權力規則失控、社會信息失真的環境中，每個群體都覺得自己弱勢，每個人都有危機感，恰如白堊紀末期的恐龍，永遠預見不到自己的未來。不過這恰恰反證了一個規律——既得利益集團固然強大，歷史法則更加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