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8日，豐田合成天津工廠發生罷工期間，工人在工廠附近走動
從富士康12位員工接連跳樓,日本車廠在大陸的零部件企業罷工事件此起彼伏,到上海到處可見的餐廳招聘廣告,種種跡象顯示,支撐中國過去十多年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廉價勞動力已至關鍵的供求拐點。
無論學術界爭論「劉易斯拐點」是否已到來的結果如何,但未來幾年中國漲薪潮將不可避免。從日本及臺灣的發展經驗來看,人口紅利結束意味著產業轉移及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對中國而言,幅員遼闊使得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成為可能。
中國作為主要製造中心的地位短期不會改變,但內遷及產業升級改造將成為企業界近階段熱議的話題。這種產業轉型無疑是痛苦的,大型製造企業可以內遷,可以提高自動化水平,甚至可以將成本部分轉嫁給下游零售商；但沿海地區的中小企業則將會面臨生死考驗,若不能在內銷上有所建樹,或會有成千上萬家企業在轉型中悄然消失。
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表示,「如果未來幾年寬貨幣(政策)不出現拐點,資產泡沫不變,(國內)工資增長勢頭將會加速。」
「未來3-4年,外來務工人員的工資每年將上升20-30%」,瑞信亞洲區(除日本)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指出,這可能有助於中國轉型為內需驅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出口行業的利潤很可能會進一步侵蝕。
其實,結合近期的政策面,可以理出一條簡單的邏輯:20年來的出口導向經濟模式,越來越受到環保及外部貿易環境的制約,但產業轉型往往需要外力推動,於是多個省市的最低工資大幅上調、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發展、人民幣重啟升值之路,中央政府從國際金融危機中緩過氣後,出臺一連串強硬措施以推進轉型之路。
近期沿海地區罷工事件的不斷爆發,已成為了勞動力成本上漲的推手。迫於外界壓力,富士康6月兩次宣布上調其深圳廠區員工薪資,一線作業員由原先的每月900元上調至2,000元。之後全球第二大代工企業偉創立珠海代工廠、臺灣美律深圳廠等先後出現罷工。
同樣,以精益生產管理出名的日系車廠及其零部件配套廠亦遇到了同樣問題,本田汽車、豐田汽車的配件廠因部分工段的工人罷工,造成配件廠停產,從而令本田和豐田的整車廠停產,最終這些企業大多以上調薪水來平息罷工事件。
**勞工無盡神話結束**
上海一家餐館阮姓老闆今年來一直抱怨,為什麽洗碗工和服務員一直找不到?再細問,原來是像前兩年那麽便宜的人找不到了,來應聘的人要求的工資普遍較高。這只是目前沿海城市勞工市場一個縮影:勞動力總量供應充足,但部分底層員工的薪酬上升速度較快。
陶冬認為,目前國內的勞工結構不代表全面短缺,只是新成長起來的「80後」,「90後」勞工,理想與父輩不同,信息交流更迅速,對薪資上漲的需求更強烈；而且4萬億基建投資給中西部地區帶來大量工作機會,外出打工的比較優勢正在消退；再加上政府出於和諧社會的角度出發,亦希望改善低層勞工的收入分配。
「以前的勞動力供應曲線中,工資是不變的,勞動力是無限供應的；而在今後,隨著價格的上升,勞工供應也會上升,但是中國勞工無盡的神話已經結束了。」他表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提前到來。
談及勞動力,經濟學有兩個專業名詞,一個是人口紅利,即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較大,撫養率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人口條件；另一個是劉易斯拐點,那是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即工業化過程中農村富裕勞動力逐漸枯竭,無法向非農產業轉移,這意味著工資的加速上升。
絕大多數經濟界人士仍維持人口紅利將於2015年結束的判斷,若中國延後退休年齡,人口紅利結束期還可後推,經濟增長動力仍存。不過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即工資是否會持續加速上升,學術界存在爭議。
申銀萬國首席經濟學家李慧勇認為,目前農村人口還有6億,而僅需2億左右勞動力即可滿足農業生產需要,農村還有大量富餘勞動力。而且國內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遠低於非農產業,預計短期內勞動力流向非農產業的趨勢不會改變。
不過國金證券分析師徐煒認為,更具代表性的中國青壯年勞動力拐點已經出現,這意味未來人力成本上升,生產能力下降。像日本青壯年勞動力拐點出現在1971年,之後進入經濟轉型期。對中國而言,考慮到計畫生育政策,未來青壯年勞動力佔比下降速度要大於日本。
**內遷潮出現**
野村證券中國經濟學家孫明春指出,之前20年中國工資水平逐年提高,但生產企業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自我消化,但基於目前勞動力短缺,今明兩年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不太可能趕上勞動力成本的漲幅,預計這兩年製造企業和服務企業的利潤率將受擠壓。
利潤微薄的紡織服裝及電子代工企業將首當其衝。以富士康為例,據美國權威調查機構iSupply調查顯示,最低售價達499美元的蘋果APPL.OiPad產品,富士康的代工收入每臺僅11美元。業內分析,這筆代工收入已充分考慮達到極限的生產效率及微薄利潤。
臺灣電機電子公會副總幹事羅懷家稱,大陸投資環境已經產生劇烈變化,沿海省市不再是廉價投資的地區,"東南亞與印度等勞力成本低廉、並富涵天然資源的國家,將是市場與原料均在外的台商,可考慮的遷廠地點。"
不過,大陸成熟的基礎設施、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及龐大的內銷市場使得中國全球製造中心地位短期難以動搖。德勤近日發布報告指出,中國製造業在未來五年內仍是最具製造業競爭力的國家,印度排名第二位,五年後美國和日本的製造業競爭力排名均告後退。
香港出口貿易商--利豐有限公司總裁樂裕民稍早表示,中國的低成本年代相信已經過去,但是中國在整個供應鏈中仍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利豐在內地的採購併沒大的改變,但會將採購重點由沿海地區轉至內陸。
富士康宣布調薪後,外界估算其深圳廠區一年基本工資支出近50億元。不過富士康近期正籌劃將大多生產線遷往重慶、河南等傳統勞動力輸出地區,這些地區的成本與沿海地區有較大的差距。
全球筆記型電腦代工龍頭廠商--廣達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梁次震指出,「華東地區的基本月薪是1,120人民幣,但是重慶只有700以下。」
內遷成為相當多大型電子代工企業的選擇,重慶、成都、武漢等二線城市成為首選。去年底惠普計畫打造重慶生產基地後,臺灣鴻海集團旗下富士康、廣達、英業達等紛紛跟隨進駐,重慶計畫成為全球最大筆記型電腦(NB)生產基地。而臺灣面板大廠奇美亦考慮在成都和武漢新建後段模組廠。
在全國10多個省市近期相繼調高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後,重慶等內地省市仍按兵不動。消息人士透露,重慶市政府近期在接見台商代表時,承諾今年不調高最低工資標準。
英業達董事長李詩欽對媒體表示,將加速移往內陸,英業達重慶廠區預估11月開始進入量產階段。而在大陸僱有35,000名員工的全球最大電腦鍵盤製造商--群光,也準備前往重慶覓地建廠。
但聯想集團一位高層表示,公司並未考慮內遷計畫,「是否內遷,與公司整體戰略相關。」目前聯想集團在上海,北京,深圳及廣東惠陽建有生產基地。
**以鄰為鑒**
中國將要面臨的勞動力重估歷程,日本在70年代、臺灣在80年代都曾經歷過。例如日本在60年代以高投資、高化工為主導,第三產業崛起,帶動了經濟的起飛。但在1970年前後,工資快速上升推動日本在70年代初期進行結構轉型。
長江證券專題分析報告稱,日本在轉型過渡期內,由於城市化率較高,其增長動力由消費主導,產業結構逐漸轉向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同時傳統產業仍起到了支撐作用,製造業依然帶動經濟增長。當時,汽車業帶動鋼鐵、機械和化工成為日本製造業維持增長的主要動力。
臺灣的轉型是另一個例子。臺灣經濟研究院也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當時臺灣當局決定以資訊電子及機械工業為策略性工業,做為產業政策重點,並獎勵技術密集度高、產業關聯性高、附加價值率高及能源密集度低的策略性工業。
「自1980年代下半段起,台幣兌美元匯率由40大幅升值到25.5價位,使勞動成本大幅提高,造成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外移。當時政府引進半導體積體電路等電子產業,適時提供了產業升級所需的方向與目標。」臺經院研究員陳碧峰說。
臺灣電機電子公會羅懷家表示,目前大陸的經濟環境,類似臺灣在1980年代的狀況,在國際保護主義壓力及勞動成本優勢削弱的情況下,需要新興產業來取代傳統工業的成長動能。
「轉型並不是一定要把經濟打到地面,」李慧勇指出,類似廣東、上海等沿海發達城市,在傳統製造業逐步遷移的同時,要創造條件打造本身的優勢產業。
他認為,東部地區首先是充分利用人才優勢,打造研發、金融、創意等知識密集型產業；其次,作為擁有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完全可以圍繞都市經濟不斷開發消費新產業。
**加薪與消費的傳導**
野村孫明春認為,工資的快速上漲將有助於提高收入,特別是消費傾向更高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因此今年家庭消費將保持強勁。
國金證券分析師徐煒指出,根據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隨著經濟轉型開始進入大眾消費時代,在飲食中,牛奶、啤酒等消費將增加,居民將更多地外出就餐,購買新型耐用消費品,對旅遊、電影體育、品牌服裝等需求也將增加。
加薪直接刺激消費,改善企業利潤,進而抵消成本上升。而產業內遷加速中西部城鎮化,亦可提高消費,政策方向清晰。但轉型之路並不容易。
「若工業內遷不成功,城市化也不會成功,」瑞信中國研究部主管陳昌華指出,產業轉移將帶動更多農民進城,而城市居民的消費將遠高於農民,這將進一步帶動國內消費。未來五年中國城市化率將提高5個百分點至52.6%,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會多帶動消費1,100億元。
不過劉煜輝表示,「加薪以拉動消費往往是一廂情願的,」一旦工資增速過快,將會減少企業利潤,那企業的第一反應是訂單轉移或關掉生產線,工人將會失業；或者是通過資本支出購置設備代替人工,就會導致就業需求的降低。
他還指出,工資成本僅佔企業總成本的一部分,例如在目前寬鬆貨幣環境下,原材料上漲也會帶來負面壓力,這種良性循環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約。
**未來中國向全球輸出通脹**
加薪潮的影響力,其效應將不僅僅侷限於國內。
瑞信陳昌華預期,中國的製造商將會更強硬地將成本壓力轉移給其他國家的零售商,未來十年中國很有可能向世界出口通脹,而非通貨緊縮；同時,中國對發達國家的出口份額可能不會再增加。
他說,由於國外媒體的大量報導,影響到了類似蘋果這樣企業的企業形象,因此這一輪可以轉移部分成本。當然像富士康這樣的大型企業,它轉移勞動力成本的能力要比其他中小出口企業強得多。
「不可避免的是小公司在轉移成本時比較困難,無法轉移。」他預計,成本轉移的過程可能會持續短則一兩年,長則兩三年。
富士康調薪後就表示將與其客戶商討上調代工費用事宜。富士康認為有加價空間來抵銷人工成本上升所帶來的影響,並希望近期與客戶達成共識。
誠然,類似富士康這樣的強勢代工企業,類似蘋果iPhone這種高利潤產品,加價要求應能實現。但是中小企業呢,沒有雄厚資本內遷,沒有十足的議價能力,若是再找不到合適的內銷渠道,許多沿海的中小代工企業最終選擇可能就是關廠。
「一隻iPhone手機蘋果要賺200美元,多給幾美元完全有可能,蘋果最怕貼上血汗工廠標籤；但是戴爾、惠普可不可以這樣做呢?」深圳一位電子經銷商反問道。
「未來可能有一批沿海代工廠將陸續關閉或轉移,這是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中國動向首席執行官(CEO)秦大中表示,沿海是中國代工產業最發達的,現在成本上升了,一些企業可能會往後退,退到內陸,再往後,退到西部,但這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必須要把人力用在帶來高附加值的產業上。
中國動向是義大利運動品牌Kappa在中國及澳門的全部權益持有人,其產品基本由代工廠商完成,目前共有約90家代工廠。(完)
(臺北中文部董永年與北京中文部黃運濤對本文均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