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先生介紹了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結果。然後表示，根據發達國家走過的路來看，人均GDP為8千美元的時候，污染達到峰值、之後開始下降。由於中國走的是不同於發達國家走過的經濟發展之路，所以中國污染有可能在人均GDP為3千美元的時候，將出現峰值、之後開始下降。
我認為張力軍先生位高權重、是個文化人，不應該發表這樣荒唐的言論。據官方消息，2008年中國人均GDP已突破3千美元。按張力軍先生的意思，這也就是意味著我國環境污染狀況已經達到了峰值；換句話說，就是即將出現拐點，環境狀況將獲得明顯的改善。
對這種的說法，我有兩點評論。第一，不符合事實。中國環境惡化的趨勢至今沒有減緩，哪裡會出現轉折？第二，不符合歷史。發達國家並不是賺足了錢之後才開始治理環境，不存在一個人均GDP八千美元之後環境才開始好轉的所謂規律。這是一個抄來抄去、以訛傳訛的詭命題。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事實。泰晤士河污染及其治理，一直是環保界密切關注的經典案例。工業革命之前，泰晤士河河水清澈、水中魚蝦成群。隨著人口急增、工業興起，大量廢水和污水流入，終於使泰晤士河變成了倫敦的一條臭水溝。
但是呢，泰晤士河治理並不是從人均GDP八千美元之後才啟動的。當污染後果引起了社會的普遍的關注之後，英國就開始了治理。從1858年開始，英國歷屆政府制定了許多治理泰晤士河污染的措施。
那個時候，連人均GDP這個概念還不存在，而且當時的英國人離生活富裕還差得很遠。第一件事是修建了三條與泰晤士河平行的大型地下水道，1874年全面投入使用。這套系統把污染轉移到了泰晤士河河口。緊接著又在排污口投放了石灰和鐵鹽，用來沉澱污染物。接下來又修建了幾百座污水處理廠。
但是這些初步治理見效不大。隨著工業和人口的急劇增加，20世紀中期泰晤士河乾脆變成了一條魚蝦絕跡的死河。從這個時候開始，英國人開始使用法律和經濟手段，政府通過立法對污水排放進行嚴格的管理。1963年又頒布了《水資源法》，並依法成立河流管理局，實施許可證制度。十年後的1973年又頒布了新的《水資源法》，逐步形成了一體化流域管理的模式。
簡略地說，從英國政府開始使用法律和經濟手段之後，泰晤士河治理大見成效。短短二十幾年，泰晤士河恢復清澈，115種魚和350中無脊椎動物回歸。泰晤士河成為歐洲最潔淨的城市水道之一。
時至今日，泰晤士河防治污染沒有停頓。英國政府又開始了一項耗資20億英鎊的治理工程，計畫在2020年前在倫敦地下80米深處，修建一條長達32公里的污水隧道，進一步改善泰晤士河的水質。
從以上時間長達150年的泰晤士河污染和治理的過程中，我們實在找不出污染、治理、峰值和人均GDP之間的關係。發達國家治污的過程是一個逐步加深的認識過程，是一個尋找有力手段的探索過程。並不是我們某些不良文人所宣稱那樣是先污染、後治理，就是明知污染後果、還昧著良心硬幹，等到掙足了銀子，才開始治理。
所以我早就說，發達國家的污染是知識型污染，是不知道利害，等明白了、下了決心，很快就會見成效。而我們中國則是制度性污染，出了癌症村、癌症河，再厲害你也制不住，這就更腐敗無法遏制一樣，是制度性的。官商勾結，從國土和生態的破壞、污染中，竊取了天大的好處，讓他們自我監督、自我改善、自我罰款、判刑，豈不是與虎謀皮、異想天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