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香港《文匯報》辦公室主任劉偉昌，二，副總編張建華，三，姜維平，四，副社長劉永碧。
對於香港人來說，陳建平的名字並不陌生，他是藏在香港特首身後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經常和董建華，曾蔭權的大名一起出現在媒體上。據2003年3月30日的香港《文匯報》報導說，行政長官辦公室近日公布，提升陳建平為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由4月1日起生效。他的職務是負責與內地政府和組織的聯繫，並且就行政長官與社區團體和各界組織聯繫事宜進行研究，以及提供意見。特首辦指出，加強與內地的合作，是第二屆特區政府的一項重點施政任務，行政長官辦公室所涉及這方面工作的範圍更廣和責任更繁重。這一消息發表時，我還在獄中苦度鐵窗生涯，直到2009年我來到加拿大，才在網際網路上讀到，大概沒有誰會像我這樣細心地把這篇不過百字的小稿反覆琢磨了幾遍，我感到驚訝，因為作為一個和陳建平打過交道，又同樣曾是《文匯報》記者的人，我覺得，這樣的文字，對中共嚴密操控下，在港生存的一張共產黨的機關報來講，是異乎尋常的，也是耐人尋味的。
最初的印象
我是在90年代初認識陳建平的，大約是在1993年底，即《文匯報》副總編劉永碧和王伯遙在深圳約見我之後不久，雖然他們已決定聘請我，但對我獨當一面的能力還心裏沒底，故要我先挂靠在《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名下，開展東北辦的籌備工作，確切地講，是收拾關齊雲亡命天涯後留下的爛攤子，好在，這一切並不牽扯到我個人，但結果並非如此，俗話講：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由於關齊雲的犯罪行為，影響了陳建平對我最初的信任，儘管他和我握手時連說了三個「你好」，語序很快，聲音很響，但他的手握得不緊，我感到了隔閡和戒備，他隨口講出了我給劉永碧寫信的內容，使我明白了他在香港《文匯報》的地位。毫無疑問，當時《文匯報》在內地共有駐北京，廣州，深圳等10個辦事處，他所執掌的權力和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北京辦是舉足輕重的，雖然廣告額不如廣州辦搞得那麽多，但它的新聞報導任務卻是異常繁重，至關重要的！或者說，在中共官員領導的《文匯報》內，能起到上傳下達作用的，非他莫屬。
陳建平是在北京飯店接見我的，先是在他們設在該飯店的一個大辦公室裡簡短交談，他說，他歡迎我加入北京辦，東北地區的報導以前不多，他聽說環渤海圈的省市正形成一個對外開放的新經濟聯合體，不論新聞，還是廣告，《文匯報》都有許多事情可做，我為他熟知東北的情況而詫異和高興，他還說，日本在大連建立了許多合資或獨資企業，可以多做文章，他問我會不會說日語，我的回答令他失望。因為我是在文革中長大的，從1966年我10歲時到1978年上大學之前，可以說，我一直處於失學與失業的可悲狀態，我怎麽能懂日語呢？我連英語都講不好啊，我慚愧地說。他笑了，似乎對我很不理解，但表示能夠包容，他還介紹我認識了年過半百的廣告業務員張麗蓉大姐和戴某小姐，她們稱我為姜維平先生，這種稱呼對地方口音很重的大連人來說，是十分新鮮的。接著他又盛情地邀請我到北京飯店的高檔餐廳吃飯，由他的得力助手，負責廣告業務的北京辦員工戴某陪同，這當然是表明，以後他會很忙，小事會由她指導我，也是暗示我，可以通過戴某給《文匯報》多介紹廣告客戶。《文匯報》聘請我，主要是為了拉廣告，而不是做新聞報導，這一點幾乎是每個國內媒體領導的通病。但我並不認同。故戴某的表現令我印象深刻。她當時30多歲，長得並不太漂亮，但能說會道，善解人意，對陳主任交辦的各項任務都特別重視，她跑前跑後，十分慇勤，百問不厭，無可挑剔。我那時對香港媒體一無所知，對《文匯報》的一切都充滿好奇和疑問，陳建平和戴某都耐心地給我介紹了許多情況，但唯獨迴避了關齊雲經濟犯罪攜款遣逃的事情，使我迷惑不解。
那天，在北京飯店，我仔細地端量了陳建平，他是廣東人，標準的精明相，個頭矮小，身體瘦弱，彷彿一股大風來了就能把他吹倒，但其實他是一個內心並不柔弱的，而且非常有心計謀略的人，他具有超人的判斷力和凝聚力以及思維的定力，無疑地他是一個敏感的合格記者，但在中共的新聞體制下，他又不得不成了一位善於拉廣告的生意人，這是由香港《文匯報》的性質所決定的。每個駐內地辦站主任都逃不出這一命運！
另外，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文匯報》家大業大的派頭和排場，它僅僅是一張港報，卻在首都北京最豪華，地點最便利的地方辦公，雖然僅有一個大套間，但一年計算下來，也是租金價格不菲啊，我看到他們辦公室的設備和用品以及陳建平與戴某兩人的著裝，想到新華社大連支社和《大連日報》的寒酸相，心中愕然，畢竟是香港的報紙啊！真是多大的生意，多大的排場，而且排場越大，人家越能把你看重！{後來才知道，他們租酒店不用花錢，是用報紙版面換來的，《文匯報》把這種經營模式叫作「對數」}
我很慶幸，有機會擺脫傳統媒體的束縛，走進一個新的領域，見見世面，幹一番大事業，但我初次與陳建平相識，講話不多，只是帶著耳朵聽，我真的渴望跳出遼寧，到北京去跟他們做新聞，但顯然這與總社聘用我做東北辦負責人的目標不一致，故我們第一次的談話，並沒有一見如故的感覺，我總是要另尋領域的，這不是雄心使然，而是重任在肩，奉命行事，我們彼此都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故此，他對我略顯矝持，此後我回到大連不久，和他還通過一兩次電話，戴某給了我他住處的號碼。他那時在廣州，她媽媽先接的電話，又轉給了他，但通話內容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他媽媽的聲音特別地甜美，或許是我過早地失去了母愛，才音猶在耳，刻骨銘心！。。。。。。但那時，我已經與新調進《文匯報》的駐海南辦事處的林剛一起，寫了大量的短新聞稿件，一時間佔領了它的「中國新聞」版，並承辦了大筆的廣告，這促使社長早下決心，把東北辦正式建立起來，我也盡快從北京辦出走自立，因此，我和陳建平分手了，由同事，下級，變成了平級，雖然，我是小辦事處的頭頭，他是大哥大，但我雄心勃勃，很想在《文匯報》幹出點名堂！
魯平的愛將
90年代初期，香港還沒回歸前，內地的人，尤其是東北人，信息相當閉塞落後，對《文匯報》所知甚少，但對《大公報》略知一二，甚至連新聞界的人，也誤認為香港只有一張報紙：《大公報》。1993年初，《大公報》領風氣之先，在東北長春成立了第一個記者站，由邵干當領導，他在《大連開發區報》首次刊登招聘廣告，我欣喜地寫信應聘。但他回信說已錄用了孫玉光，不能再增加人手了。他瞭解了我的資歷後，很是遺憾，給我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至今我還保留著。後來，我去辦《文匯報》註冊手續的時候，第一關是市政府外經貿委，負責立項的女士看了我的材料後，大驚失色，竟慌慌張張地趕去報案，說是有個香港的反動報紙派人要在大連註冊，要建一個蒐集情報的點，懷疑我是海外的國民黨特務！。。。。。。她認為，除了《大公報》是黨辦的，其它統統是反動刊物，於是百般刁難，我就找《大連日報》負責外經貿工作報導的記者王梅幫忙，又找宣傳部外宣處長王志強協助，才最終歷時一個多月，蓋齊了八九個印章，領到了《首席代表證》和工商局頒發的外企常駐大連分支機構的《營業許可證》，由此可見，當時《文匯報》東北辦的創辦落腳是多麼地不易！
陳建平與我不同，他身處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京原本就有眾多外國媒體常駐記者，各級官員見得世面很多，對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商報》等三家共產黨在香港辦的報紙並不陌生，因為北京的各大星級酒店和外企大都有這些報紙的常年訂戶。而且連香港發行量最大的《東方日報》，《蘋果日報》也能看到。問題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總是一方面，希望港報吹捧他們，一方面，又不斷地做與普世價值相左的壞事，便經常打壓批評他們的媒體，這就使他們陷入了自身的巨大矛盾之中，當《文匯報》等左報與他們保持一致的時候，他們給予資金支持，反之，就給予嚴厲的批評或打壓，其主要表現形式是輕則撤職，辭退，重則拘捕，監禁，比如羅孚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據我所知，「六四」之後，中共從反面吸取教訓，在選派《文匯報》駐京辦領導方面狠下了工夫，經過精心考核，任命了陳建平為主任，因為第一，他是中共黨員，第二，他在廣東省委宣傳部是處級幹部，第三，他做記者的綜合能力比較強，第四，他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很有私交，這最後一點尤為重要。魯平與北京中南海的上層關係非同一般，他在處理回歸前的香港事務方面，深得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賞識，所以，在香港出版的《文匯報》首先必須得到此人的支持，才能為共產黨呼風喚雨，大造輿論，因此北京辦事處主任陳建平，可能最初調進報館，在《文匯報》的位置和作用，並不是特別重要，隨著他多年在京城八面威風的工作，不僅為報社撰寫了大量的稿件，而且積累了廣深的人脈關係，甚至直通中南海，這就使遠離北京的香港總社的社長，總編等人都敬他三分，一來，這些領導的任命來自上級，他們名義上歸國務院新聞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直管，其實，誰在中南海有後臺，誰就說了算，而北京辦事處主任最有這個遊說的便利條件。他的言語對社委會的人事任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所以，陳建平在《文匯報》很是風光了幾年，對此我知道的只是皮毛，而且94年我正式進入《文匯報》之時，陳建平的影響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也從此而衰！其鼎盛的故事可舉一例，《文匯報》一位領導告訴我，陳的太太身患絕症，曾由某人介紹，從北京搭飛機去英國倫敦某醫院求醫，此飛機竟是專機。多年來，我一直不相信一個記者會有如此大的神通，我則傾向於另一種說法，他可能搭乘的是某領導人去倫敦公幹的專機。既便如此，也足以說明陳兄的能量之大！
從陳建平對李肇星的評價，也可以看出這一點，據報導，迄今為止，李肇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交部20位發言人中任期最長的一位。從1985年開始，到1990年，整整5年間，他頻頻出現在中外媒體的新聞發布會上，而此間他和陳建平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李肇星一度還以外交部部長助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發言人。他總是把一些重要新聞事先透露給陳建平，再通給香港《文匯報》影響整個世界。後來，作為中共十三大和七屆全國人大新聞發布會的組織者，李肇星在中外媒體記者中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陳建平曾這樣評價李肇星：在170多名外國和境外駐京記者面前，李肇星總是能以一個讓人接受的形象出現，他跟你交往就像朋友。這實際上，是陳建平個人的並不全面的感受，只能說明他和李肇星是好朋友而已。
不僅如此，除了與魯平，李肇星等有私交之外，陳建平還與香港很多親共的億萬富豪以及國內的大老闆關係密切，特別是一些中資機構派駐香港的各種名義的企業，辦事處，分公司領導等來往頻繁，故他的人脈資源，在左報記者當中並不多見。所以，我到《文匯報》之初，陳建平在10個辦事處主任當中，給它人一種鶴立雞群的感覺。他不把類似我這樣的來自基層的小主任放在眼裡，故許多辦站領導對他頗有微詞，但社長張雲楓談起他時，都以「建平」相稱，顯得非常親切。這一切，一方面給他日後擔任香港特首的助理打下了基礎，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已與大家產生了隔閡。而往往值此之時，春風得意，無暇旁顧，災難就會靜悄悄地走來。大約在1994年，陳建平就是這樣遇到了人生的「拐點」。這種突發事件，頗為類似我入獄前的1999年底與2000初。只是他比我走運而已。
報導闖禍
人們常講，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中共就是這樣的庸人群體，原本，只要是媒體，不論是什麽背景，無論誰是老闆，只要推上市場，沒有一個不應和讀者口味的，換句話說，必須要抓新聞，尤其要抓老百姓感興趣的東西，這樣的稿件才能吸引讀者，賣得出去。《文匯報》也不得不如此，偏偏那時，鄧小平重病在身，老態龍鐘，他最後一次集體接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在14大閉幕之後，看上去他明顯地衰老了，因此，直到1996年去世之前，海外不斷有媒體拿他的健康說事，為了對外闢謠，也為了表示《文匯報》的權威性，或顯得陳建平消息靈通，有一次，劉華清陪同鄧小平在青島或威海觀看海上軍事演習，此事被《文匯報》以幾百字的篇幅披露了，這當然石破天驚！如果在西方，國家領導人整天都在電視上，他出行做事，誰愛報誰報，領導人不敢放一個屁，因為他是老百姓投票選舉的，唯有中國不行，那些深藏中南海皇宮的老人都把自已當成了至高無上的皇帝，他打個噴嚏也成了國家機密！
陳建平沒想到喝涼水塞了牙，他使《文匯報》闖了大禍。據說鄧小平，江澤民震怒！國安部把這篇報導稱為「嚴重的泄露國家機密的行為」，不僅要追究社委會的責任，而且要立即拘捕記者陳建平。北京辦事處記者一位知情者在1999年10月，即我去加拿大度假之前向我描述說，國安部的特工興師動眾地趕到了《文匯報》新址，那時《文匯報》已不在北京飯店辦公，其投巨資購買了北京東城區安定門外大街185號的京寶大廈418室辦公，警車對著它的窗戶，就停靠在馬路邊上。幸虧那天陳建平外出開會，恰好不在房間，並且第一時間得到了拘捕他的消息，他立即坐上飛機，跑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去了，不知藏在哪家酒店，反正連張社長都找不到他的影子。假如他當時被抓住了，進了法律程序，如再釋放就很困難，中國的事兒就是這樣，因為那時鄧小平還有一口氣，江澤民看他快死了，不想讓別人以為他還能影響政局！這真是《文匯報》拍馬屁，拍到了蹄子上，不但沒受表揚，還倒了大霉！被狠狠地踢了一腳！
立即《文匯報》高層幹部的醜惡嘴臉暴露無遺，大家不約而同地都把責任推到陳建平一個人身上，要抓要判，他自身負責，這頗為類似我坐牢之前的情況：文匯報聲明我已離職，並不承認我批評馬向東的新聞稿是首先在黨報透露的。陳建平還不錯，《文匯報》還沒來得及對他進行組織處理，事情就有了重大轉機。最可笑的是，以前與陳建平是鐵哥們的《文匯報》辦公室主任劉某昌，在接到陳從內蒙打來的求助電話後，不是積極想辦法救他，而是落井下石，第一個跑去向上級報告他的行蹤，並積極參與對其的整肅，幸虧那時電話監聽的技術還沒有達到衛星定位的水平，否則，陳建平與我一樣，難免牢獄之災！劉某昌之流的忘恩負義之舉，在我剛到《文匯報》工作之時，私下頗為流傳，但他滿不在乎。這時，反倒是香港《文匯報》老前輩劉銳紹在「美國之音」節目中為陳建平的新聞報導辯護，認為報導軍事演習是正常之事，不應當受到打壓。他比指責別人是「敵對勢力」的那些《文匯報》領導還有人情味和正義感！我當時在深夜收聽了這一節目，禁不住感嘆唏噓。人生是多麽變化無常啊！
記得，我有一次去香港開會，見到了來自北京辦事處的戴某，也就是當年圍著陳建平團團轉的那個女人，我很關切地問他建平的情況，雖然我與他只見過一面，但我為未能回請他而深感慚愧。我說建平沒事了吧？！不料戴某冷冰冰地說，我不知道！就這麽一句，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提起他，如同關齊雲一樣，我立即產生了一種兔死狐悲的失落感，我對我的一個同事說，如果有一天我遇到這種事，也會這樣嗎？。。。。。。後來證明，《文匯報》內部的員工，如此薄情和冷漠的人不少！
現在回想，陳建平真是太幸運了，在我入獄前，已有《明報》記者席楊等多人報導闖禍，因言獲罪，其罪名無一不是所謂的「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陳建平多虧有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等高官千方百計地保駕護航，他本人又精明地在遠離京城的外地躲了半年，直到一切都擺平了，他才灰頭土臉地出來協調，但《文匯報》在上級的壓力下，做了集體檢討，把陳建平辭退了，但為了虛偽的面子，如同對待我一樣，讓陳建平寫了主動離職的申請，從此《文匯報》與他撇清了關係。劉永碧親自跑到北京代理了辦事處主任，直到曾書萬上任才回香港。聽說，《文匯報》還為陳建平帶走自駕的汽車而惱怒，在它的歸屬問題上，陳建平與港館發生了分歧與爭執，後來也不知道如何解決的。反正雙方很不愉快。大概《文匯報》如能預料日後他能隨董建華高升當特助，就會慷慨大度一些吧！
我最後一次見到陳建平，大約是在1999年，地點竟是香港北角的殯儀館，《文匯報》財經新聞部的主任陳堅明在美國採訪期間心臟病發作，忽然猝死，其出殯時剛好我在香港，雖與其只見過兩面，但他的兩撇小鬍子和蹩腳的國語令我難忘。我趕去為其送行，不料在追思會上，竟看到了陳建平，他匆匆地趕來向老同事鞠躬道別，沒有一個《文匯報》的領導主動和他打招呼，彷彿不認識他一樣。我擠在一個角落裡，黯然神傷，因那天人太多，行動不便，已無法和他寒暄。可見，他還是一個很珍惜情義的人。這或許才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當上特助，令《文匯報》尷尬
人生真是難料，誰也想不到，被《文匯報》冷落了幾年的北京辦事處主任陳建平，經過長時間的沉寂之後，忽然名子登上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官的行列。1997年，他出任特首董建華的特別助理。實際上，在這之前，他已默默運籌了許久，他先是參加了由邵友保等港商搞得「香港明天更美好基金會」的活動，和資金雄厚的香港大財團交往很好，又通過以前中南海的老關係，把自已推薦給了董建華，據說，這使《文匯報》非常尷尬，最初他離職時，誰也想不到陳建平還有今天，要知道，特助是新聞信息最靈通的人士，作為一張港報，多麽需要他的支持啊。可惜，由於「六四」以後《文匯報》的領導層，已經沒有了敢於「開天窗」的李子誦式的人物，剩下的人已被嚇破了膽，他們失去了遠見，在陳建平的問題上吃了大蒼蠅，所以2000年底之前，香港很多報紙都披露了特助陳建平的年薪，以滿足讀者口味，唯有《文匯報》裝聾作啞，令人匪夷所思。
據黑龍江新聞界知情人士披露，每年冬天，陳建平都會約上香港風凰衛視的老闆劉長樂一同到哈爾濱觀賞冰燈和滑雪，但他見到新朋舊友從來不提《文匯報》一個字，如果誰談及《文匯報》，他也沉默不語，但很多人都知道他過去是北京辦事處主任，1994年，在我接任東北辦首席代表以前，黑龍江省的新聞，是他的報導範圍，他每年都到這裡參加由哈爾濱政府舉辦的冰雪節開幕式。他之所以不對《文匯報》評價，是因為心靈受傷之深使然，以致語言難以形容其感受。一個堂堂的北辦主任，不僅為報社四處奔波，籌集資金，辦理優惠政策手續，購買了新的房產，徹底告別了《文匯報》駐京辦寄人籬下的歷史，而且為社長總編等人辦成了無數件好事，其中有的受惠於組織，有的得益於個人，或二者兼之，比如，江澤民的心腹是滕文生，他的兒子滕某即被陳建平調入辦事處工作，等等，還不算每年編髮的吹捧共產黨的數百篇文章，為黨的喉舌承辦的上千萬的廣告款，只因一篇巴掌大的小稿，《文匯報》就與他翻臉了，確切地講，是共產黨對他翻臉不認人！我想，一方面他看透了這件事的本質，很是傷心，一方面又要繼續享受經濟繁榮的物質生活，很是無奈，就是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憋著一股勁拚命干，才爬上了香港特助的位置吧！
據香港新聞界朋友透露，最初《文匯報》高層不好意思找他辦事，以為董建華任期滿了，他或許就離職了，但不料，到了曾蔭權時代，他不但保留了特助職務，而且還官升一級，繼續成為新的特首的「政治設計師」，據報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新任行政長官曾蔭權6月24日在北京宣誓就職，在先後與總理溫家寶和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會面中，留給香港市民最深的印象是，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感謝中央的信任」。在北京期間，這句話，他前後講了幾遍。而且，6月23日中午當飛機抵達北京機場時，他走出機艙，一路小跑前去與接機的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握手。香港媒體指責曾蔭權如此表現說，到底是他本人要向北京高層表現出謙卑和忠誠，或是他的助手給他的建議？曾蔭權此次上京，隨行人員中包括被認為是其「政治化妝師」的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這位董建華留下來的「老臣」，由於其具原大陸官方背景，相信是曾蔭權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故問，少不了也教了他上述與中央領導人接觸的「招數」。我不敢斷定這是陳健平的點子，但據我對他的瞭解，他肯定贊同曾蔭權這樣做，因為陳建平雖然受到《文匯報》的冷落，也險些坐牢，但他畢竟化險為夷，他依然是這個制度的受益者。故他對《文匯報》是愛恨交加，他既知道該報的黨八股德行，也需要共產黨的喉舌為特區政府唱讚歌，所以，他們都是同樣尷尬的。
陳建平不是特務
據香港媒體報導，陳建平是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由北京國務院港澳辦前主任魯平推薦，出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特別助理的，從此進入港府建制之內，一方面協助董建華處理與北京的關係，另一方面，作為北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裡的耳目，更在某種意義上，起到了監視和牽制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作用。這說明寫這篇報導的人，不太瞭解中共和陳建平，共產黨對香港的控制早已深入骨髓，沒有必要用陳建平這樣知名度高的前《文匯報》記者代勞。如果他是特工，起監視作用，那麽90年代初，安全部抓他幹嘛？監視他的人，不必明睜眼露地呆在曾蔭權身邊，這是技術手段的常識性問題。
我的理解是，陳建平在記者崗位上多年積累的人脈關係太重要了。不論是董建華，還是曾蔭權，都不能按照內地人的價值觀和方法去協調，而陳建平具備這個能力，又會保護這些資源，從而表現出他得心應手的綜合能力，誰會不用他呢？至於劉淑儀，她是前《明報》助理副總編，她熟悉的是香港社會各界事務，與陳建平相比，是南轅北轍，正好形成雙飛的兩翼，而林煥光等人更與他不能同日而語，豈用多言？
所以，擔任行政長官特別助理的陳建平，不僅是給特首草擬發言稿，而是政治上出主意，行動上牽線搭橋，至於被媒體責為講稿「字裡行間可以發現相當濃厚的內地風格」，則是表面文章，何足挂齒？我們可以看到，6月23日，曾蔭權趕到北京宣誓就職時，溫家寶總理向他頒發任命令並監誓。新聞公報稱，陪同的官員有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新聞處處長蔡瑩璧、行政長官私人秘書葉文輝、及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而後來的許多次重要會議，比如4月21日的「海南省博鰲亞洲論壇2008年年會」等。人們都可以看到陳建平不離左右的身影。
不論如何，在陳建平的內心深處，肯定保留著一個角落，那就是：「六四」！他絕對不會贊同屠殺，正如他不會接受國安部對他的拘捕一樣，所以當《人民不會忘記》一書再版時，他並沒有反對編者的善意。20年前，64名曾採訪過北京民運的香港記者，為了讓歷史記住這件大事，迅速集合起來，將大家所瞭解的北京民運始末，綜合報導，組成一幅綜橫交錯的「京城變亂圖」--《人民不會忘記》，於1989年7月底面世。當年十二月又出版了增訂版，銷售總數超逾五萬本。由於此書早已銷售一空，因此多年來書店內均無本書蹤影。為了讓年輕一代認識此事，《人民不會忘記》編輯委員會決定籍20週年的機會，再版此書，銷售收入會撥入香港記者協會下屬的「人民不會忘記基金」，用作促進及推動中國和香港新聞自由及出版自由之用。這64名記者中，就有《大公報》的陳傑文和《文匯報》的陳建平、劉銳紹等人。
我最後一次和陳建平聯繫是在1999年，記得在香港逗留期間，我主動打電話給他，表達了回請他喝茶的願望，他最初答應了。後來因為要隨特首出行，不得不取消，我相信他不是敷衍了事，因為我當時還在體制內，但願他後來聽說我被捕坐牢的消息時，能夠感到同情，而不是慶幸。我指的不是他在香港的與我見面，可能那時我已進入了國安特工的視線，而是說，他當初也是因言去職，與我不同的是，他有上面的高官魯平做主！我則形單影隻，身陷囹圄，實際上《明報》的夏泰寧等人均有類似危險，只是未做公開報導而已。這正說明中國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故此，我希望陳建平能夠利用他的影響力，推進香港和內地的法制與民主，推動中國的政改和新聞自由，而不是相反，否則，他就是自打耳光！就是幫了當年趕到北京辦事處去抓捕他的國安特務的忙！
我還要告訴他，一個佈滿了特務的國家，不是一個令人有尊嚴的國家；一個動輒使記者失蹤，被迫離職，或坐牢，非正常死亡的國家，是一個必將在人民的怒吼中崩潰和動亂的國家！陳建平與我，或許會看到這一天！我的不幸是，始終盡力而為，但失去了物質利益，他的不幸是，曾經努力了，但嘎然而止，他遺失了最寶貴的精神追求。
2010年6月18日於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