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述及「文革」前十年的毛澤東時寫到：「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在「文革」這一部分又寫到：「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毛要進行專斷，就要維護自己的權威，搞個人崇拜。當別人的政治主張與他相衝突時，他總是要求別人屈從於自己，總是要求別人作檢討。譬如，建國初劉少奇提出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而毛則認為要向社會主義過渡，結果是劉不得不做出檢討。1956 年，周恩來面對經濟建設中出現的急躁冒進勢頭，提出了「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正確方針，使得1957年比較順利地完成了「一五計畫」，但這與毛的反右傾保守主義發生了衝突，後來不得不為此一再做出檢討。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為人民仗義執言的彭德懷向毛寫信，對當時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卻被認為是對他權威的一種挑戰，從而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打入「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毛澤東可要他身邊所有的人作檢討，而他自己卻可以例外。
毛澤東自己不作檢討，是不是意味著他始終覺得自己都是正確的呢？如果說從建國初直到1958 年提出「三面紅旗」為止，他對自己的路線和主張還都堅信不疑的話，那從1959年開始，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的日益暴露，終於釀成了「三年大困難」的大禍，再說他此時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有些說不過去了。面對這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的嚴峻局面，他也不得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有所交代，作了個自我批評。1965年，在派彭德懷前往西南參加三線建設之前的一次談話中，毛也對彭說過：「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但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不等於就會真心地做出檢討，更不等於就會主動承擔起責任或進行改弦易轍。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上，他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道：「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就在他「檢討」過後，善於揣摩他心思的林彪發表講話，說最近幾年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聽後立即讚揚，說林彪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由此可見，他的這個「檢討」又有幾分的誠意在！王力也說過：「毛澤東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處罰以後，並不檢討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 」毛澤東為何如此不願檢討呢？他曾對毛遠新說過：「我們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已詔。」他還說過：「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他發動了大躍進，使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闖下了大禍，如果公開承認錯誤就得下臺謝罪。這樣，他不願做認真的檢討、不肯下「罪己詔」的箇中原因就分外清楚了。
「罪己詔」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書。罪己詔大多是在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國家處在危難之時頒發的，帝王通過對自身過錯和失敗的反省懺悔，以消除民怨，籠絡民心，渡過危機。作為「君權神授」的古代帝王，能對自己的過錯反省悔悟，就已經十分難得了，倘若再寫成文告——《罪己詔》，頒示天下，就更屬不易了。同時，也因為「君權神授」，帝王下了罪己詔後並不需要承擔什麼責任，也不會因此下臺。只要他能從中吸取教訓，改弦更張，就能重新取得政權的穩固。而在沒有了君王的專制政治時代，最高統治者已經沒有了「君權神授」的天然合法性，他的權威要靠搞個人崇拜、靠「造神」取得。他一旦公開認錯，頭上神聖的光環無疑就失去了。而且在這樣的時代，權力的轉移往往是通過非正常程序的，權力鬥爭是十分複雜、殘酷的，統治者如果承認自己的錯誤，就很有可能會因此下臺，甚至成為階下囚、刀下鬼。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政治家也有著私人利益，政治家也會犯下錯誤，但這些都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制度約束權力，政治家的私人利益就會無限膨脹，政治家就會一意孤行下去，從而給社會和人民帶來許許多多的悲劇，而對於政治家本人來說也未嘗不是一種悲劇。而在民主政治下，由於建立起了權力制衡機制，政治人物很難肆意妄為，就是他們犯了錯誤也很容易得到糾正。對於政治人物來說，一旦犯下錯誤就要受到問責，其程度要視錯誤的性質而定。但即使他們被迫下臺了，只要沒有觸犯到刑法，也仍然是一個自由的公民，或者繼續從事政治活動，或者去幹別的行當。
只有用民主政治取代專制政治了，政治人物的「罪己詔」才會成為一種制度，使人民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而不用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寄託在某個人物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