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個海歸的朋友談到了中國的民主進程問題時，大家都有個共同的看法，就是在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強大到足以掌控整個社會的時期，繼續在當前政治體系下進行探索改良之路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有時候在想，現在其實不是誰來執政的問題，而是專政的「專」字問題。無論誰來做事，只要沒有監督和制約，都會滋生腐敗。比如說，一個縣城，所有的官都在貪污受賄，一個縣長不貪，那是沒有用的。再說，大家還會把他弄下來，因為別人認為他不合群，想搞倒正在貪的人...
建立基層民主制度，是在不能從高層開始改革的現狀下所產生的曲線改良方案。首先要談到的是經濟與民主改革的內在關係，除了眾所周知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外，我們更需要思考一下意識形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
對於那些激進的改革派，我總會對他們說，你去看看那些二三級城市和縣城裡的路上行人們，他們在為生活奔波的時候，你去和他們談民主，談自由，他們會覺得那是天書。而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只是正常的過日子。
正如王爾德所說，生活是奢侈的，大多數人只是在生存。這正是對在當前高房價，高生活成本的社會中疲於工作的人群最真實的寫照。可以這樣說，從房價開始上漲的那一天起，有一句話就可以成為在中國進行經濟活動的必然準則：當通貨膨脹率高於銀行貸款利率的時候，炒房是最低風險的投資。而沒錢買房的人，永遠在討生活。德國的房價平均每年上漲 1%，而同期的通貨膨脹率是2%，當然，這是建立在統計基礎上的平均數據，正常生活的人是很難感受到這一變化的。從這點來看，以可比物價計算，德國的房價實際上是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跌。房子回歸了它的居住本性，也就沒有人想通過囤積這個生活的必需品來積累自己的財富，從而傷害了那些沒有基本生活的人。
在這樣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導橄欖型社會裏，很難產生激烈的矛盾，大家的生活水平相當，沒有人會看不起周圍的人，大家能夠和平相處也就是必然。而在中國當前的金字塔型社會中，矛盾處處存在，如果不能平穩的增加中產階級的數量，那麼經濟改革的道路必然受阻。當人們的購買力下降到只能維持日常生活的時候，內需的擴大也就無從談起。
面對質量無法保證的商品甚至是住房，大家會去聲討那些低素質的農民工。而他們正是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是整個制度的受害者，當別人問我遇到那些言行可惡的農民和低收入者時，是否還能平心靜氣的與之相處，或是去討厭他們時，我想，我們在生活中受到這些人影響的時候，不應該是討厭，而是恨，恨那些讓他們變成這樣的人，正是官僚資本和無限制的貪污腐敗在剝削了他們勞動的同時剝奪了他們正常生活的權利和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素質。中國人的仇富自古以來仇的都是不是單純的富裕，而是官僚資本，官商勾結。這樣的富難道不是社會所應該鄙棄的麼？
國民素質的提高，必然伴隨著意識形態的改變。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分享，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證經濟發展的方向是正確的。而這一切又需要輿論監督的保證。在沒有制約的情況下，資源很難以合理利用，而且，稅收的分配和使用很難讓納稅人收益，因為用自己的錢總是會精打細算，而獨斷專行的使用稅收必然會造成極大的浪費和滋生嚴重的貪腐現象。
當前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衝突已經越來越明顯，污濁的空氣，不乾淨的水，不安全的食物，成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最大阻礙，而這一切嚴重的問題，似乎已經不是那麼能吸引大家的關注了。周圍的人開始變得麻木，他們會覺得食品中的有毒添加劑變得平常，讓人壓抑的空氣也成為大家能接收的對象。越來越少人會在閒聊時談起這些嚴重影響生活質量的環境問題了。因為沒有人可以改變它，也沒有人願意去說，因為沒有人聽你的話。
憲法規定，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現在的提法又是，工人和農民都是弱勢群體，在這個社會裏，領導都能弱勢，還有什麼不會發生呢？
民主就是監督與制約，在人民當家作主這個定義已無法證明的時候，這是最好的解釋。
經濟上反左與政治上的反右似乎是一對孿生兄弟，而正是他們聯手形成了今天中國發展的巨大桎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已經懸在這個政策之上，稍有差池，必然會再造一個歷史的罪人。借用劉少奇曾說過的一句話：歷史是人民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