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價上漲已經引起恐慌，從前期的小品種上漲到目前主糧價格出現上升趨勢。首先反映在期貨價格上：強麥從6月3日低點每噸2272元上升到7月19日收盤價每噸2357元；早秈稻從6月30日的每噸2069元上升到7月19日的2149元；玉米從6月15日的1834元上升到7月19日的1923元。
現貨收購價也在上漲。6月底安徽、山東等地小麥收購價格，同比上漲約10%，首次衝破每斤1元大關，遠遠高於國家發改委等部門6月初聯合發布的《2010年小麥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中的政策收購價。
今年7月12日，國家統計局發布公告，2010年全國夏糧總產量12310萬噸，比上年減少39萬噸，減少0.3%。這是7年來我國首遇夏糧減產。產糧大省的糧食價格開始上升。
糧食價格上升，助推CPI上升，這是通常的擔憂。但把CPI上升推到糧價頭上是張冠李戴。
糧價上升與CPI上升的具體關係迄今沒有明確結論。而據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仇煥廣研究，糧價與CPI關係不大，食品價格上漲並不是 CPI 上漲的主要動因，CPI變化的主要動因是非食品價格變化，非食品價格對CPI和食品價格的影響十分顯著。糧食價格每上漲1%，會使CPI上漲0.30%，其中稻穀、小麥、玉米每上漲1%分別會使CPI上漲0.09%、0.09%和0.12%。反之，非農產品價格變化每推動CPI上漲1%會使稻穀、小麥和玉米價格分別上漲2%、1.94%和3.2%。並且，糧價的上升往往伴隨著農業生產資料的大幅上升，農民所得的實惠不多。
糧價上升的因素包括，錯誤的激勵機制導致各收購主體抬價購糧爭搶糧食補貼，糧食加工深化，糧食運用於飼料、工業等行業，但在庫存量穩定的背景下，在虛擬經濟時代，核心因素則是貨幣。
從歷史數據看，糧價上升並不必然導致CPI上升，而貨幣發行泡沫與糧價上升有直接關係。
從全球市場看，從2005年開始到2008年年初，糧價飛速上漲，主要糧食價格上漲80%。2007年國際市場小麥、玉米、大豆、大米平均價格同比分別上升58.2%、44.4%、45.9%和6.2%，所有大宗糧食品種都創下10年新高，2008年頭兩個月，世界糧價就上漲了9%，大米價格達到19 年來最高，小麥價格創下28年來最高。此時正值次貸泡沫最後的瘋狂期，也是全球次貸泡沫崩潰之前的最後狂歡，不僅糧食價格，包括石油價格在內的所有大宗商品價格都在瘋漲。
國內市場的數據同樣反映了通脹與貨幣的關係更大。「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表示，歷史上幾次高通脹都不是糧價上漲引起或推動的。1988∼1989年的通脹率為18%左右，當時糧價是被絕對管制的，通脹與糧價上漲無關。1990年前後，由於低糧價傷害農民，糧食定購價格突然上漲到0.24元/斤，上漲 100%多，1990∼1993年的物價反而出現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出現第二次通脹，通脹率分別達到 13.1%、24.1%和17.1%，同樣不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引起的，而是在通脹出現後，糧價相對過低，嚴重傷害農民利益的情況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許糧價上漲，1996年糧食收購價格達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卻出現了通脹轉向通縮的現象。由此可見，歷史上歷次通脹不僅不是糧食價格上漲引起和推動的，反之每次通脹出現後，都是隨著糧價補漲而轉向穩定。最新的證據是，2009年，安徽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負增長，但糧食價格仍然上漲了 7.3%。
截至2009年，全國夏糧產量和全年糧食總產量連續六年增產，但就在連續增產之時，全國的糧價仍然起起落落，由貨幣發行引起的通脹預期，以及全球資產價格高漲引發的輸入性通脹流傳於世。
無論是從氣候還是從人口增長看，我國未來糧食生產都不應該放鬆，但這無法掩蓋糧價上升主要是貨幣現象這一事實。貨幣過量發行導致購買力下降，農民惜售，遊蕩的資金過多，許多人通過期貨市場影響現貨市場。即使我們有足夠的把握保證糧食供應，但貨幣量的上升仍然可以讓糧價上升。
與其他國家相比，過去十年我國貨幣過量發行，超過美國等國，如果不改變貨幣發行機制，我國的資產品價格還會上升，虛擬經濟將徹底壓倒實體經濟，而糧價與房價一樣，反映了貨幣發放超過實際財富之後的恐慌性上漲。
糧價上升，通過給農民的直補，通過土地政策的調整提高效率可以解決，貨幣發行量長期不加控制，才是扁鵲難醫之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