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在陪同德國總理訪問西安期間，與一些在華投資的德國企業家舉行了座談。在中國政府看來，這次座談會是一個改善自己形象的好機會，沒料想它卻變成了一個公關災難。通常，在華的外國投資者，尤其是大的跨國公司的老總們已經完全適應了中國官場的「面子文化」，在公開場合一向是積極配合中國政府的公關舉動，通過對高級官員的微笑和奉承來獲取幕後商業優惠的。但是這一次德國人居然翻臉，當眾抱怨中國的商業環境惡化。
帶頭向中國總理髮出抱怨的是兩個知名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一個是化工巨頭巴斯夫的的賀斌傑；另一個是電子巨頭西門子的羅旭德。羅旭德同時還擔任德國亞太商業委員會主席。前者抨擊中國對市場准入的限制，逼迫外資企業將技術訣竅轉讓中國公司以換取進入中國市場的權利。後者指責中國政府在公開招標中歧視外國公司，並在汽車和金融服務等領域的貿易和投資方面對外資進行限制。這二位德國企業高管的做法與前不久那個劍橋大學的德國籍學生向溫家寶扔鞋抗議異曲同工，都有些讓中國總理下不來臺。
他們的指控涉及中國政府是否遵守其對世界貿易組織所做的承諾，而且在這些指控背後是日益高漲的在華經營的外資企業的不滿情緒。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勢必影響有近期的外資流入勢頭，從而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負面影響。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不得不對這些指責進行答覆。溫家寶一方面耐著性子讓火氣十足的賀斌傑冷靜下來，一面辯解道中國對外資仍然持開放態度，沒有歧視外國企業。
當然，溫家寶的辯解恐怕很難得到外資企業的認同。例如，中國歐盟商會今年上半年曾經對五百多家歐盟在華企業進行了一次商業信心調查，其中百分之四十的被調查企業表示對中國的投資環境信心不足。他們認為包括投資批准程序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在內的投資環境已經並且將進一步惡化。有的企業甚至認為他們正在被擠出中國市場。其實發出抱怨的不僅僅是歐盟的企業，在華美國商會主席孟克文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也公開表示對中國投資環境的擔心。
客觀分析，外資企業之所以感到中國投資環境惡化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與中國的民營企業相比，不少外資企業、尤其是那些能夠與各級政府領導人直接接觸的跨國公司長期在中國享受著「超國民待遇」。他們有著低所得稅、快速批准、不受和少受基層執法人員索賄盤剝等中國民營企業所沒有的投資條件。隨著中國民營企業的不斷抗爭，尤其是中國社會有賴於民營企業幫助解決大量的失業問題，中國政府近年來不得不對這種外資企業所享受的「超國民待遇」進行了調整，隨著這些「相對優惠」 的失去，外資企業感到競爭日益強烈。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對外資企業的監管並不是依靠公正透明的法治體系，各級政府官員具有很大的解釋和處置空間。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亟需外匯和資本來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因此官員們對外資的監管也就相對寬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尤其是隨著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這種對外資需求的急切性不斷降低。因此，中國官員們對外資的態度也就有了明顯的改變。近來在處理與一些外資企業的爭執中，中國政府官員們變得 「財大氣粗」，對外資企業的監管也就嚴厲了許多。過去的「法外施恩」和現在的「法外施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外資企業的抱怨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第三個原因是中國的生產成本的確在上升，市場環境的確在惡化。長期以來，中國生產一線的工人們的超低廉勞動報酬、超惡劣的工作環境、幾乎等於零的社會保障成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低廉的人工和環境成本正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但是，這種狀況難以為繼，隨著工人們抗爭意識增強以及中國政府對社會控制能力的減弱，中國工人的工資不可避免的要實現「補償性調整」。這些外資企業在國際市場面對的是在金融危機中加劇市場競爭，在中國市場面對的是政府支持的國有企業對高利潤行業的壟斷，再加上成本上升，這些因素湊在一起，如何能叫他們不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