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發現，「入園難」體現的其實是一種社會不公。它是由財政投入不公所造成的。
目前，在財政投入方面，政府過多地重視公辦園中的示範園，而在示範園中入托的多是些官員子弟。
財政投入也不扶持民辦園，更未將那些位於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工子弟的學前教育，納入規劃。
幼教專家張燕表示，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時，必須使公辦園具有補償低收入群體的功能。只有保證了學前教育的公益性，「入園難」才會得以解決。
北京年輕父母的共同心願，就是想讓孩子能進入公辦園中的示範園。人們都說，「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進入一所好的幼兒園，就好像踏上了一條比別人更靠近終點的起跑線。
盧哲鋒也不例外
他在新能源領域工作，兒子已3歲。
直到盧哲鋒為兒子報名上幼兒園時，才明白媒體上那些專業名詞：公辦園「稀缺化」、優質資源「特權化」、收費「貴族化」，對他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累、焦躁和煩惱。」盧哲鋒說。
著名幼教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燕認為，這些社會不公，和財政投入的不公平有關。目前的現狀是，只重視示範園，不扶持民辦園，忽略城鄉接合部的黑幼兒園。
示範園裡的「條子生」
知情者透露，北京首批示範園之一的「北京一幼」，每年100餘個名額幾乎都被官員子女佔用
在孩子入園問題上，盧哲鋒承認自己有些鬆散。他家住方莊，周圍鄰居都提前兩年為孩子報名，而他一直沒上心。
孩子一歲多時，盧哲鋒跟風去方莊一幼、二幼報名，才發現這些公辦園早就報滿。盧哲鋒開始發愁。
艾米和盧哲鋒不同，她更積極。她孩子於2008年出生，2009年，艾米就已在兩家公辦園為孩子登記。她說，當時只要在傳達室師傅那兒就能登記。
後來，一家園說不再對外招生;另一家園稱，不再接收3歲內的孩子。
艾米又去總政幼兒園。她說，按早年形勢，內部收完後，還能有空餘名額，所以沒「關係」而早報名的孩子，便會有點希望。但是今年的情況是，「必須要有關係才能上」。
受困擾的不僅是家長，範佩芬也被「入園難」煩惱著。她是崇文區第三幼兒園的園長。
「現在孩子入園，首選的就是公辦園。」她說，她曾設立過一個家長諮詢日，一下就排了400多名家長。
為了進公辦園，家長們什麼都願遷就。他們會對範佩芬說，「沒地兒，我有一個角落都行。沒椅子，我拿小板凳來，甚至可以不睡覺，不吃飯，只要你讓我孩子受教育。」
劉金玉也是每到招生時，就感到壓力重重。她是北京市第一幼兒園副園長。
北京一幼坐落於京城黃金地帶———東四北大街的汪芝麻胡同內，5584平方米的場地，猶如一座王府。
該園由周恩來批示，創建於1949年，曾專門接收外國商社、使館的子女。2001年，成為北京首批示範園之一。
如今，園內有孩子400多名。據知情者稱，進入「一幼」的許多都是「條子生」，多是政府官員的孩子。每年，教委把條子一打包，直接交到幼兒園。4個班，100多個名額，就被佔得差不多。
示範園要錢就能批?
有公辦園園長稱，公辦園級別越高越能獲財政支持，因質優價廉，很多園會收取贊助費
在盧哲鋒看來，當初他首選公辦園的理由，和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公辦園有優質資源，且收費偏低。
崇文三幼園長範佩芬說，其實公辦幼兒園的級別，和其所能獲得的財政支持力度息息相關。
示範園是一級一類幼兒園中的龍頭園。一般「不用想有沒有錢的問題」。
北京對公辦園的財政投入在各類教育總投入中，呈逐年下降，從2000年的2.05%下降到2007年的1.92%。
2008年，北京十幾億元教育附加費中，學前教育僅有0.39億元，佔3.1%。
北京市政協委員李建麗曾對媒體表示，公辦園中，政府每年給每位入園的學齡前兒童下撥的經費僅為200元
而這些有限的財政投入，更多投向「示範園」、「優質園」。據瞭解，目前北京能獲得國家財政支持的幼兒園僅145所。
北京一幼的副園長劉金玉不怎麼為資金髮愁。她說，園裡曾修繕一棟樓，好幾百萬元，大部分是國家投入。
東城區政府在北京一幼也投入大量財力。2000年，園裡修人工草坪，投入了一二十萬，園裡自己也出了一部分。
在北京一幼，除了教室，還設置有科學宮、電腦室、體能訓練室等設施。園內的每樣物品包括桌椅、電腦，都貼著國有資產的標誌和條碼。報廢處理，要經過報批，由國家的相關部門統一回收。
園長馮惠燕還可以依據需要，向上級申請項目資金，大約一半的項目會通過審批。但國家的教育投入必須專款專用，不能用於人員支出。
該園是全北京第一家安裝紅外線探頭的幼兒園。
當年北新橋幼兒園安全事故剛發生後，因為事發地離北京一幼很近，人心惶惶。劉金玉說，後來有市教委領導來視察，說安全一定要加強，立刻給撥了40萬，裝上探頭。
北京一幼的費用也很低廉，每個月的日托費是490元，還有100元的寄宿費。
有公辦園園長說，國家對公辦園收費標準有明確限定，目前一直停留在1997年所制定的價格。其中托兒費每個月150元，托補費為80元。
「現在，民辦園每月費用兩三千，公辦園教育水平那麼高，師資那麼好，只收取幾百元的學費，真是覺得不公平。」這名園長說，所以很多公辦園都收取捐資助學費。
採訪中，她一直強調，這叫作捐資助學費，而不是贊助費。
北京一幼每年每人收取12000元的捐資助學費。劉金玉說，有一半是花在了園裡的項目建設上。
「投入不足」催生天價園
專家表示，公辦園數量不夠便無法約束民辦園的市場價格，過多天價園無益於解決「入園難」
後來，盧哲鋒通過朋友，聯繫到勁松一幼的一個名額。那是所一級一類的幼兒園。盧哲鋒曾為此心動，但考慮離家太遠，便放棄了。
最後盧哲鋒在自己小區裡找到育強幼兒園。
這是一所以體育才藝為特色的民辦園。
園裡的游泳館，有獨立供暖系統;教室的層高，都被提高到3.9米以上，每個班的面積都達到150m2;還有獨立活動室、臥室及盥洗室;園內還建有標準網球場、輪滑場、小足球場以及大型戶外遊戲設施。
這裡所有的設計，都由該園董事長李大軍完成。
「我們民辦園和公辦園根本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李大軍說，他們非但沒有國家和地方的財政支持，每年還要向教委交付46萬元的「公有資產佔有費」，因為他們必須要向教委租用小區的教育用地和設施。
李大軍建園投入了720萬元。他認為，民辦園為國家節約很大一筆教育投資。
他不贊成隨便說民辦幼兒園收費高。
育強幼兒園目前收費是，3歲半以下的孩子每個月1480元，三歲半以上的孩子每個月1880元。每人入園還需交贊助費每年3000元。
李大軍也注意到媒體報導說「民辦園呈兩極分化」。他說，育強只是一個中端收入的幼兒園。一般民辦園收費超過1800元就能賺錢。而現在很多民辦園每月收費為3800元，「那確實是暴利。」
由於民辦園帶有很多市場特性，關於它的定價，政府不能幹涉，只能對其實行備案。於是有些民辦園完全按照市場規律辦園，向高端化、貴族化發展。
北京朝陽區培基雙語幼兒園是一家高端民辦園，該園一份不住宿的收費明細表顯示：日托費5500元/月;餐費為400元/月;班車費600元/月……平均每月費用達到7000元左右，而這些收費還不包括各種興趣特長課的費用。
而其網站圖片顯示，「培基」場地設施之豪華，不亞於一些高級商務會館。
北師大學前教育教授張燕認為，大量「天價幼兒園」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公辦園方面投入不足。「據我所知，天價園都很賺錢，賺錢後更容易打造品牌，價格也就越來越貴。」
而專家們普遍有這一共識，過多的天價園根本無益於解決「入園難」問題。
「黑園」任由自生自滅
專家張燕表示，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並未被政府部門納入規劃，他們現在都由「黑園」接納
張燕在研究了中國和西方的學前教育之後，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後代的一個重要環節。一些孩子家庭條件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那些權貴和富商，可以選擇讓孩子去上貴族學校，不會過多佔用公共資源。
張燕說，在中國，恰好相反。有權的，能讓孩子進最好的公辦園，享受有限的財政資源；有錢的，能進最好的貴族民辦園；沒權沒錢的，要上廉價園，更甚者只能上黑幼兒園。
張曉東的「育苗藝術幼兒園」就是一所黑園，位於朝陽區東壩鄉西北門村的民房內，有350平方米大，70名左右的孩子，多是農民工子弟。
2007年，從事推銷生意的河北人張曉東經親戚介紹，從前園長手裡，花了5萬多元，將這家幼兒園盤了下來。其中，包括3萬5千元的兩個月的房租，一架顏色鮮艷的滑梯，和一些桌椅板凳。
這些外來農民工後代每月300元的學費，就是張曉東所有收入的來源。3年來，張曉東從政府得到的東西，只有消毒水、口罩此類防治手足口病和甲流的物品，都來自防疫部門。
外地幼兒園頻發安全事故後，張曉東被要求購置安全器具，他買了兩根木棍，卻因為沒有資質，辣椒水和鋼叉沒買到。
在東壩鄉，有18所未經註冊的「黑園」，只有一所正規幼兒園。而西北門村的6所幼兒園，都是「黑」的。
西北門村村主任何萬清認為，張曉東這樣的黑幼兒園園長，更像是在做生意。但如果把這些黑幼兒園都關了，眾多的農民工子弟將無處入園，對社會安穩會有影響。
而東壩鄉另一黑園園長石梅認為，政府應扶持這些為弱勢群體服務的幼兒園。「我們園裡的孩子，跟名牌園的孩子一樣，都是國家的未來。你不能只管他們，不管我們。」
石梅說，政府可以出臺政策，進行教育評比，把那些教育質量不行的園給關了，給教育質量好的園轉正，「但現在是，一股腦地都任我們自生自滅。那不公平。」
張燕也曾與北京市教育部門就這一問題做過交流。
「但在政府規劃中，目前沒有外來兒童的位置。」張燕說。
「公辦園須對弱勢者補償」
有專家認為，只有啟動公辦園的排富原則，令其回歸公益性，才能真正解決「入園難」
張燕認為，目前媒體報導的「入園難」其實是「選園難」———要選擇一個能符合自身經濟條件的好幼兒園很難。
在選擇幼兒園的過程中，出現很多不公正的社會現象。有專家認為，投入方面的不合理，是導致不公正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
這位專家說，現在的財政投入等於是被權貴享有，如何使得財政投入能夠對弱勢群體產生補償，那是需要我們動用智慧的，「也是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學前教育的公益性」。
對於如何保持學前教育的公正性、公益性，中國學前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在一份報告中表示，世界上許多國家常會使用兩種手段。
首先，保持半數以上的公辦園，以調控、約束民辦園的市場價格。
其次，公辦園遵循「排富原則」，而對弱勢群體進行補償。如美國，優先安排低收入家庭、有特色就學需要的幼兒上公辦園。
張燕表示，許多國家的公辦園都具有補償低收入群體的功能，但在我國，公辦園不具有這樣的性質。
張燕還認為，應該改變對學前教育的刻板思維，開展非正規的學前教育實踐。這個模式主要面對中低收入人群，以社區為中心，發動多個家長，參與到對本社區孩子群體的教育中來。「政府可以扶持一些這樣的試點。」
盧哲鋒的孩子已進入育強幼兒園，盧說，他並不看重育強教小孩學體育技能，只是覺得能游泳小孩會覺得挺好玩。而且可以讓孩子養成鍛練的習慣。
艾米在公辦園進不去之後，又去考察了兩三家民辦園。她要麼對教學理念不滿意，要麼對價格不滿意，至今還未確定將孩子送去哪家。
艾米說，實在不行，讓孩子再等一年入園。
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後代的一個重要環節。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那些權貴和富商，可以選擇讓孩子去上貴族學校，不會過多佔用公共資源。
在中國，恰好相反。有權的，能讓孩子進最好的公辦園；有錢的，能進最好的貴族民辦園；沒權沒錢的，則上廉價園，或黑幼兒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