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若姑姑：
我沒料到，在現今共產主義已經行將就木，面臨滅亡的年代，安若姑姑對共產主義，對中共的認識反到不如您一九九零年到夏威夷探親時了。
我電話中說要徹底否定共產主義時，姑姑非常生氣。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近百年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僅僅是簡單的摧毀私有制的問題，也不僅僅是簡單的扭曲人性的問題，更不僅僅簡單是破壞經濟發展的問題。近百年的共產主義運動更是殘酷的群體屠殺的問題。近百年來，在世界上的各個共產國家共殺掉了近兩億人。光一個當時僅有近八百萬人口的小小的柬埔寨， 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裏就殺掉了柬埔寨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近二百萬人口，而柬共殺人的後面是中共支持的。
蘇聯斯大林時期殺人如麻更是舉世聞名。根據有關資料，在準備蘇共第二十次黨代會時的一個特殊委員會要求內政部統計的數目表明，按照秘密警察檔案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簽署了681,692人的處決。
而中共殺人的殘酷和隨意則遠遠超過蘇聯斯大林和柬共殺人的殘酷和隨意。中共殺人規模之大，殺人數量之多，殺人時間之長久，而且直到現在還仍未停止殺人，使它在世界共產國家的殺人運動中獨佔鰲頭。
中共自成立以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殺人，早期中共發起的湖南農民運動，在城市殺知識份子，在農村殺擁有土地的農民。中共當時提出的口號是「焦土運動」 。 我在芝加哥的一個朋友的外公曾給他講了當時的情景，他的外公當時是長沙一所教會學校的校長，他們學校的老師被中共煽動的農民捆綁起來連成串兒拉出去殺。他的外公說，當時的長沙天天都有連成串兒的知識份子被拉出去殺掉。他的外公外婆裝扮成農民，躲藏起來才逃過殺身之禍。
後來中共殺自己內部的人更是殘酷，AB 團，延安整風無一不是濫殺無辜。
可悲的是，中共在得到政權後還是沒有停止殺人。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每次運動都要整死殺掉無數的無辜。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僅有七個月之久的一打三反運動就整死殺掉了十幾萬人，更別說整個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整死殺掉的人數。
文化大革命後的「六四」屠殺更是一次大的清洗和屠殺，而且是在世界鏡頭前毫無顧忌的屠殺，鄧小平「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的話反應出中共對待人民的真實的敵對態度。現在的對法輪功七年的鎮壓和群體屠殺就更是登峰造極。中共的每次運動都一次次證明中共蔑視生命，殺人如麻的本性，但每次它都會最後總結說，「中國共產黨經過一場又一場的災難和洗禮，又一次得到新生，這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人們就這樣長期地被可怕地愚弄著，可憐的愚民們又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對這個偉光正殺人魔王抱著幻想，就像安若姑姑電話裡跟我說的，「它會變好的」。這是多麼令人悲哀的幻想啊！中共一次次的屠殺還不能使仍在中共屠刀下的愚民認清中共本質，是這些愚民加強了這個殺人政權的穩定。
中共背了這麼多的血債，它比我們愚昧的百姓更清楚其罪惡的沈重不赦，它非常清楚它只能用極端手段來維持這個罪惡沈重的政權。
不知你們讀沒讀過張桂棣的「中國農民問題報告」， 一個小小的村長就敢隨便私設公堂酷殺農民，只有極端腐敗專制的國家才有這種現象，而這種事情在中國卻是非常普遍也是非常常見。張桂棣書中所記錄的各種慘案僅僅是中國眾多慘案中的九牛一毛，但這已經足夠令人驚心動魄了。
當前在國內無人敢問津的中共對法輪功的屠殺更是驚心動魄，令人髮指。七年來中共鎮壓屠殺法輪功的殘酷程度沒有引起國內人們的注意，是因為中共七年來對法輪功的鋪天蓋地的妖魔化的單向宣傳和它現在的屠殺鎮壓越來越隱蔽造成的。
我們首先應該搞清楚一些最基本的人權道理。比如對法輪功的基本人權的道理是，法輪功群體有信仰的自由，也有「迷信」的自由。政府一方只能在信仰團體或個人有刑事犯罪行為時對其刑事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起訴，而絕不能因為其信仰對其定罪，更不能因為政府不喜歡其信仰，就不通過法律程序對其肆意抓捕屠殺。美國FBI 包圍美國的大衛教住地是因為他們的刑事犯罪行為，而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
政府不能也無權宣佈一個信仰團體是非法的。政府如果由於不喜歡某個信仰團體的信仰而宣布這個信仰團體為非法，那麼這個政府就是在濫用公權力，這個政府就因此侵犯了人權和法律。
一個政府管老百姓信什麼不信什麼就已經夠荒唐至極的了，還因為他們堅持自己的信仰而大開殺戒，這就是邪惡至極！中共對法輪功七年之久的群體屠殺比中共歷史上的歷次屠殺都要更殘酷、更血腥、時間更長久，其殘酷程度已大大地超過了當年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屠殺。
鎮壓法輪功七年後的今天，由於海外法輪功群體的抗爭和揭露，一些屠殺事實開始引起國際自由社會的關注。雖然當前對法輪功屠殺的揭露只是冰山一角，但是它足以令人震驚不已。 對法輪功屠殺的大曝光，可能會發生在中共倒臺前，也可能會發生在中共倒臺後，不管何時，一旦被揭露，它會造成巨大的震撼，它會成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最慘絕人寰、令人髮指的群體屠殺。
如果要徹底阻止重演共產主義運動的殺人歷史，就必須徹底否定這個邪惡的共產主義殺人運動，徹底否認共產黨這個殺人政黨。徹底否定它的目的是要使它滅亡後永遠不能復活。還要告訴我們的後代，這個邪惡的最大的執行者是蘇共獨裁政權和中共獨裁政權。這雖然是我們中國人民的恥辱，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恥辱，但我們中國人民必須得面對它， 就像蘇聯人民，東歐人民，和柬埔寨人民面對它一樣。包容、迴避、或對其抱有幻想都是糊塗的，不對的。
安若姑姑說，徹底否定共產主義之說不符合美國的民主自由的理念，因為美國允許宣傳共產主義，你在夏威夷就看到有書店專賣這類書籍。這只能說明安若姑姑的糊塗和對美國自由社會的不瞭解。
道理很簡單，共產主義在美國屬思想言論範疇，可以自由宣傳共產主義並不說明共產主義是正確的。在美國，只要你不宣傳暴力和恐怖主義，你可以宣傳任何稀奇古怪的錯誤思想和理念。宣傳行為僅屬於意識形態，屬于思想範疇的東西，不管宣傳的東西是正確的也好，還是錯誤的也好，都不犯法。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電子真諦就是，你有說話的自由，你也有說錯話的自由。你有正確思想的自由，你也有錯誤思想的自由。你不但有宣傳民主自由等正確價值觀的自由，你也有宣傳共產主義這個邪惡價值觀的自由。因為它們都屬于思想和意識形態，而不屬於暴力和恐怖行為。只有共產專制國家才以思想和言論給人定罪。
那麼，在美國，為什麼沒有任何電臺，報紙大張旗鼓地宣傳共產主義這個即錯誤又過時的意識形態呢？因為美國的媒體都是私人企業，它首先要考慮的是收視率帶來的盈利，共產主義在自由國家根本就沒有市場，你宣傳共產主義怎麼能賺錢？ 所以，在美國，如何爭取聽眾和觀眾從而提高盈利，才是所有媒體報導的第一目標。
中國的媒體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的媒體完全在中共的掌控下，由於中共佔用了全部國家的資源，它不需考慮媒體盈利的問題。因此，它可以隨便揮霍老百姓的血汗錢來作它的單向洗腦宣傳，它可以在三個月中每天連續不斷地在所有頻道狂轟濫炸似地播放妖魔化法輪功的各種新聞，直到洗腦達到成功，直到全國老百姓都被灌輸到最後得出「法輪功不得人心」的結論為止。五十年來，中共的這種洗腦宣傳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宣傳共產主義在美國被普遍視為愚蠢的行為，即賺不到錢，又會被FBI 監控。哪個傻瓜會花自己的血汗錢做這種無人問津的虧本買賣？ 那麼，為什麼在美國安若姑姑卻看到了這種不賺錢的書店？這又是安若姑姑不知道的美國一景兒。
這是中共政府海外宣傳的一個內容。中共利用西方自由世界言論自由的自由空間，不惜一切地在海外搞共產宣傳。為了佔據海外宣傳這一它認定的重要據點，它在海外大把拋撒人民血汗錢，收買報紙、網站為它搞宣傳，花銷天文數目，在所不惜。
它的海外宣傳攻勢主要有幾個方面，辦電臺，辦報紙，辦書店， 辦網站。我先生的原工作單位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簡稱外文局)就養了幾個這樣的外國人在海外辦書店， 在德國也有，在美國也有。去年，我先生在外文局的幾個同事到芝加哥我家聚會時還談到這點，一個同事嚴風蘭特別提到一個人名，說，「他這一輩子太合算了，從五十年代一直就是我們養著他，辦書店，搞書展，一直做到老，書全是我們白送，他賺了錢歸自己，我們還老給他提供活動經費，有我們這麼雄厚的財力支持，他做了一輩子無本買賣，只賺不賠。」
尤其八九年六四屠殺後，中共受到世界的譴責和冷淡，它就更加倍地在海外宣傳上下功夫。經過這十幾年的經營，中共在海外的宣傳做得非常成功。
自八九年六四屠殺後這十七年，中共在海外宣傳方面，在佔領宣傳領域方面可以說已經做到無孔不入，滴水不漏。由於它不惜大把撒錢，除了法輪功辦的電臺，報紙和網站外，以及伍凡辦的「中國事務」和袁紅冰辦的「自由聖火」等幾個極少數的獨立媒體外，可以說，沒有一個海外網站或媒體能夠逃出中共的收買和控制。我先生的一個中國同事，被解雇後，自己辦了個非常小的娛樂性的半月刊，就是這麼小的一個半月刊也被中共盯住後收買控制了。這類的故事我聽得太多了，在我生活的芝加哥，中共豢養的人辦的電臺直接轉播的都是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的新聞節目，在美國的其他城市也一樣發生著同樣的故事。
這裡我不得不再回到民間新聞媒體的私權利和政府的公權力的基本道理上。這個基本道理是，辦報，辦電視臺，辦網站本來是人民的私權，是人民的權利，而政府的權力是人民給的，是公權力，政府官員只是行使公權力的人民的僕人。如果政府利用它掌有的巨大的資源辦報，辦電臺，辦網站與私人競爭，或者根本剝奪私人辦報的權利，這個政府就是在濫用公權力，這個政府就是個獨裁專制的政府。因為它掌有的巨大資源是人民的，是國家的，它用國家資源辦媒體愚弄人民是非法的。簡單一句話，辦媒體是人民的私權利，政府不能濫用公權力辦媒體與人民競爭。
可是，在中國正相反，政府壟斷了所有的媒體，本該是人民的權利被這個邪惡的獨裁政權完全剝奪。可悲的是，中國人民卻把中共政府濫用公權力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正是因為人民辦媒體監督政府的權利被剝奪，中國政府的層層官員才敢如此肆無忌憚地瘋狂貪腐。
姑姑把希望寄託在中共的反貪腐鬥爭上，殊不知，中共的反貪腐鬥爭只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勝利的一方在大權鞏固後，其貪腐會比失敗一方當初的貪腐更瘋狂。沒有人民監督，媒體監督，多黨制衡，政府怎麼可能自身淨化？沒有權力制衡的政府，腐敗就如洪水猛獸，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啊。
這就是我在電話裡告訴安若姑姑，「中共只能越變越壞」的根本道理 ，因為，人的貪婪自私的本性是沒有止境的，在這種沒有制約的、為所欲為的環境下， 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會變壞的。在多黨制衡和新聞監督下的民主制度的權力都會出現腐敗，更何況中共這種沒有制衡，沒有監督的權力，更何況一個村長都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力？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的區別是，民主制度下的腐敗是有限制的，甚至是限制得很好的(如丹麥這個國家，三十年來的腐敗現象是零)，而中共獨裁政府的腐敗是毫無限制的。中共只能在這種惡性統治和惡性腐敗的惡性循環中苟延殘喘，直到它最後崩潰。
我知道，由於我們家的特殊的紅色家庭背景，要我家庭中的老一輩們否定共產黨是多麼的不容易。奶奶一九二0年在北京大學做旁聽生時認識了李大釗教授，接受了當時甚囂塵上，蠱惑人心的共產主義思潮影響，於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參加了共產黨(見注1)。三十年代，奶奶的家成為共產黨在北京的聯絡站。奶奶的三個兒女，我的父親，你和我的小姑一生下來見到的就都是那些經常來家訪問的嚮往革命的年輕大學生，聽到的都是他們慷慨激昂、大談特談的激動人心的共產主義信仰。甚至連奶奶的長子，一九二一年出生的我的父親的名字「共子」也明顯是共產黨之子的意思。你們都在十幾歲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民先隊，後來又都自然而然地參加了共產黨。我知道，要你們否定共產黨就等於要你們否定自己的一生。
但是，就因為我們在這個紅窩裡，我們才更知道共產黨的殘酷、黑暗和血腥。
文化大革命時，我雖然只有十幾歲，但是在咱們這個大家庭中發生的事，我件件記憶猶新。其中有兩件事讓我看到了你們對共產黨的一瞬即逝的失望和抱怨。
第一件事是發生在一九六八年三、四月份，一天晚上爸爸要我和他一起去小姑姑家，他臉色陰沉地說，「我們兄妹幾個要聚一下談談，大哥也去。」 爸爸說的大哥是他的大表哥，我的導生伯伯(見注2)。
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時，我知道那時你們的聚會決非愉快之事，一定是出了讓你們非常著急、難過的事情。我問爸爸出什麼事了，爸爸說，「孫維世因為蘇聯特務嫌疑被捕了，看來在蘇聯留過學的都會被懷疑。」 我知道，孫維世是奶奶在延安時的朋友任銳的女兒，也是小姑姑睡在一個被窩裡說悄悄話的少女朋友。這種世交關係加上小姑姑也曾在蘇聯留過學，孫維世的被捕對你們的震動非同小可。
到小姑姑家時，安若姑姑和導生伯伯都已經到了，所有的人都臉色凝重，你們兄妹四人沒有任何寒暄地相視著，我是在場的唯一一個小輩。
先是小姑姑壓低聲音大概介紹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去年十月寧世(孫維世的哥哥孫寧世，又名孫泱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死於人民大學的私牢)剛迫害致死，現在維世又被捕，中間相差時間不到五個月。整孫泱時，江青親自跑到人民大學給孫寧世定了調子，‘大特務’‘老三反分子’。現在孫維世被捕關在北京市公安局，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和特嫌。孫寧世死後，孫維世不服，認為哥哥不是自殺，是被害死的，給中央寫了上訴信。」
接著是大家可怕的長時間的沉默無語。安若姑姑突然打破沉寂，用顫抖的聲音激動地說，「這就是要趕盡殺絕啊！」 爸爸立刻壓低聲音緊張地說，「安若，現在是什麼時候！？咱們現在不能有絲毫這種情緒，街上一個中學生就可以隨便把我們打死。」 我沒想到，任性獨行的父親這時完全變了一個人。又是可怕的長時間的沉默無語。四兄妹相聚本來是想商量什麼的，可是現在卻只有這樣長時間的面面相覷、無言以對，那種想從兄妹之情中找到相互安慰、相互依靠和感情支撐的渴望，也只能在這沉默中靜靜地流露。在那個滿街可以隨便打人殺人的時期，人們還有什麼可說？果然，半年後，一九六八年十月，孫維世慘死獄中，年僅四十七歲
爸爸後來幾次沉痛地告訴我，孫維世的被捕其實是周恩來親手做成的。當時確實老毛用江青在抓蘇聯特務，但是當時上交給周恩來的蘇聯特務名單上並沒有孫維世的名字，是周恩來自己在名單的最後親筆加上了他的乾女兒孫維世的名字。我問爸爸，周恩來為什麼要這樣自害親人。爸爸說，當時情況很複雜，可能是因為孫維世任性地堅持給中央寫信為哥哥鳴冤的緣故，這樣下去最終勢必會惹惱江青。周主動補上孫維世的名字可能是為了逃脫干係但求自保，也可能是周為了表現自己大義滅親。
第二件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事情發生在一九七零年底，我插隊快兩年後，回京探親，小姑姑給我講了瀋元(注3)的故事。
瀋元的母親與我奶奶是朋友。瀋元在一九六一年勞改期滿「摘帽」後，回到北京。一天瀋元由他母親帶著來找我奶奶，說這孩子聰明博學，在找工作。奶奶馬上把瀋元介紹給自己的侄子，當時在「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上層任職的劉導生，劉導生又把瀋元介紹給歷史學家黎澍。黎澍看了瀋元深具水準的歷史學論文後拍案叫絕，馬上破格將瀋元調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瀋元到社科院工作後，他的才學得到極大的發揮。
小姑姑最後沉痛地說，「瀋元太有思想了，社會不容啊。他十七歲以全國高考文史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十九歲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二十歲被定為右派。到社科院後，只有二十三、四歲的他成為史學界十大權威之一，遭到周圍史學家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才二十八歲的瀋元就被定為反動權威，加上他右派的問題，在北京圖書館偷了幾頁書的問題都加在一起，使瀋元感到無路可走，他企圖化妝潛入外國使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被捕。」我焦急地問， 「瀋元現在怎樣了？」 姑姑無奈地嘆口氣說，「槍斃。半年前就被槍斃了。你爸爸當時惋惜地對我說，‘萬分可惜！’」
在中國，實際上，孫泱，孫維世，瀋元這些屬於社會上層人的悲苦遠不及社會底層老百姓的悲苦。我插隊後，才真正看到人民的生活有多麼貧困悲苦。你們追隨共產黨一輩子，共產黨給人民帶來的是什麼？！
英國政治家說過，「三，四十年代時，如果你不信共產主義，你是個糊塗人，可是現在如果你還信共產主義，你更是個糊塗人。」 這句話簡單地說明瞭共產主義的歷史發展和結局。它說明，當時共產主義是多麼的迷惑人心。它更說明，現在共產主義是多麼的不得人心。
世界經過近百年的共產主義極權的苦難，付出近兩億人的生命代價，難道我們還不能清楚認識到共產主義的殺人本質嗎？ 中國經過五十六年的共產主義極權的苦難，付出八千多萬人的生命代價，難道我們還不能清楚認識到中共的殺人本質嗎？
就此停筆，表兄妹們統此不另。 三妹
注一：
我奶奶劉靜君，一八九0年生於江蘇省豐縣。一九二0年入北京大學旁聽(當時北大不收正式女生)；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黨；一九四0年到晉察冀；一九四三年到延安；一九七一年去世。根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名人名家資料」記載如下，「劉靜君可以說是李大釗的‘入室弟子’，在北大教授中，特別敬重李大釗。她是當時左派雜誌《曙光》主要撰稿人之一。...... 李大釗安葬不久，李夫人也去世了。劉靜君主動承擔起照顧李大釗四個子女的責任。劉曾在香山慈幼院女子師範部教書，和院長熊希齡較熟，終於順利地把李大釗的兩個兒子送進免費食宿的香山慈幼院。後來劉靜君又找來她的好友劉清揚幫忙。劉清揚是婦女界的領袖人物，也是周恩來入黨介紹人。通過劉清揚的關係，李炎華也順利進入了免費食宿的通州女師。」
注二：
我大伯劉導生， 1913年2月生於江蘇省豐縣。1927 年到北京投靠姑母劉靜君；1928年考入北師大附中；1929年參加共產黨組織反帝大同盟；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1937年就讀於北京大學；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北大黨支部書記，是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1936年6月在上海被選為全國學聯主席；1937年2月當選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秘書長；1938年到山東沂蒙山區共產黨根據地，籌辦大眾日報社，任山東大眾日報社第一任社長、濱海建國學院院長、中共濱海地委宣傳部部長；1949年任中共山東分局青委書記；1950年任華東局青委書記；1952－1956年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1978年12月底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1981年3月任北京市委書記；1983－1984年任北京市政協主席。
注三： 瀋元，一九三八年生人。一九五五年，年僅十七歲的瀋元以全國高考文史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五六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一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一九五八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勞改期滿，並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北京；一九六二年被破格調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一九六八年九月試圖投靠外國使館被捕；一九七0年三月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二00六 年七月十三日夜發信
二00七 年二月二十六日發稿
二00七 年七月十日再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