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紅色是鮮血的紅色 —讀周德高《我與中共和柬共》（余傑）
自從一九九八年紅色高棉殘部徹底覆滅之後，在昔日的一名背叛紅色高棉的中級指揮官、今日手段圓滑又不乏威權主義性格的首相洪森的領導下，柬埔寨經歷了夾雜著幾分痛苦卻又充滿希望的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如今，紅色高棉統治時代十室九空的首都金邊，處處是大興土木的景象和外國遊客的身影。街頭所有的書攤都在出售關於紅色高棉歷史的書籍和音像製品，其中包括柬埔寨導演潘禮德與那場災難的倖存者和獄卒合作拍攝的影片《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S-21」、「萬人坑」、「殺人場」，甚至離金邊四百公里的安隆汶、波爾布特的葬身之地，都成為遊客雲集的地方，每年到這些「特色旅遊」景點參觀的外國遊客超過一百萬。「 柬埔寨曾經發生了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法國學者拉古特將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目前，對於那場災難中有多少人遇害，一直有著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四十萬到有所誇大的三百萬，史學界比較認可的數字是一百五十萬。這個數字在當時柬埔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遠遠高於納粹大屠殺。
從二零零八年開始，聯合國支持的國際法庭正式逮捕了紅色高棉的五名前領導人並對他們作出控罪。這是一場遲到三十年的審判。然而，這些人無一例外地否認自己有罪，個個都做出天使一樣無辜和純潔的模樣。紅色高棉的第二號人物農謝對美聯社記者說：「我沒有參與殺害人民的行為。……我當時是人大委員長，與政府的行動毫無干係。」紅色高棉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喬森潘出版了自傳《柬埔寨當代史與我的處境》，他表示：「我認為這本書能夠向人們說明，我並沒有參與紅色高棉領導人屠殺我們同胞的暴行。」而波爾布特的連襟、紅色高棉的第三號人物、政治局常委和外交部長英薩利，則振振有詞地對記者說：「我知道自己極有可能被‘審紅庭 ’傳召，但我沒有犯錯。我是斯文人，在紅色高棉統治時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那麼，這些昔日位高權重的人物，難道真的對大屠殺一無所知嗎？
周德高所著之《我與中共和柬共》一書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周德高是一名生於柬埔寨、長於柬埔寨的華人，少年時代即投身共產革命，成為中共佈置在柬埔寨的一名情報人員。他表面上做旅行社生意，背地裏與中共駐柬埔寨大使館保持密切聯繫，廣泛結交柬埔寨各階層人物，甚至對柬埔寨高層政治動向瞭如指掌。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兒都先後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他的妻子是中共控制的僑社辦的《棉華日報》的會計，後來又是進出解放區的聯絡員；他的女兒八歲就為爸爸送信到中共大使館。在西哈努克掌權時期，周德高在金邊廣交朋友，長袖善舞，甚至幫助金邊當局破獲了國民黨特務刺殺來訪的劉少奇和陳毅的計畫。朗諾政變之前，周德高接受康生的指示，充當中共情報系統留守金邊的最後一人。直到身份泄露之後，才奔赴紅色高棉佔領區。在紅色高棉佔領區，他是少數可以接觸到紅色高棉高層領導的華人。後來，他隨紅色高棉的軍隊攻入金邊，目睹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一九七七年，越南出兵柬埔寨前夕，周德高被中共召回國內，匯報柬埔寨形勢。由於他直言紅色高棉的種種暴政，受到上級的斥責，這個曾經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的革命者變成了中共的棄兒。
周德高晚年在美國完成了《我與中共與柬共》一書，這本書剝開了紅色高棉的神秘面紗，生動地描述了他親身經歷的紅色高棉的誕生、發展、崛起、大屠殺直到失敗、滅亡的整個過程，尤為寶貴的是，他揭示了操縱紅色高棉這個臺前傀儡的那雙黑手——中共——對柬埔寨內政的干涉，以及中共與柬共的分合恩怨。由於五六十年代毛澤東「輸出革命」的政策在印尼、馬來西亞、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挫敗，以及中共與蘇聯交惡之後在共產國家集團內部的孤立狀態，使得中共在歐洲只剩下唯一的盟國阿爾巴尼亞，在亞洲只剩下唯一的盟國柬埔寨。所以，儘管柬埔寨是個經濟落後、政治混亂的小國，中共卻高度重視與柬埔寨的關係。長期領導周德高工作的，是有「二王」之稱的、中共大使館的商務參贊王潤生和王樹仁。後來，周德高才知道這兩個人非等閑之輩：前者七十年代調任中國外貿部部長，後者擔任了中央調查部副部長。而周德高本人雖然沒有顯赫的級別，卻是一顆重要的棋子，他在關鍵時刻獲得的情報甚至拯救了喬森潘和胡榮這兩個紅色高棉高級官員的生命。一九六七年，西哈努克對中國的「文革」感到恐懼，有了往右轉的念頭，準備棄中投美，並對仍然留在金邊的左派議員喬森潘和胡榮等人下手。當時，一名紅色高棉的線人已經被捕，當局即將逮捕喬森潘和胡榮。周德高獲得這個情報之後，立即向中國大使館匯報，使館官員在得到北京的命令之後，安排由周德高將此信息轉達給喬森潘和胡榮。當時，柬中友好協會正在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周德高被安排到展廳區等候之。乘旁邊沒有人的時候，他將消息告訴喬森潘，喬森潘立即轉過臉去向胡榮示意。周德高還補充了一句：「請您馬上行動，此事萬萬不能拖。」幾天後，喬森潘和胡榮「失蹤」的消息，便震動了世界。實際上，兩人已經順利潛逃到瞭解放區。此後，周德東還奉命將朗諾策劃政變的信息，通過早已是柬共地下黨員的西哈努克辦公廳主任周成傳達給西哈努克，可惜自信的西哈努克對此一笑了之，遂釀成大禍。
以周德高一介平民的身份，卻可以對柬埔寨的政局發揮二兩撥千斤式的影響。由此可見，中共從來就不熱愛和平，中共歷來熱衷於向世界輸出革命。雖然習近平在前兩年訪問拉美的時候承諾不再輸出革命，中共卻不曾為當年因輸出革命而造成的數百萬他國民眾和華人華僑家破人亡的慘劇道歉。中共在譴責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同時，對待越南、柬埔寨等亞洲「小兄弟」也是一副居高臨下的殖民者的姿態。周德高一語道破了中共使館在柬埔寨的工作重心：「在中共的心目中，華僑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盤中的小棋子，當時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的任務，主要是策動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護僑民；而‘團結華僑’的工作，也不過是策動革命的大目標中的小動作。」在此 「革命」的目標之下，數十萬中國在柬埔寨的華人華僑被紅色高棉迫害甚至屠殺，中共亦不置一詞。而柬共以波爾布特為首的領導層，又心比天高，即便北京是最大的靠山，對北京卻是貌合神離。這樣，中共與柬共之間的利用與爭鬥便貫徹始終，作為「夾心層」的周德高只能是有苦說不出。
一九七四年，還窩在深山老林中的柬共召開會議討論和制定進城後的大計方針，波爾布特提出了所謂的「八大政策」：將全部城市居民遣散到農村從事生產；實行配給，禁止一切商業行為；廢除貨幣流通；禁止宗教信仰，僧人全體還俗；堅決處決朗諾政權的人員；全國組建高級合作社；驅逐全部越南僑民；調整軍力部署，準備開展對越鬥爭。果然，紅色高棉奪取政權之後，不僅實踐中共實施過的「人民公社」，還實行中共沒有實行過的「婚姻配給」。它又將人民分為「老人民」和「新人民」，前者是原來的農村人，後者是從城市驅趕到農村的人。柬共對「新人民」採取最殘酷的姦淫擄掠的行徑，尤其對知識份子階層更是大肆屠殺，在金邊，人們甚至傳說，只要戴眼鏡的人都難逃一死。在紅色高棉統治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兩年多時間裏，柬埔寨成了一個血流成河、屍橫遍野的人間地獄。
對此，波爾布特自我表彰說：「驅趕所有人離開城市，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能做到的偉大創舉。」毛澤東在晚年多次接見波爾布特，並誇獎說：「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一舉消滅了階級。」鄧小平掌權之後，數度接見波爾布特等柬共領導人，一邊批評其極左政策，一邊仍然給予充足的物質和武器支持。當時在場的柬共駐中國大使畢姜回憶說，暴虐的波爾布特在面對鄧小平這個「修正主義分子」的教訓的時候，臉上刻意保持著孩童般的笑容。八十年代中期，我剛上中學，經常閱讀父親帶回家的《參考消息》，上面充斥著關於紅色高棉的正面報導，我是在那個時候熟悉波爾布特、農謝、喬森潘等「英雄人物」的名字的。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波爾布特還到專程北京討要資助，並被安排到中國各地遊山玩水。中共既然可以不經納稅人的同意而花納稅人的錢豢養此種殺人魔王，在一九八九年開槍屠殺自己的人民也就是必然的邏輯了。在我看來，一九八八年波爾布特在四川青城山盛氣凌人地坐著滑竿的照片，與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視察屠城之後的戒嚴部隊的照片之間，有著「剪不斷，理還亂」 的聯繫。
領導這場屠殺的並非一批愚夫愚婦。柬共的高層幹部，文化程度大都非常高，高過了中共、越共。他們大都是柬埔寨王室精挑細選派到法國的留學生，許多人甚至擁有法國名校的博士學位。柬埔寨王室不惜重金送這批青年精英留法，希望他們回國帶動柬埔寨的現代化，誰知他們帶回來的卻是法國和蘇俄的左翼思想和革命計畫，十多年之後終於將柬埔寨這個和平的佛教國家拖入血雨腥風之中。可見，最大的邪惡乃是思想觀念的邪惡。周德高觀察到，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在柬共真正有地位，喬森潘、胡榮、符寧、周成等人雖然在柬埔寨政壇中名氣很大，但在柬共內部卻不能進入核心圈子。波爾布特長期躲在幕後發號施令，就連周德高都沒有見過其廬山真面目。波爾布特的一生是殺戮的一生，從殺王族、貴族和僧侶，到殺在朗諾政府供職過的官僚和公務員；從殺自己身邊的戰友胡榮、蘇品、宋成，到殺普通老百姓，他為什麼如此熱愛殺戮呢？研究政治大屠殺問題的美國學者丹尼爾•齊洛特和克拉克•麥考利在《為什麼不殺光》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嗜殺的極權政府的共同特徵之一是，不承認被界定為敵人的群體內部有個人差異存在。另一個共同特徵是，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把握十足，認定‘我們的’想法——不論共產主義、納粹主義、種族優越或民族主義，以及近幾十年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是絕對完全對的。因此，屠殺敵對者有了道德上的正當性。」在此意義上，波爾布特的殺戮堪稱「政治大屠殺」。
那紅色是鮮血的紅色。但是，沒有一個政權可以靠殺人的手段來永久地掌權，中共耗費數十億的財力和物質幫助的紅色高棉最後走向了灰飛煙滅。周德高這樣的人也落得個鳥盡弓藏的命運。他毅然宣布退黨，通過香港偷渡到美國，並最終獲得了美國公民的身份。在這本回憶錄的結尾處，他這樣寫道：「自從我踏上這塊繁榮富強的國土，除了駕車超速收到過罰單，始終保持良好的公民記錄。我七十多歲了還在南方的一間學校當清潔工，但我工作勤奮，無怨無悔，以善待報答善待我的國家。我能在這個美好的國度，以最平常心做人，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快樂。……過去我曾經與美國為敵，今天我深深地熱愛這個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國家。」周德高如此解釋在垂暮之年完成這本回憶錄的原因：「我將自己沈迷和覺醒的經歷留給後代，也是向歷史表達自己的悔意。」而那些紅色高棉的殺人凶手們以及中共的教唆殺人的凶手們，卻死不懺悔，他們面臨的將是地獄中永恆烈火的焚燒。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
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