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報刊和網路上讀到幾條信息，激發了儲存在腦子裡的信息源，產生了一個使我激動不安的疑問：當局的倒行逆施，是否正在催生著新的賤民階級？
一條信息是：7月21日，貴州銅仁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何勝凱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這個案子緣起於2005年12月，何勝凱的鄰居佔了他家約30平方米土地蓋房子，起初說好給錢補償，後來卻不給了。何勝凱去要錢，對打時用刀刺傷對方，傷 者住院六七天才出院，把他告到法院，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他兩年六個月的刑。他在監獄裡多次申訴，反被嚴加禁閉。 2008年3月25日刑滿釋放後，他多次向遵義市各級法院、人大、省政法委申訴，卻如石沉大海，渺無音訊。2009年10月14日下午，何勝凱帶了刀子， 闖進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連續刺殺4人，結果殺死一名法警，砍傷兩名保安和一名保潔員。
這個慘劇完全是有關部門執法不公和忽視民瘼的官僚主義釀造出來的。兩年半的徒刑，顯然過重。在何勝凱和鄰居的矛盾中，鄰居雖然無理毀約，但他是生產組的會 計，佔有社會優勢；何勝凱有理在先，卻處於弱勢。據一位法律專家分析，這樣的案子，最多判六個月，但何勝凱卻被判了兩年半。他刑滿出獄後，申訴奔波一年 半，那些高唱「以人為本」的官僚們卻沒有一個人為他主持公道。這才使他效法楊佳，「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我雖然不贊成他的做法，但對他 充滿同情。如果法院能夠秉公執法，有關部門能夠傾聽何勝凱的申訴，為他主持公道，他還會行凶殺人嗎？
第二條信息是關於倪玉蘭的遭遇。
倪玉蘭1986年從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在中央某單位，同時做兼職律師，1994年還擔任中國國際貿易總公司法律顧問。從2001年開始，她接 了一些敏感的案子，受到有權勢者的忌恨。2002年4月27日，她到新街口一個拆遷現場，舉著相機拍照，被警察抓到新街口派出所，五花大綁後，遭到8個警 察毒打，打得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昏死過多次。警方宣布她「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拘留10天，實際上拘留了75天，傷勢沈重卻不予治療。7月10日才在北 京市人大的干預下取保候審。9月27日上午，她向市人大反映冤情，竟又被警方抓捕。他們虛構事實，偽造證據，以「妨害公務罪」判她一年有期徒刑，律師執照 也被吊銷了。
2003年出獄後，倪玉蘭一方面拖著傷殘的身體，上訪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要求懲治打她致殘的元凶，還她清白；同時還在家裡接待訪民和維權人士。 2008年4月15日，一群人到她家強拆她的房子，她架著雙拐同他們講理，卻被新街口派出所拖到警車裡踢打，關到派出所裡，最後又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罪 名還是「妨害公務」。公檢方指控她打傷民警，這多麼可笑，一個被打致殘、左腿萎縮、無法行走，並且拄著雙拐的婦女，居然因為「打傷警察」而被判刑兩年，真 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天方夜譚了。
2010年4月14 日，倪玉蘭刑滿出獄，已經是無家可歸了。在小旅館裡住了14天，頻受干擾，不得不離開。她老伴推著輪椅到皇城根遺址公園避風，晚上就在五四大街地下通道過 夜，流落街頭50天，得到了許多訪民和好心人的幫助，勉強度日。6月10日才被警方帶到一家賓館暫住，出入受到監視。把他們送到旅館，顯然是為了便於監 控。《南方人物週刊》6月26日 發表對倪玉蘭的專訪長文，下文如何，還有待觀察。
第三條是網文轉發《南都週報》7月16日的報導。長沙市開福區一位訪民2006年上訪北京回到長沙，有人送她兩本開福區房產局前副局長曾新亮的兩本日記。 《南都週報》的記者為了核實日記的真假，曾打電話給曾新亮。曾不否認自己有這樣的日記，可能是搬家時遺失了。這兩本日記記載了有關拆遷的許多人和事。其中 談到長沙市2000年開始大拆遷，到2004年，每年拆遷100多萬平方米，拆遷居民共達兩萬多家，許多市民和郊區農民因抗拒拆遷而被拘留、勞教或判刑。 《南都週報》記者訪問一位曾經因上訪而被判處4年徒刑的訪民時，那人就從家裡翻出27份拘留、勞教、判刑的複印件。但更令人側目的，是日記裡記載的開福區 李區長2001年在「拆遷培訓班」上的一次講話。他聲色俱厲地指出，對於上訪者，「要打擊一批和判一批」，甚至要 「主動出擊，注意方法，請公安局按敵對勢力辦」。在2003年10月的日記裡，這位副局長還記著要「繼續發動，打擊一批，判一批，教育一批」。
長沙的這位區長在講話中指出，對訪民要「按敵對勢力辦」，道出了訪民遭受迫害的深層次原因。每年上十萬件的群發性事件，不可計數的訪民，在這些官員的眼 中，都要「按敵對勢力辦」，「打擊一批判一批」，難怪倪玉蘭會從高級部門的法律顧問，淪落成為流浪街頭、在地下通道棲身的「賤民」了。
近幾年來，由於拆遷、維權等原因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貧困潦倒、無家可歸，以致無法享受正常的社會生活而淪為賤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可以斷定的是， 隨著掌握大權的權貴集團實現「城市化」、「商務區」等「政績工程」的「雄才大略」，財產被剝奪、住處被鏟除，因而走上賤民地位的公民必然會越來越多，一個 處於被剝奪被壓迫的惡劣處境的賤民階級，正在孕育和形成之中。
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曾經產生過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賤民階級，那就是被稱為「牛鬼蛇神」的「地富反壞右」。文化大革命後，胡耀邦以他那大無畏的 革命精神把這些賤民解放了出來，使他們得以平等地返回社會。想不到在時過四五十年之後，我們在不得不面對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的現實之後，又要接受 一個新的賤民階級。
但是，經過三十來年改革歷練的公民，即使淪為賤民，也遠遠不同於四五十年前的賤民了。不同之處在哪裡呢？
第一，過去的賤民到處受人歧視，人們不敢同他們接觸，即使是親朋好友，也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著他們。可是現在的賤民卻受到人們的廣泛同情，一人有難，大眾 支持，許多群發性事件，就是這樣形成的。倪玉蘭淪落北京街頭，許多訪友和市民給她送東西，吃的用的都有，也可以說明這個趨勢。
第二，過去的賤民像等待宰割的羔羊，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說，天大的委屈只能埋在肚子裡，有所表示就會被加上「右派翻天」、「反攻倒算」、「反革命事件」 等罪名，受到更嚴酷的打擊和凌辱。正義的陽光照射不到他們，公平的雨露灑不到他們的頭上，甚至在面對殘酷屠殺或全家被活埋的時候，他們也不敢反抗。而現在 的賤民則大不相同，在個人權益受到侵害時，多數敢於站出來同剝削他們壓迫他們的權貴豪強講理抗爭，或訴諸法律，或上訪申訴。許多訪民多年來奔走於當地和北 京、省城之間，抓回去，再出來，家資耗盡，居無定所，蓬頭垢面，鶉衣百結，也要討回公道。在不少群發性事件裡，有些維權民眾打砸警車，火燒辦公樓；楊佳、 何勝凱甚至橫刀殺害執法人員。這些以暴易暴的抗爭形式雖然很不可取，不值得提倡，但他們不惜以死抗爭的維權精神，還是應當肯定的。何勝凱在一份申訴書裡寫 道：「為天下蒼生蒙難，引刀為一快，不負少年頭。」頗有慷慨就義的意味，讀罷令人心酸。
第三，過去的賤民為了避免遭遇意外的飛來橫禍，不敢與外界來往，相互之間更沒有什麼聯繫，他們的生活是封閉的，單調的。現在就大不相同了，在維權和上訪的 過程中，彼此接觸多了，相互之間有了瞭解，同病相憐，同仇敵愾，共同的命運和共同的鬥爭，把他們鏈接在一起，形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雖然他們自身 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但他們獲得了兩部分社會勢力的支持，一是輿論媒體，二是維權人士，特別是維權律師。當然，目前支持維權運動、志願幫助賤民的媒體和律 師還不多，但形勢的發展必將開啟更多的知識份子的良知，促使他們參與到支持賤民的社會抗爭的活動中來。
因權貴豪強的剝奪和壓迫而傾家蕩產、身無長物的賤民越來越多，一個新的被剝削被壓迫階級正在形成中。這個階級力量一旦形成，它同權貴豪強這兩大剝削階級之 間的鬥爭必將尖銳化、激烈化，以暴易暴的鬥爭手段頻頻出現，將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損失。為了避免如此不幸的前景，必須釜底抽薪，抑制權貴豪強對公民的掠奪 和壓迫，把他們的強盜行為公之於眾，繩之以法，使他們不可能利用政治權力來壓迫、剝削老百姓。為此，需要建立強有力的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和監督，而最有效的 監督機制就是輿論媒體。當前，改革事業千頭萬緒，最根本的措施應該是開放報禁、刊禁、書禁。有了新聞出版自由，公民的冤屈有地方訴，牢騷有地方發；權貴豪 強的不法行為，將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賤民將恢復平等的社會地位；政治體制改革將順利展開。
我是不希望賤民形成為一股階級力量的，因為它將加深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但權貴集團的倒行逆施卻催生這個階級的出現。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挽救危機的出路在於開放報禁、刊禁、書禁，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千鈞一髮，時不我待，執政者是否能清醒地認識這一點，明智地處理這個問題？
2010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