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季度，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消息傳出，國內更多的是冷思考，很少有人歡欣鼓舞。這是民族反省能力提高的標誌，也體現出民族處於改革30年的十字路口的彷徨，土地財政、收入分配等各種深度矛盾糾結在一起，消解了經濟增長的幸福感。
近代以前，中國是日本之師；近代以後，日本是中國之師。日本的明治維新取得了成功，直到上世紀1980年代成為現代工業強國，而中國仍在這條道路上艱難行進。就經濟而言，中國資源配置與國企發展學的是新加坡，出口導向型經濟學的是日本。我們學到了新加坡的國企至上，卻沒有學到新加坡的市場效率與法律框架；我們學了日本的出口導向，卻照搬了日本的政府投資主導與創新能力薄弱。
中國走日本老路應該汲取的教訓是，政府主導的低效投資無度擴張，生產效率越來越低。將近20年的時間，日本陷於高赤字與高投資的泥潭。低效率的投資降低生產率，直接導致債務與通脹預期雙雙上升。日本資產泡沫破滅後，政府投資成為拉動經濟的最大引擎。根據日本財務省的資料，2002年預算用於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支出比重達到17.7%。在地方財政支出結構中，公共投資的比重更高，達34.6%。二者合計，用於公共投資方面的支出將達到33萬億日元，佔到全部財政支出的27.8%左右。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日本公共投資在固定資本形成中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即便是較為清廉的日本政府，制度性漏洞也導致大部分資金被浪費。1998年道路投資額約為15萬億日元，其中僅有40%形成固定資本，浪費掉的資金達到四萬億-五萬億日元(2000年9月17日《日本經濟新聞》)。日本的浪費與我國的浪費不同。日本處於工業化後期，政府投資邊際效應遞減，只能在三家村建白頭鯨博物館等形象工程，同時為了維持穩定，公共工程淪為項目層層分包的吃飯工程。而我國則是資源錯配的結果，政府形象工程廣泛鋪開，據稱皖南某縣為追上城市化的步伐，拔除特色的油菜花鋪上大城市的綠色草皮，綠化工程款遠遠高於教育經費。
我國處於工業化初期，公共投資效率尚未到達臨界點，高速公路、高鐵等基礎設施必然帶動生產率的增長。統計數據表明，從1978到2006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高達9.78%，而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均增長率也高達20.53%，儲蓄率長期維持在30%-40%之間的高水平。但有研究表明，自1992年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後，中國內地的投資效率一直在惡化。中國需要大規模投資，但投資效率的低下造成了集體浪費的財政狂歡，以及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地方財政的惡化。如果中國的投資效率無法提升，未完成工業化而陷入高負債泥潭，情況會比日本更慘。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均衡導致公眾對總體財富增加不感興趣。作為工資屢屢「被增加」的一族，眼看著總體財富增長的第一反應是：與我何干？收入倍增計畫的背景是一些壟斷企業的就業世襲制與終身雇佣制，階層之間的裂痕導致公眾失去對社會的認同感。GDP超日受冷遇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