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著風浪顛簸。「四人幫」倒臺後，一開始把我說成幫裡的人，傳聞特別多。說我從西沙回來先奔江青去了，機關司機在外面凍了一夜。這怎麼可能呢？我上釣魚臺從來不能用機關車。那時作家整作家非常厲害，上線上綱，一些作家還到處鼓動，到《人民日報》督促，一定要公開批判我。當時我覺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裏又害怕又委屈。
整了一百天後，在工人體育館開文聯大會，我在會上做了檢討，念了一個小時，這樣就算我解脫了。會場上沒有喊口號。那天剛好是我兒子結婚，我直接從會場到了婚禮現場。
現將我的檢討摘錄下來，也許對大家瞭解歷史有幫助。
第一次見面
1974年1月2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江青送來兩份「批林批孔」材料。兩天以後，她通知我看電影《中國》。又過兩天，接到市委通知，讓我趕到天橋大劇場，說江青要「請」我看戲。這樣，「四人幫」就把我抓住了。從1974年1月24日到 1975年9月17日，我跟江青在小范圍場所見過四次面(每次都是七八個人以上，沒有個別見過面)，被她利用，做過四件錯誤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寫《西沙兒女》、訪問西四北小學和參加電影《井岡山》的創作。
在天橋劇場第一次跟江青見面，她一副熱情可親的樣子，開口就問，浩然，我過去是不是虧待你了？使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又說，你這麼年輕啊！你寫了那麼多東西，我周圍有你許多崇拜者，他們喜歡看你的小說，等等。她還說，你的《艷陽天》我看過。請你原諒我，《金光大道》沒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還指示在場的於會泳等人：你們以後有這方面的事情要請教浩然同志，他是專家，請他看戲，不要怕人家批評，你們幾個裡邊沒有懂小說創作的，等等。我是農村出身，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領導」，尤其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見我這樣一個普通的文學寫作者，我誤認為是體現「黨」的關懷，以為她過去「抓」了樣板戲，這回要開始「抓」小說創作了，心裏很高興。[補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關於《艷陽天》的，她說看到小石頭的死，心裏很難過。我覺得作為讀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很喜歡《艷陽天》。說實話，第一次見面，我對她印象不錯。她請我看的蘇聯、日本電影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願和她一起看，太緊張。她讓我坐在她身邊，好多人眼裡都流露出嫉妒，這我心裏明白。]
第二次見面
四天以後，也就是1月28日凌晨，我跟江青的第二次見面——在釣魚臺與另外兩個人一起接受了充當她的「代表」、到西沙前線送信和批林批孔材料的「任務」。當時正是春節，我都不知道半夜三更地找我們幾個來幹什麼。江青說，西沙這次勝利，主席很高興，請你們幾位代表我去慰問前線軍民。還說，你們回來，可以寫詩，寫報告文學，寫散文，我等著看。
我認為這是「黨」交給我們的「政治任務」，覺得很「光榮」。[補充：江青似乎對空軍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調用海軍飛機送我們去的西沙群島。我們三個人穿了軍裝，每人配了警衛員，一早就飛到廣州。我們坐直升機跑遍西沙諸島，一天跑二三個島，開了十幾次會。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藝工作者，只有帶信任務，在會上一句話不說，由部隊首長念信。
那時在西沙看什麼都好，大海真藍，一塵不染，心中有一股愛國主義情緒。張永枚寫詩較快，而我寫小說比較慢。寫第二部時為了補充素材，還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個月寫完全稿。由於對生活不熟悉，《西沙兒女》採用詩體形式，在形式上變變樣，避免把故事寫得那麼細。把我所知道的我家鄉抗戰故事改造一下應用上去了。寫這本書，熱情很高，但又是應付差事，不足為法。]
第三次見面
第三次跟江青在小范圍場所見面，是從西沙回來的3月5日晚上，當時在場的除了我們三個之外，還有「北影」、「八一」電影廠的十幾個人分頭做匯報。在這個會上，我親眼看到江青一怒之下就宣布了一個曾經受她重用的文藝界領導幹部的政治死刑，當場讓秘書取來那個幹部的材料袋子。我跟江青坐的距離比較近，匆匆地朝那袋子上看一眼，瞧見上邊寫著人名和號碼，心裏不由得一驚，暗想：這樣被江青重用的人物，她都準備著隨時打擊的材料，實在太可怕了。我還聯想到《歐陽海之歌》的作者曾經被她重視過，後來又被投進監獄的實例，我的那種 「可以安心寫作」的幻想開始動搖了。
兩天以後，接到跟我同去西沙的那個詩作者的電話，說他寫的「詩報告」不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准了，立刻就要發表。我十分緊張，因為我要寫的作品還沒有構思好。我唯恐落後，急忙追趕，拚命地寫了兩個星期，把《西沙兒女》全部起草出來了，同時列印，立即送江青審查。大約在三天以後，於會泳就給我打來電話，說：首長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處理，我們保留批評權。江青不看稿子，還要「保留批評權」，使我的精神有些緊張，怕被抓了小辮子而挨棍子，於是在修改的時候，越發向「詩報告」靠攏，就構成了這樣一個事實：江青是西沙自衛反擊戰勝利的精神指導者和鼓舞者，我給江青樹了碑、立了傳。
1974年，我按照她在一份簡報上的批示，到西四北小學參觀，寫了一首兒歌，我還自動地到過江青鼓吹的小靳莊參觀，寫了一篇散文。
第四次見面
1975年9月16日，我正在延慶縣山區農村體驗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電話，說江青讓我到大寨去，參加文藝工作者的集會。這是我第四次在小范圍見到江青，也是最後一次。在大寨，我親眼看到江青的表演，她瘋子一般地罵人，逼《創業》作者給毛主席寫信承認「錯誤」。[補充：那天江青把張天民罵了一頓，說無大錯，還有小錯。「詩報告」作者張永枚也被江青點了幾句，嚇得有點神經質，每天早上老在一個地方掃地。有一次別人剛掃完，他又掃，走近告訴他，他竟從懷裡拿出江青與他合影的照片給人看。後來，張永枚變得有些不正常，說話顛三倒四，一會兒說月亮很圓，一會兒說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門，他老是把門反鎖上，非常緊張。聽說他後來曾被送進精神病院。]
吃飯的時候，江青正式給在場的文藝工作者佈置寫作任務：重寫《創業》、大改《山花》、新創作《井岡山》、《長征》和《四渡赤水》。她讓我跟一位導演合作搞《井岡山》，我不肯接受，再三推脫都推不掉。江青跟於會泳還分別三次宣布紀律。江青佈置所謂創作的「任務」回去後對誰也不許講，要保密。回到北京，我經過思想鬥爭，第二天終於向組織做了匯報，並直接表明不願意執行這個寫作任務。黨委書記說，拖拖看。我就藏到軍隊寫小說。1976年春節臨時回京探親的時候，劉慶棠讓人通知我，春節後參加電影會議，責令《井岡山》等創作上馬。我為了逃避，又通過市委領導在初二躲進軍隊醫院。1976年2、3月的形勢，又使我糊塗了：江青越來越得勢。鄧小平反而成了「右傾翻案風」而遭到批判。我心裏十分害怕。這時我想，如果得了勢的江青發現我對她三心二意追查起我躲避她、抵制她交給的任務的事情，就麻煩了——我必須改變躲避她的策略。因而，在天安門事件發生的那天即4月5日，我懷著沈重的痛苦心情奔了長沙，追上了2月9日就開始工作的 「井岡山」劇組。
1976年9月，我成為毛澤東治喪委員會中唯一的文學界代表。我跟老將軍楊成武一起守靈，由於大會堂空調較冷，我因年輕，守靈值班時間比老同志更長一些。我見到面有哀戚的江青，並說了一些致哀的話。
「四人幫」垮臺時我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穫》老編輯郭卓偷偷打電話告訴我的，說北京抓了幾個人，上海不能久呆，趕快回京。我胡亂猜抓了哪幾個人，獨獨漏了王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