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流行的錯誤認知
現在很多人誤認為，孫文（孫中山、孫逸仙）在武昌起義時，人在美國丹佛打工，所以對辛亥革命的成功沒有直接關係因此貢獻不大。筆者最近發現孫文在武昌起義當天的一封親筆信，可以糾正這一流行的錯誤認知。
所謂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傳統紀年辛亥年間，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從狹義而言，辛亥革命的高潮是自1911年10月10日(夏歷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從廣義而言，辛亥革命亦可指自19世紀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在中國出現的一連串革命運動。本文取其本意，即辛亥年間爆發的全國性革命。
武昌起義本來定於1911年10月6日中秋起事，後因故推遲到16日。但到9日，孫武（起義指揮部參謀長）制炸彈時被炸傷，全城戒嚴，數名革命黨人被捕殺，起義被迫提前。10月10日晚間八時許，武昌起義發出第一槍，大部分新軍響應，黎明前佔領了總督衙門。此後，各地紛紛響應，不到半年，清廷遜位，二千多年皇權專制結束。
武昌起義時孫文不在丹佛，也非 「企枱」
本文要討論的是武昌起義時，孫文在哪裡、又在幹什麼。按時下流行的說法，當時孫文窮困潦倒，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城的一家中餐館打工做「企枱」。作者最近發現孫文在武昌起義當天的一封親筆信，表明實情遠非如此。
在美國西部時間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中國時間10月10日，孫文在猶他州鹽湖城邊一個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內，用旅店的信簽給美洲同盟總會會長李是男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不久前（8月30日）他應黃興要求讓洪門籌餉局電匯至香港的一萬港幣，說並不夠，希望再籌足一萬寄去【見插圖】。這時的孫文，正帶領兩位洪門籌餉局演說員（信中名為傑亭、菊波），忙於奔赴美國各埠，四處演說，籌募革命資金。當時美國華僑在孫文等革命黨人的長期宣傳鼓動下，革命熱情已經非常高漲，孫文信中說「所經各埠，見得人心漸有可為」。有史料記載，這次孫文共籌款得14.413萬美元，創下歷次在美籌款的最高記錄。此前，7月21日洪門籌餉局決定派出南北兩路人馬前往105埠籌餉，9月2日孫文等三人從舊金山出發走北路。三人抵達Ogden之前，先往北加州十餘埠，包括西雅圖。Ogden之後二天，也就是美西時間10月11日，他們才抵達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城（Denver，當時按粵語稱「典華」）。
由此可見：（一），武昌起義時孫文並不在丹佛，而是在猶他州的Ogden；（二），當時孫文正忙於四處演說籌集革命資金，且卓有成效，既無閑心也無必要在中餐館打工做「企枱」。
Ogden的Marion旅店
Ogden 是鹽湖城邊的一座小鎮，人口現約八萬。1846才開始有白人定居於此。1869年，美國大陸橫斷鐵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聯通，Ogden成為西部鐵路南北幹線與東西幹線交匯點的樞紐城市，由此繁榮了好幾十年。當時有一句名言：「不到Ogden，哪也去不了」(you can't go anywhere without coming to Ogden)。後來，汽車、飛機取代了鐵路成為美國主要的運輸工具，Ogden的地位才又降低下來，但從很多紀念網站也可看出它昔日的輝煌(如 ogdencity.com, historic25.com)。如今，從舊金山開車去Ogden，大約需要12個小時。
Ogden 這家旅館(The Hotel Marion)建於1910年，孫文等人入住時剛剛開張不久。1976年被列入美國國家史蹟名錄(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至今還在營業。這是Marion Hotel現在的Google街景照片【見插圖】，位於194 25th Street, Ogden, UT 84401，是該市的地標性建築，位於該市繁華的25街，離火車站僅200米。Ogden的25街現在成為美國一個重要的歷史景點。可見，當時孫文及其革命組織並未陷入山窮水盡窮困潦倒之境，至少還支付得起三人行旅的費用。
「武昌起義時孫文在美國丹佛打工」一說的來源
那麼，「武昌起義時孫文在美國丹佛打工」一說，究竟是為什麼流傳如此之廣呢？原來，這是著名的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提出來的。唐教授在美國執教多年，著述盛豐，是口述歷史方面最權威的一位學者，也是筆者極為景仰的史學大家。不過，其「丹佛打工」一說，筆者認為不甚嚴謹，體現了口述歷史的一種困境。
在唐德剛教授的名著《晚清七十年》的最後章節中，專門有兩節處理「丹佛打工」說。他在【從「企枱」到「總統」】一節中寫道：「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枱’（粵語茶房）。…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可謂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接著，唐教授在【科州盧家的故事】一節中，進一步解釋了這一情節的來源。他說，在八十年後，「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因為把這份電報丟到中山餐盤內的那位‘企枱’，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並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遊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志，可能還是至戚。」——可謂有名有姓，有根有據，但不一定「真實性相當高」。
口述歷史的困境
就筆者的經驗，口述歷史有一種莫大的困境，就是當事人口述的可靠性。筆者曾做過幾十位「六四」當事人的口述歷史，收集整理過成千上萬份「六四」史料，包括很多當時的記者報導和當事人回憶，其中包括2年後17位流亡學生集體核對了8天的巴黎會議（後整理成書《回顧與反思》）及四十多位十幾年後的口述歷史（見 「六四檔案」網站），發現口述與轉述的可靠性都有諸多問題：一、當事人的記憶混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經過等等都可能張冠李戴；二、有些人還可能刻意誇大、掩蓋、扭曲甚至偽造；三、一般而言，轉述尤其是拐了幾道彎的轉述，比當事人自述更不可靠。因此，口述歷史必須和歷史文物相互參照，仔細考訂其真實性，才能作為有效的史料。「六四」後出版了大量書籍，我看大多都有這方面的嚴重缺陷。
回到「丹佛打工」一說，唐德剛教授的依據是「盧家的故事」，而且是八十年後盧家後人說的故事，這就很難避免張冠李戴甚至誇大扭曲的嫌疑。孫文曾四次駐留美國本土，雖然也可能有窮困潦倒之時，到餐館打工積攢一些錢用於養家也不是不可能（我們看見他有多次求助友人和組織資助家用以解後顧之憂的舉措），但在 1911年10月初，根據上述提供的資料和分析，這種可能性極小，孫文當時正忙於四處演說大規模籌集革命資金，籌到的金額也不小，何況在武昌起義時並不在丹佛城，而過了兩天後到了丹佛，得知武昌起義成功，即刻啟程回國，留在丹佛盧家餐館打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當然，如果孫文打過工，也不是一件羞恥需要避諱的事，這一點筆者非常認同唐德剛教授的說法：「今日臺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於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
只是，以「武昌起義時孫文在美國丹佛打工」來作為「孫文對辛亥革命的成功沒有直接關係因此貢獻不大」這樣的說法的根據，是靠不住的。——這不是唐德剛教授的推論，卻導致了很多人的誤解，構成對歷史的扭曲與誤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