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臺北花博的採購價格成為臺灣新聞的焦點，甚至影響年底臺北市長選情。目前臺北市政府已針對新生高架橋工程弊案移送檢調偵辦，假以時日必能水落石出。
令人感嘆的是，因為利益誘人所以貪污弊案總與重大工程難分難解，從定立招標規格開始一直到工程結束，有心人穿梭活動沒有一刻得閑。這就是法律必須存在的理由。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政府需要民意機關與媒體的共同監督，真相才能被揭露，法律也才有用武之地。
由於兩岸經貿往來日趨密切，許多事情都被拿來對照。往往有人一提到臺灣的某些弊案，就會有人說：跟中國的弊案比起來這只是小兒科；又或者中國發生了某些弊案，就會有人說：臺灣還不是一樣？
其實人性確實有相通之處，人人都該自問自己離邪惡有多遠？由於政府體制、預算制度以及計畫規模均不相同，臺灣近年來的涉貪弊案金額的確無法與中國的弊案相比。例如，在北京前副市長劉志華在因貪入獄之前，直接監管的北京奧運建設工程項目超過三百五十億美元！這和總經費四億美元（約合一百三十億台幣）的臺北花博當然不能同日而語。再者，不論京奧或世博都大量強征民地拆除民宅，臺北花博則未和小市民爭一寸私地，這更是大大不同。
可是「勿以惡小而為之」，貪污不在於金額大小，而在於違背職務的恥辱，在於政府清廉度的蒙塵，在於其他清清白白的公務員廉潔遭到懷疑，在於年輕人不以身為公務員為榮！就算和京奧或世博的問題相比臺北花博的問題真是「小兒科」，但小兒科也一樣是挂病號，金額大小不是臺北市能夠引為卸責的理由。
發生在臺灣的弊案本質上和中國的弊案大不相同。臺灣的弊案經常由監督政府的民意機關揭批（往往是非執政黨的民意代表）加上媒體鍥而不舍的報導，社會的正義差強人意地被維持著。但發生在中國的弊案如果能夠被揭露出來，卻往往源於中共派系權鬥。類似的權鬥案例很多，比如前上海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據信系因江系人馬在中共內部權鬥中落了下風，陳良宇才會中箭落馬。
倘使沒有權鬥為推手，在中國，敢於揭批弊案的律師、記者與個人都會淪為被迫害的對象。但在臺灣，揭弊固然需要勇氣也一定會面臨壓力，可是類似中共政權反撲律師、記者或個人的手段，在臺灣實在聞所未聞。這一點又是大不相同。
除了發動的原因不同、結果不同之外，臺灣的弊案被揭批後往往能留下案例與典範，而中國的弊案揭批卻只是換另一批政治權貴繼續上下其手。中國民眾都清楚在中國「凡有大建設必有大弊案」，但在京奧能被揭開一角，在上海市博卻無弊案傳出，答案都是「政治需要」。
一樣的人性貪瀆放在兩岸，看似相同，實則不同。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無他，制度罷了。無可否認，民主制度或許不完美卻是個相對優良的制度。民主，真是個好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