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樹林，一名普通鄭州市民。經常到外地出差的他最近再也不敢出差了。他說，自己被公安局盯上了，不知啥時候就會被抓走，「只要我使用身份證登記，就會有民警來找我。」為向記者證明，老袁在一家賓館當場 「試驗」，結果，登記身份證號碼不到10分鐘民警果然出現了。派出所民警說：「身份證信息顯示，他被列為高危上訪人員。」但民警查實後發現，老袁從未上訪過，也無前科。
讀了這則新聞，我對人民警察工作中的高效率深表欽佩，老袁的一個小小試驗，民警能在短短不到十分鐘內趕到「現場」，其出警速度即便與對出警時間有嚴格規定的110相比也不遑多讓。但問題是，110出警是因為有人對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不法行為報了案，而這次民警快速出擊，卻僅僅是為了身份證信息上顯示的一個「高危上訪人員」標示。
何謂「高危上訪人員」？網路時代，新詞倍出，但谷歌、百度之後仍是不得其解，只能從字面上加以理解:具有高度危險性的上訪者。但這些上訪人員「高危」在什麼地方呢？傷害過他人？策劃過恐怖襲擊？散佈過非法言論？倘若如此，警方早就該將其控制，為何還讓他們背著一個「高危」的符號自由行走？
由於從未上訪過，老袁的被抓證明純屬誤會，但假如老袁恰恰有過上訪經歷呢，他又自證清白？而且，公民的信訪權是得到《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之一種，這本來就是清清白白的事情，他又何必要因為上訪向警方自證清白？
很顯然，所謂「高危上訪人員」標示的發明，屬於在地方上正流行的「攔訪行為」的高科技化、網路化變形。每年，一些地方政府出於政績需要，都要為阻攔部分老上訪戶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但如此把「高危人員」一上網，藉助遍佈全國的警方力量，即便警方不親自參與阻攔，而只是採取留置措施，繼而通知地方政府領人，也仍大有事半功倍之效。
關於「攔訪」的是非，暫不去議它，我更關注的是，「高危上訪人員」這類標示是怎麼進入身份證信息查詢系統而與普通公民身份信息捆綁在一起的？這種標示是非法還是合法？有無嚴格程序？如果屬於非法，漏洞出在何處？是否其他公民也會遭遇類似侵害？如果屬於合法，那麼一串身份證號碼到底應該承載多少公民信息？如果連上訪記錄這類信息都被納入身份證信息系統進行管理，那麼被涉及的公民在日後的求學、求職中是否因此而受到歧視呢？
受袁樹林遭遇的啟發，我現在非常好奇，自己的身份證號碼後面被負載了多少信息，是不是會像以前的人事檔案那樣，從中學到大學到上班工作，一切考評獎懲無所不包。
前幾天，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發布了一個名為《走向社會重建之路》的報告，提出了社會建設的新思路。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生活的一些領域，正在出現「一種在市場經濟基礎上重建總體性權力」的趨勢。在社會生活領域，以權代法、以壓制社會為代價強化權力的跡象「清晰可見」。「在某些地區，權力的任性、霸道和恣意妄為顯露得越來越明顯。」報告認為，一些強化權力的過程甚至是在「社會建設」的名義下推進和展開的。課題組認為，所有這些國情「背後的思路和邏輯」 是，「權力要強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複雜的經濟社會生活」。
「高危上訪人員」標示在身份證信息管理中的亮相，正是權力要強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複雜的經濟社會生活的一種表現，但正如報告所指出，我國的歷史經驗已經充分證明，重建包辦一切的「總體性權力」不是出路。「今天，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日益複雜化的經濟社會生活中，面對層出不窮、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總體性權力不僅應接不暇，而且因其粗線條、簡單化等缺陷，反而可能成為社會失序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