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再次成為華盛頓不和諧論戰的主題、中美緊張關係升級的導火索，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在今年春季發生類似情況時，北京出臺了一系列鞏固信心的舉措，並於6月份宣布將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成為那一輪調控措施的高潮。威脅恫嚇、隨後緊張逐步緩和，這已經成為了一種模式，但這種狀況每發生一次，出現新的金融與經濟動盪的風險就會隨之增大。
美國最近在人民幣問題上的施壓——包括上週歐巴馬政府向世貿組織(WTO)提交了兩份針對中國的起訴書——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11月份國會選舉前美國政壇的不穩定性。但歐巴馬政府這麼做，不僅僅是為了贏得選民的歡心。更確切地說，世界兩大經濟巨人——一個是最大債務人、另一個是最大債權人——對金融危機過後全球體系如何運行的看法發生了衝突。本質上，這場論戰的核心問題是，誰應該為經濟失衡負責，誰又該負責修正這種失衡。
問題的答案一度非常簡單。美國及其它西方國家已經大受觸動，準備在未來幾年內增加儲蓄、降低私人與公共債務。由此可以推論出，如果世界體系要想平穩運行，那麼，某些國家必須減少儲蓄。中國及其它債權國如今應帶頭實施這些必要的舉措。
不過，北京似乎不願意做出大的讓步。3個月前北京宣布提高人民幣彈性時，我曾指出，這是一項明智的外交舉動，但再無其他。此後，人民幣匯率幾乎沒有任何變動，直到9月初——自那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開始加快，但目前仍僅比6月份高出了1%。最近一次人民幣升值，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美國國內齊聲要求教訓中國，另一方面也因為高規格政治會議與談判即將到來。
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論點：人民幣升值不會對美國降低貿易赤字產生很大幫助，因為美國出現赤字，價格只是部分原因，更主要的還是與結構性現象有關。結構性現象是中美兩國儲蓄與投資失衡的根本致因。日本上週採取的打壓日元的干預舉措，也給了中國抵制人民幣升值要求的藉口。華盛頓對日本舉動接近緘默的態度，只能被北京理解為它在選擇性地表現敵意。它這麼做想必基於下述假設：它已不再視日本為商業威脅，而中國在商業上與政治上，都是它的競爭對手。
即便如此，北京方面做出讓步，不僅會是精明的戰略之舉，也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儘管美國資產的持有者（尤其是中國央行）將會因人民幣大幅升值受損，但升值有利於推動北京正廣泛討論的一種轉型：轉向更以消費為中心的經濟模式。這種轉型推遲的越久，一旦發生經濟衝擊，衝擊力度就會越大。
儘管人民幣匯率問題是當前的關注焦點，但中國的根本問題在於經濟制度，這種制度使得中國國民儲蓄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長期維持在50%以上。除非中國政府實施機構、企業、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等一系列改革，擴大本土生產與消費所佔經濟比重，推動經濟恢復平衡，否則，上述狀況不會發生多少改變。而改革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動。
匯率糾紛歷來都與全球經濟體系根深蒂固的失衡有關。這種失衡需要修正舉措，以及債務國與債權國的高度合作。這不是沒發生過，如佈雷頓森林時代 (Bretton Woods era)，或許還有《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本週將迎來該協議的25週年紀念日）簽署後很短的一段時間。但我們十分清楚，這些只是例外。
我們所需要的是全球領導力。不幸的是，華盛頓與北京都已被國內選舉分散了注意力。但像中國這樣的債權國始終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來帶頭髮揮領導力，即使它們的不情願已是聲名遠播。如果美國可以讓中國相信，它逐年降低預算赤字與公共債務的承諾不是說著玩的，那麼，它還有可能促使中國改變態度。
這並不容易。美國缺乏推出這樣一個計畫的政治意願，最樂觀估計，大概也要等到2012年總統大選之後；而中國在2012年領導層換屆前，不太可能會實施大規模經濟與社會改革。不管怎樣，美國能做的事情有限。最終，還是必須說服中國。
本週，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赴紐約參加聯合國(UN)扶貧峰會，並與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會晤。這將是緩和形勢的一次機會，尤其是考慮到，美財政部已定於11月中旬發布半年度匯率報告。該報告可能會指控中國操縱匯率，而該指控意味著兩國必須對簿WTO，並可能實施關稅懲罰。
如果出於自身的原因，中美不能夠或不願意與對方就貿易與匯率問題進行接觸，那麼，雙方在其它關鍵政策問題上合作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合作失敗將留下真空，可能只有保護主義來填補。如果是那樣的話，去全球化進程將會開始，而這對誰都沒有好處，尤其是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