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六七年，中國經濟都會出現驚險的一跳：上世紀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80年代末的價格闖關、90年代初的吸引外資熱、90年代末的國企轉制、本世紀初的加入WTO
在美國，一部iPhone的售價為499美元。富士康是蘋果手機的唯一代工企業，它離不開蘋果，蘋果同樣離不開它。你猜富士康每做一部iPhone的收入是多少？8.47美元，其中包含了員工工資、廠房租金、運輸等全部成本。
隨著富士康的工人工資在兩個月內幾乎翻倍，這個故事也要重寫。今年以來，中國31個省市中有27個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高了22%，許多內陸省份的漲幅超過30%。當然，最低工資並不能完全反映勞工市場的實際情況，不過今年農民工工資大漲25%-30%，應該是板上釘釘的。筆者預計，低端勞工工資今後3-4年將每年上漲20-30%。在全球勞工市場不景氣的2010年，中國的工資上漲絕對是一道罕見的風景線。
中國政府在低端工資政策上的態度，有一個180度的轉變。過去，憚於競爭力的下降，政府有意無意地壓抑製造業工資的上漲。近來，全世界都在逼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上揚，出口訂單流向第三國，受益的是其他國家的工人。既然如此，不如給自己的工人加工資，這樣做同樣可以減少貿易順差，但是得益的是中國的工人，「肉要爛在鍋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的變化，屬於名義匯率的變化；工資等生產成本的上升，其實是實際匯率的上升。目前人民幣名義匯率是小升，實際匯率卻在暴漲。
工資的暴漲，對沿海出口企業可以說是災難性的。在瑞信最新的跨國公司問卷調查中，勞工成本上升已經超過人民幣升值，成為CEO們最大的困擾。其中36%的CEO更對勞動成本上升「極度擔憂」（對人民幣升值極度擔憂的佔18%）。
面對激增的生產成本，外資會內移還是外遷？筆者相信，今後幾年選擇將生產線移向內陸省份的企業，會明顯多過離開中國的。首先，與中國競爭外資的發展中國家，沒有一個基礎設施的效率可以與中國媲美，運輸效率、交貨準時與勞工成本同樣關鍵。其次，在電子等產業，中國已經發展起龐大的產業鏈，集群效應非常重要。如果廠家孤身脫離產業鏈，零部件供應等會面臨重大阻滯。再者，中國巨大的內需市場，為所有外資所覬覦。所以筆者相信，願意留下的外企居多。
然而，本次中國的工資上漲，根本不是一次性的。儘管勞動力供應的頂峰還要幾年才會出現，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筆者估計沿海地區農民工今後每年面臨500萬-800萬缺口，其背後是當地就業機會的湧現。基建工程在內陸展開、生產線內移，大大降低了農民工到沿海省份打工的積極性。農產品價格上漲、農業稅取消，在家務農也成為一種生活質量更高的選擇。筆者因此認為，中國低端工資的補漲要持續若干年，勞資糾紛也會直線上升。這就決定了製造業外資最終出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中國出口業的結構性萎縮，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出口業面臨結構性萎縮的同時，中國的內需卻面臨著一次歷史性的增長機遇。2010年將是二十年來第一次，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出現上升。生產線的內移，帶來了內陸地區就業與收入的改善，新的乘數效應正在孕育中。這些是城鎮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也將是帶動中國經濟向前的下一個超級因素。
從新興國家的發展歷程看，當人均收入進入5000-8000美元區間時，消費往往有一次爆發性增長；而消費的突增，往往與消費信貸進入家庭有直接關係。由於人民幣匯率被低估與中國龐大的農村人口基數，筆者相信，中國進入消費增長階段所需的人均GDP數值可以相對較低。由於人口、地域的多樣性和收入的階梯分布，中國消費增長期的持續時間也會比較長。
當然，消費長期看好，不代表短期也看好。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轉型，房地產市場面臨調整，消費者信貸、農村信貸的發展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筆者相信，中國經濟今年十年的主旋律是消費，不僅是現有的5億城市人口的消費，更是城鎮化所帶來的第二個5億消費者的消費。
隨著消費取代出口（及某種程度上的投資），中國的長期增長率（potential growth）估計會由上世紀90年代的10%及過去十年的10.3%回落到7-8%之間。不過，增長的質量會有所改善。到2020-2030年，預計中國的長期增長率會進一步回落至4-5%，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陸續浮現。
每隔六七年，中國經濟都會出現驚險的一跳：上世紀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80年代末的價格闖關、90年代初的吸引外資熱、90年代末的國企轉制、本世紀初的加入WTO。這些自上而下的結構轉型多數成功了，不過也出現過價格改革的失敗。以漲工資促轉型，中國又將進行新的驚險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