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調動數十萬軍隊，又安排部隊從事一系列與抗洪不相干的活動，似乎表明，1998年的長江「抗洪」實際上成了一次借題發揮。當對險情的關心成了展示江個人對軍隊控制力的道具時，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說明瞭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1998年的長江洪災，成了和平時期江澤民檢驗自己對軍隊權威的政治契機。在張萬年等軍隊領導者的支持下，軍隊一致服從「江核心」的指揮。至此，江澤民對軍隊的有效控制既在軍隊內部得到了檢驗，也在國際國內充分展現。
軍隊指揮權一向是中國政治家立於不敗之地的憑恃。中共歷代領導人對軍事指揮權均十分重視。在處理黨和軍隊的關係上，毛澤東確立了「只允許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的原則。中共80多年的歷史也證明，誰能指揮槍，誰也就能指揮黨，成為黨真正的領導核心。毛澤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以及軍隊對毛個人的效忠，是毛得以「無法無天」，不斷發動各種政治運動，餓死幾千萬人，在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之際也無需下任何「罪己詔」的資本。
毛澤東能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憑藉了林彪等軍隊將領的支持。林彪獲罪於毛，也主要是因為他對軍隊的掌控深深觸犯了毛的大忌。此後不久，林彪就死於非命。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後，在葉劍英等人的支持下，通過1979年的「中越邊境自衛還擊戰」獲得了對軍隊的指揮權，從而形成了他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989年鄧小平下令軍隊「勤王」北京，撤銷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職務，也完全依賴於他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江澤民在處理與軍隊的關係時，一直努力效法毛、鄧兩代領導人。在一個沒有戰爭的時代，他抓住了抗洪這個機會，展現了對軍隊的指揮控制，獲得了軍隊向其效忠的公開表示。抗洪為政治服務，1998年的現實證實了這一點。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1998年長江大洪水後，1999年在長江流域再次發生了僅次於1954年和1998年的洪水。1999年7月中旬，沙市出現了44.74米的洪水位，這一水位超過了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接近1998年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緊急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的次日）沙市出現的洪水位，超過1998年8月25日長江流域抗洪部隊全體上堤時的洪水位，但這一次中共中央並未像1998年那樣調集軍隊抗洪，新聞媒體也未對洪水作報導。
當1999年的長江洪水到來時，由於地方政府事先主動放棄了許多圍垸和分蓄洪區，結果順利通過份洪緩解了水情，並未造成1998年那樣的「小洪水、高水位、大災難」。由此可見，長江抗洪並不是非要靠軍隊幫助不可。而借抗洪調動軍隊以檢驗個人權威，有了1998年這一次也就夠了。所以1999年的長江水情雖然相似，但10多萬軍隊熱鬧「抗洪」的局面卻不再出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