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富士康發生連續自殺事件，從1月23日至5月27日四個月內，富士康科技集團（下文簡稱「富士康」）有13名員工以跳樓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以富士康為代表的代工製造業所代表的「中國模式」經濟發展的代價，令人深思。近日，一份由兩岸三地高校社會學學者共同撰寫，名為「自殺抑或他殺？——解開富士康自殺事件之謎」的社會學調研報告即將發布。
報告涉及富士康位於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武漢等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共7省市的12個廠區。調查採用問卷與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共獲得有效問卷1736份。其中在深圳與昆山兩個歷史最長、工人密度最高的廠區集中獲得有效問卷1500份，其他地區以深度訪談為主，共獲得訪談案例約300個。
有14名調查團成員進入了富士康，親身經歷數十天的打工生活，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報告稱，在富士康的深圳、昆山、太原、武漢、上海廠區，均存在大量濫用學生工的情況，在某些車間，學生工使用率竟高達50%。富士康利用無須跟學生工簽正式勞動合同、無需為他們繳納社保的法律漏洞，大規模使用學生工作為廉價勞動力。由於缺乏法律保障，在出現工傷時，學生工陷入企業、學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中。
富士康更公然違法，強迫學生工超時加班，強制未成年工加夜班。對於年少的實習生與未成年工人，富士康也像普通工人一樣對待，每月加班超過八十小時，並且實行日夜班輪換制度，每三週或每月換一次班。
調查發現，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最顯著的特徵是「人訓話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具體而言，包括工時超長與勞動強度極大，工人反映「累得眼淚掉下來」；工資方面，實質上「漲工資是明升暗降」；勞動過程的管理原則是「服從，服從，絕對服從！」，導致出現「把人當機器，活著沒意思」的困局；門禁制度嚴格，工人感覺「工廠像監獄」；「你的命運不在你手裡，在主管手裡」……
報告稱，富士康表面上為工人提供了食宿與娛樂設施等「便利」，但實際上工人的休息時間、宿舍生活都被納入工廠管理，服務於「零存貨生產」（just in time production）的全球生產策略。
實質上，工人的生活空間僅僅是車間的延續，工人的飲食、睡眠、盥洗等日常生活也像流水線一樣被安排。具體來說，吃的飯「你要忘記它的味道」，住在宿舍「像在坐牢一樣」，而且還要「做義工以換取居住權」，「一星期休息一天，很少有時間娛樂了」。
而工廠外面的社區則不但容易遭搶劫而且只要風聞漲工資，周邊的房租、日常消費就全都漲起來了。因此，工人在工廠內外的社會空間面臨雙重擠壓，以至於在事實上被剝奪了生活的全部空間，猶如被囚禁在這個代工帝國之中。
調研組走進工業區附近的醫院探訪了富士康工傷員工，深入訪談了10餘名工傷患者和職業病隱患受害者，結果讓人震驚。調查發現，在職業安全方面，電鍍、衝壓、拋光等車間工作環境極其惡劣，職業安全隱患諸多，工傷頻發、工傷瞞報謊報、處理不規範等問題十分嚴重。
在醫院探訪中，調研者發現地發現，由於富士康嚴格的「三級連坐」制度，工傷事故往往被基層管理部門層層瞞報，通過「私了」的非法手段解決。因此，受傷的工人雖然繳納了社會保險，其醫療費用和賠償卻依然得不到保障。用這種「私了」的違法手段處理工傷的現像在不同廠區都有出現。在醫院探訪中，多名工傷工人反映管理人員不允許他們進行工傷鑑定，他們需要墊付醫藥費，有的甚至因為無力墊付而導致傷情惡化，更不要說獲得法定的工傷賠償。
在1736位問卷調查受訪者中，近九成工人表示自己沒有參加工會，四成工人表示工廠沒有工會，大部分人不知道工會的職能。在深入訪談中，受訪者表示：「沒聽說工會幹的是什麼」；「有問題反映了也沒用」；「他們和企業是一夥的」。在探訪工傷和自殺倖存工友期間，沒有看到工會的影子，更不用說工會代表工人向富士康爭取工人的合法權益。
然而，富士康工人的每月加班時間在「跳樓事件」之前超過100小時，「跳樓事件」後還保持在80小時以上，大大超過勞動法規定的36個小時的最高限。名義上的「自願」加班，實際是在每個月初要求工人簽署《自願加班切結書》，是變相強制性加班。如果工人不簽署，整個月都喪失加班機會，並且會受到種種懲罰。在跳樓事件之後，富士康嚴格規定每月加班時間按80小時計算工資，超出80小時的部分，不支付加班工資。有工人反映，在每天10小時工作時間內未完成生產定額的情況下，管理者會強迫整條生產線的工人義務加班。
富士康宣稱6月份起工廠會為工人加薪30%。以生產線的普工為例，五月份的工資在1800左右，加薪後，七月份工資約2000元，但同時，富士康取消了工人的年資津貼和季度獎等福利。而加薪之後，生產排配明顯增加，工作壓力加大。
跳樓事件後，富士康火速成立了員工關愛中心，並且開通員工關愛熱線，調查者發現，這個關愛中心不但不能夠真正解決工人的需求，反而把工人的求助或投訴信息直接返回基層管理部門，侵犯了工人的隱私，給工人帶來巨大壓力。
關愛中心設置的24小時通報機制，針對員工心理異常狀況，設立有獎通報熱線，然而這一「關愛」舉措事實上成為富士康排查「問題」工人的工具。一旦一個工人被「舉報」，這一信息很快會到達基層管理部門，由基層管理人員層層評定，轉交關愛中心處理跟進。工人只要比平常沉默一些，或是情緒化一些，就可能被「心理諮詢師」懷疑有心理問題，24小時之內就會被迫自動離職回家。
通過這一機制，富士康杜絕一切「自殺隱患」，工人的一切都掌握在工廠的控制之中。在富士康工作，就不存在真正的休息，真正意義的生活。宿舍並不是工人得以生活的場所，而只是工廠的延伸。除了擁擠導致休息經常受到干擾，不少宿舍條件設備太差之外，宿舍管理非常嚴苛、無理：工人不得自己洗衣服，不得用吹風機吹頭髮，夜晚11點前必須歸宿……違者都有重罰。
在宿舍安排上，老鄉絕對不會被安排在相同的房間，一個車間的同事也絕不會住在同一間宿舍，這種原子化的管理方式，使得工人之間在生產之外的生活被完全割裂，工人除了孤獨，只能冷漠，這使得工人失去了人身自由與個人空間。
在富士康調查時，當表述對工廠的管理制度與個人工作生活的感受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十分「不冷靜」地這樣傾訴。壓抑、枯燥、乏味、辛苦、忙碌、累、沒前途、無聊、無奈、空虛是他們對於富士康的描述中使用最多的詞彙。56.3%的受訪者到富士康工作都不滿半年，工人對工作沒有任何的新鮮感、成就感、主動感，只能感到十分的「枯燥」、「累」、「不人性」……
當調查者問道「你覺得自己在工廠裡是什麼角色」的時候，他們說：「我們比機器還要像機器」；「空調是用來給機器服務的」。工人是用來被機器損耗的」，這是一個工人對工人與機器關係的概括；「我只是車間裡的一粒灰塵」。
報告作者說，「富士康帝國改變了他們的性情，格式化了他們的頭腦，禁錮了他們的思維。儘管每個人抗壓能力、消解壓力方式不同，但是他們都被富士康改變了、改變著。「壓抑」、「累」、「空虛」構建了一個他們的精神面貌，囚籠般的生產和生活遮蔽了他們探視事件真相的雙眼，麻木了他們的同情心，減弱了他們自我保護的意識。」
當然，他們可以選擇離開富士康，很多工人在離開時都會很豪氣地大呼：「我把老闆炒掉了！」；「老子終於離開富士康了！」。但是，離開的人仍然是難以找到發展前景的，其中有些又回到富士康。
他們除了富士康，或是像富士康這樣的工廠，無路可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