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夙願 焦國標
其實早在1997年前後我就想做這樣一個工作。不過，那時不是編黑五類憶舊，而是為餓殍立傳——編纂六十年代大飢荒餓死者的大型故事集。當時我在一家報紙做副刊編輯，藉助工作平臺，我向我的作者和讀者約稿，請他們把自己見聞的大飢荒餓死人的故事寫下來，寄給我。一兩年間，我收到幾百篇來稿，然而最終我未能把它們編成故事集。原因之一是絕大部分來稿寫得不成形，而我又沒有足夠的力量把它們一一處理到位。原因之二是我被工作量嚇怕了。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資料，說78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總字數才1.26億字。於是我想，三千多萬餓殍，光名字就是一億多字，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總字數相當，這輩子我什麼事都不干，光他們的名字我到死都寫不完！
那幾百篇稿件我至今珍藏。餓死人的地面兒真是廣啊！從東北到海南，從新疆到江南魚米之鄉，全國各地哪兒的來稿都有。中國人真耐死啊！至今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難怪毛澤東不在乎跟人家打核大戰，也不在乎幾千萬人餓死。為餓殍立傳的宏願雖未實現，那兩三年我卻集中寫作和發表了幾十篇關於農民問題的文章。這是大陸大眾媒體上最早的一批為農民權益呼籲的言論文章。某種意義上說，近十幾年來海量的關於農民問題的個人寫作、媒體報導（成為熱門的公共話題）和政府農村政策的改變（廢除農業稅等），都濫觴於我寫的這一批視角獨特、尖辛悲愴的文章。
發願為餓殍立傳的時候，網際網路還未流行，其功能也還很有限。那時所有稿件都經郵寄而來，或是電腦列印稿，或是手寫稿，沒有一篇是通過Email發來的，也沒有搜索引擎可用。今天編《黑五類憶舊》與為餓殍立傳一樣，也是一項以有限對無涯的事功，可畢竟至少技術上方便多了。現在我不再作貪大求全之想，不奢望記下每個黑五類的名字，只求懷著一份敬虔之心，竭盡所能，把《憶舊》編成一部記錄特定時期中國社會生態狀況的歷史文獻。雖或無補於黑五類同胞曾經遭遇的屈辱、不公和苦難，但求有助於我們所歸屬的這個族群未來的成長、進步和文明。
愛在風雨夕 作者 海鷗
1966年春節過後，我剛從大連返回單位上班，同寢室的房師傅就要給我介紹對象。他說：是他的堂妹，師範學校剛畢業。知根知底，問我意下如何？我婉拒道，自己剛工作，想過幾年再考慮。時間不長，他又問我最近是不是有人給你介紹對象？我吃驚於他的消息靈通。「是的。但我還是那句話，過幾年再考慮。」「嗨，婚姻是早晚的事，別錯過良機。我這個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個日子，你倆見上一面。行就處，不行拉倒，省得我總為她牽掛。」就這樣，他硬性安排我在一個週一的早晨，與乘早班火車回郊區學校上班的他的妹妹，在車站候車廳見了面。
這樣我就算處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將我在學校寫的一本詩集給她看，想不到她竟把它改抄到她新買的一本很漂亮的硬殼筆記本上，然後又把我的詩集還給我。真是字如其人呀！那娟秀嫻熟的漂亮字跡令我感佩，那從字跡中散發出的人品的賢淑和青春的芬芳令我沉醉，令我迷戀。不久她告訴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農，並多次委婉提出要我慎重考慮與她的交往。那時我在這方面沒受過什麼挫折和打擊，對此不以為然。
這年五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色恐怖開始了。我很為她的家庭出身擔心，一再叮囑她要處處謹慎。她告訴我，由於出身政治賤民，從1957年14歲起她就懂得了世間炎涼，知道如何保護自己，讓我放心，沒事。我每個週六晚到車站接她，週日在一起，週一再送她到車站。每次走時，她家那條小黃狗都會跟著，一直送到車站，然後讓我摸摸它的頭，轉身跑回家。
說起這條小狗，還有一段故事。那時我倆認識不久。一次我們遛馬路，突然竄出一條小黃狗向她身上扑。我嚇了一跳，趕忙去驅趕，可它還是搖著尾巴向上扑。她蹲下抱起它說：「這是我家的小狗黃黃，可厲害呢。」「它怎麼跑到這裡了？」「不知道呀。」說完將它放下：「回家吧，去！」她一跺腳，那條小狗就跑向我們身後的兩位老夫人身邊。後來她告訴我，兩位老人是她的母親和老姨，那是在偷偷驗收我。再後來我到她家時，黃黃見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搖頭晃腦，特別親熱。她的母親驚異地說：「俗話說‘狗不咬新姑爺’，你們看真是這樣呀！」
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說經過多次反覆考慮，決定與我分手，今後作為好朋友相處。我很吃驚。最近在一起的時候，她總顯得那樣無精打采，悶悶不樂，還說有老師要給她介紹對象。強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揮筆復函。信寫完後，剛要去郵局，突然覺得這事得與介紹人說一聲，不然他還以為是我先提出分手的呢。
經與房師傅交談，方知單位文革小組已勒令她的父親「限在本週內滾回農村原籍」。十幾天前，看到市裡散發的《關於驅逐黑五類分子問題的革命串聯大會決議》，她就有了預感，覺得我倆的愛情沒有未來。為了不影響我，她痛下決心，才提出與我分手。
第二天，我請代休假趕往她家。沿途看到滿載抄家物品的卡車呼嘯而過，時不時有成群的黑五類被紅衛兵從小巷裡打罵驅趕出來，押解遣送。紅色恐怖已從傳單標語上走進現實。
一進大院，我就看到她們全家正在向一輛馬車上搬傢俱。馬車旁站著她的父親，正與一位滿臉凶相的瘦高個，右臂上戴著「赤衛隊」袖標的人交涉。「老郭，這捆書是老爺子留下的藥書，你們要它幹嘛。」「我看是你家藏的變天賬，必須帶回檢查。」一位身著草綠色軍裝，紮著皮腰帶的學生模樣的紅衛兵走上來說：「郭組長，又搜出幾封信件，怎麼處理？」「全部帶走。」這時只見她從屋裡跑出來喊道：「那是我個人的信件，你們不能動。」那個紅衛兵立即從腰上抽出皮腰帶，舉手要打。我一看，不好！趕忙上前勸阻，並將她拽到一邊說：「咱不要了，我以後再多多給你寫。」她一看是我，以驚異的目光看著我說：「你怎麼來了？」「我不應該來嗎？」她攏了一下頭髮，露出額頭上滲出的晶瑩汗珠：「信收到了吧？」「我已經把它撕了。現在什麼也別說了，抓緊搬家。」
等我將最後一件物品（一個收音機），放到車上她父親手中時，她母親把我拉到一邊說：「小汪，情況就這樣，你也都看到了。你倆的事，大嬸只有一個要求，我家的成分問題不能連累你，希望你盡早給她一個話，不要猶豫，行嗎？」我拉著她那顫抖的雙手說：「大嬸，你放心去吧。弟弟我們會照顧好的。有時間我倆會去看望您老。」在搬家過程中，黃黃被對面屋的劉大娘關在她屋裡，一直狂叫不止。否則它會向生人扑咬。那姓郭的曾狠狠踢過它一腳，罵它「真他媽是黑五類的狗崽子」。
她家這個一百多戶的長海大院，先後被攆走四戶人家，其中一個姓胡的寡婦最慘。她因強調曾任國民黨軍隊連長的丈夫已死，自己的出身是城市貧民，因而拒絕被遣送，與紅衛兵吵鬧起來，最後被剃了陰陽頭，當晚上吊自盡。三天後，兩個孩子也全被遣送。她的大女兒剛上初二。還有一戶姓李的，70多歲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趕回原籍。但原籍已無任何親人，經老人下跪求情，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兒子那裡。我們是最後一家被遣送的，時間是1966年9月16日。
他們父母走後，我時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剛初三畢業，課不上了，又不讓參加紅衛兵，整日呆在家裡與黃黃為伴。這時黃黃的眼已瞎了一隻，是上次被那個姓郭的踢瞎的。它見了我更加親熱。聽弟弟講，他十歲那年冬天，家裡的炕爐子夜間反煙，將全家熏昏，是黃黃半夜發現，拚命撓門大叫，把對面屋的劉大娘驚醒，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聽了這些，我將它抱起，貼在臉上。它用那軟軟的舌頭舔我的臉頰，好像是對我款款深情地說話。
她還是週六回來，幫弟弟料理一下家務。沒過多久，街道居委會來了一幫人，拿著一份北京工業大學紅衛兵領袖譚力夫的講話《從對聯談起》，說根據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須走」。弟弟走後，房子被街道居委會一個造反派女頭頭佔了。她上了一把鎖，聲稱要辦街道托兒所。當時黃黃已染病在身，被劉大娘留下，說以後再來取。就這樣她徹底沒有家了。
在以後的日子裡，她不敢去鄉下探望父母，因為學校文革小組已找她談話，要她一定劃清階級界限，分清敵我。她也不敢外出，因為全國已刮起出身論的狂風，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上火車汽車，進商店醫院，都要報出身。
那時她唯一的安慰就是週六能見到我，見我後又總是說「下次不要來了，這走鋼絲繩的日子不能讓你也攤上」。有次我生氣地說：「比起‘世界上那三分之二處在水深火熱中等待我們去解放的人民，’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鋼絲繩，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懷中，用右手連連捶著我的前胸說：「你真傻，真傻！」這時的我，真的分不清是愛她還是同情她，反正她已佔據了我整個身心。
這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由此全國各大、中、小學掀起大串聯運動。起初像她這樣出身的人是不許參與的，後來就沒人管了。有一次我寄給她一份油印的《周總理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其中談到驅逐黑五類問題時有這樣一段指示：「你們不能把髒水都潑到農村……不能不分青紅皂白統統遣返農村，已這樣做的要盡快糾正，把他們接回來。」見到這份文件後，她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勵下，她與學校同樣出身的幾位老師決定一起以串連的名義去北京。那天他們趕到火車站時，車站已貼出「車已超員，停止進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將她們帶入我的宿舍，打開宿舍後窗，直接送進站臺，並幫助她們一個個從車窗爬進車內。
北京清華園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頭。在那裡，她找到了那份油印文件的鉛印文本，即刻買一個帶有「清華大學」字樣的專用信封，將文件寄給鄉下的父母。母親接到後，連夜騎自行車趕往40多里外的城裡。天剛放亮，這封信就已交到父親的一位叫李長江的徒弟手裡。這個徒弟也是單位文革小組的成員，他高興地說：「這就好啦，一切交給我辦。」他立馬找到那位姓郭的組長。郭一見這帶有「清華大學」字樣的牛皮信封，頓時肅然。在我們那個北疆邊城，在人們的心目中，清華大學就是毛主席的傳聲筒，就是第二個中央文革小組。再抽出文件細看，郭傻眼了，不得不簽字「同意返回」。但是原籍農村那頭則沒這麼順利，那裡的文革頭頭不同意返回。無奈之下，她父親把新買下的房子送給他，才獲得簽字放行。
1966年12月3日那天，天氣格外好。在她父親單位同事的幫助下，全家又回來了。但黃黃沒等到這一天。自弟弟也被攆走後，黃黃的身體就一直沒再好起來，每天趴在那上了大鎖的房門下，不吃不喝。壞了的那隻眼不斷淌出血水，最後終於離開了這個瘋狂的世界。
印度的種姓制度，日本的賤民制度，南非的種族制度，等等，在國際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當年肆虐中華大地的血統論與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人血統優秀論有何區別？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無須通緝歷史罪人，因為從來無一漏網。
補白：鄉人柳普，少年時放蕩不羈，青年時外出闖蕩，輾轉多地，終無所成，後被抓壯丁，在國民黨21軍充當伙夫。在伙房曾經人介紹，填表一張，說是加入什麼互助組織，後來有沒有什麼活動，他自己也忘了。解放後經查，那是一張加入軍統的表格。經公安部門審查數月，因無確切證據從事過特務活動，被逐回鄉，發證一張，結論欄中寫明「作為反革命」。文革中，柳某成為牛鬼蛇神的一員。在向領袖請罪時，總是自報家門「‘作為反革命柳普’向老人家請罪」。民兵營長大喝：「柳普，你就是反革命，怎好是作為反革命？」柳普慢吞吞地說：「我不是反革命，是作為反革命，我是有派司的。」說完，掏出派司，白紙黑字寫著。眾皆笑，營長無可奈何。後柳普終經不起折磨，投河而亡。 海安
美國好公民關惠群 作者 林寶慶
沒有上過一天學，連自己幾歲都不清楚的移民關惠群，每天默默為數百位無家可歸者送飯菜，20餘年如一日。8月4日，歐巴馬總統在白宮為這個關惠群頒發了2010年國家公民獎。
關惠群出生於廣東開平的一個富裕家庭。父母均是成功的醫生，但在文革期間成為批鬥對象。六七歲的關惠群，脖子上掛著鐵絲木牌，受批鬥，跪玻璃。她親眼看見哥哥和嫂嫂被槍決，還親見其他家人餓死或受虐死在街上。關惠群獨自一人，流浪街頭，睡馬路，睡垃圾箱，挨餓受凍，在垃圾箱中撿東西吃，度過4年無家可歸的生活。沒有人跟她說話，她也被禁止跟別人說話，飽受孤立與貧窮之苦。
11歲那年，關惠群與家人泅水逃至香港。到香港後，她一度無法適應正常生活。她無法吃普通食物，只能吃垃圾，晚上拒絕睡床。不久，她父親因病在香港去世。14歲上，她輾轉來美，投靠姐姐。姐姐每天離家上班後，她就在家看公共電視臺的兒童節目《芝麻街》和《Mr. Rogers' Neighborhood》。這兩個節目就是她的學堂，她就這樣學會了英語。也由於Mr. Rogers，她至今都堅持穿要綁鞋帶的鞋子。
38年前，經人介紹，關惠群嫁給物理學博士陳伯良，並隨夫搬到加州Eureka鎮。大兒子陳溢俊上小學一年級時，關惠群怕兒子如她幼時那樣被人欺負，就每天在教室外觀望。老師知道她不會說英文，後來也請她進教室一同學習。當時班上有一個小女孩，每天向關惠群討食物吃。後來她發現這個小女孩的全家都住在車上，便開始接濟這家人。
關惠群行善不欲人知，連老公都瞞了10年。因為無照派發食物，她還被當地警方取締。三年多前，經當地記者報導，關惠群的善行才公諸於世。加州第一夫人也曾跟她一起送飯，還捐了三間浴室。
現在關惠群每天清晨2時起床，為加州Humboldt郡四五百名無家可歸者打點當天的食物，並且送無家的小朋友上學。她照顧的無家可歸者，都是不符合政府救濟條件的弱勢者，大多數是有心理疾病的退伍軍人，許多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還有幾十名不滿20歲的青少年。一些美國家庭，子女一滿18歲，就不再負擔他們的生活了。
關惠群說她只是在回報社會。她不願再見到與她當年那樣睡垃圾箱的情況。關惠群至今仍有夢魘，只要聽到華人男子說中文，就會不寒而慄。不過她說她活過來了，她認為是神讓她活下來，她是有使命的。不過，她說，她的哥哥、姐姐以及103歲的母親吳德璀，則從來不提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補白：文革以階級鬥爭為綱，每個生產隊都以揪出幾個牛鬼蛇神為榮，否則就是階級鬥爭覺悟不高。本人所在生產隊沒有地主，僅有的一個富農，文革前就死了。這可急壞了民兵排長，想來想去，發現了幾個富農子女。特別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過富農的生活，「就他了」。但該人是個瘸子，解放前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除了不能挑擔外，耕、耙，揚、種等農活樣樣在行，還能做木工活，走路較常人還快。成為牛鬼蛇神後，此人每天自備高帽，上書「富農子女」外出遊街。開始還要人押送到大隊集中，幾天後，婉拒了押送人員，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蕩蕩，前面有人敲鑼，後面有人喊口號，煞是有趣。尤其瘸子，總是走在第一個，有時還與其他人拉開一定距離。他自我調侃：「我是一條腿走一條腿推，你們怎走得過我。」長長的隊伍，瘸子打頭，引起眾人爭相觀看，笑聲不斷。 海安
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 作者 顧延齡
本人顧延齡，江蘇南通人，1957年畢業於杭州大學數學系，為人誠懇正直。當年同學們推選我為班級整風代表，我卻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早在1955年反胡風時，女同學吳××曾遭班級批判。在班裡僅有的一次放鳴會上，有人舊事重提，我談了自己的看法：「她又不是胡風分子，批她幹什麼。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尊重，應該同情人，理解人，尊重人。」隨著整風迅速變為反右，我和無數人一樣也落入了毛澤東早已設計好的陽謀陷阱。
從7月24日起，班級整整批了我七天七夜。7月31日半夜，批判會結束後，我一個人從都克堂出來，黑暗中沿著下山的石階，經健身房，無目的地走到錢塘江邊。一路上，沒有一個同學理睬我，那怕說一句話，點一下頭。
接著，團支部會上，支書宣布我已墮落為右派份子，開除團籍。時年22歲！我嚎啕大哭，在同學面前表態說：「三年後，我要重新加入共青團！」那時我是多麼天真、幼稚、無知！右派已經淪為階級敵人，怎麼可能讓你重新加入共青團？
畢業分配名單也是在都克堂宣布的。分配名單中居然沒有我的名字，我意識到問題嚴重，立即給浙江省教育廳寫信，表示「願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已，希望能分配我一個工作」。省教育廳很快答覆，叫我去寧波專署教育科報到。我匆匆整理好行裝，沒有向任何同學告別，無聲無息離開了生活了四年的杭州大學。風景如畫的校園對於我已經絲毫不值得留戀。這一天是1957年8月21日。
省教育廳通知我去寧波報到時，給我一封密件交寧波專署教育科，寧波又給我一封密件交嵊縣教育局人亊科。至今我不知道裡面究竟是什麼內容。1957年8月22日，我到嵊縣中學報到，任數學教師，直至1995年在該校退休。
1957年8月至1963年春，學校不發給我工資，每月只給25元生活費，而工作量卻是一般教師的兩倍。1962年春，俞忠榮副校長在師生大會上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可仍然是每月只有生活費。我寫了申請報告，到1963年春才拿到每月51元的工資。
1979年右派摘帽改正時，嵊縣教育局張文槐副局長和人事科吳文兔兩位領導找我談話，說我的檔案中只有1962年右派摘帽的文件，有開除團籍的文件，有察看二年處分及延長察看一年處分的文件，卻沒有看見右派戴帽的文件。他們問我：「1957年杭州大學有沒有戴帽的公文讓你看？有沒有在戴帽公文上讓你簽字？」我懵了，答道：「在杭大，除了批判會上有人說我是右派外，沒有人單獨同我講你是右派，更沒有書面文件給我看，我沒有簽過名字。」他們又問：「你怎麼知道你是右派？」答：「杭大開除我團籍的會上說顧延齡已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開除團籍。到嵊中，每月只給我25元生活費，拿了整整6年，憑此我就認為自己是右派份子。至於對我察看二年和延長一年的處分，我同樣不知道。老師們也不知道，沒有人同我講過。」
我在杭大的檔案中只有二年察看處分，沒有戴帽批文，這說明杭大並未給我戴右派帽子，只作二年察看處分。可是當初杭大並沒有向我宣布這個二年察看處分。那麼嵊縣是誰把察看二年處分當右派份子處理的呢？肯定是校領導。那麼延長察看一年又是誰做出的呢？肯定是諸丹忱。當時嵊中書記、校長是一個人，就是諸丹忱。諸肯定知道內幕。只有書記、校長有權有膽敢這樣肆無忌憚地干害人的勾當！我曾問過諸校長：「教育局領導說我的檔案中沒有右派戴帽文件，只有摘帽文件、察看二年和延長一年處分文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諸尷尬地、毫無底氣地說「不知道」後，然後不聲不響地走開了。
事情總要有個結果。我寫信到杭大詢問，同時到杭大數學系盛淑雲教授（我大學時的同班同學、黨員、班團支書）處問當年對我是怎麼處理的。他回答說：「批判你以後，我們把材料上報了。以後如何批復，我們不知道。」
不久，1979年3月6日，中共杭州大學委員會發文《關於顧延齡同志錯劃右派的改正結論》，正文如下：「顧延齡，男，四十四歲，江蘇省南通市人。原浙江師院數學糸一九五七屆學生，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份子，並受到開除團籍的處分。一九六二年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現在嵊縣中學任教。根據中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精神，對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劃分右派份子標準’，經複查，顧延齡同志沒有右派言論。原劃該同志為右派份子，屬於錯劃，決定給予改正。撤銷原右派處理決定和開除團籍的處分。恢復名譽。關於工作和工資等有關問題，建議所在地區和單位按規定辦理。」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與張鳳圖老師談起我檔案中的怪事。張老師說：文革時，他曾與另一位老師到杭大調查某某某的歷史。查完後，好奇心促使他們順便去看我的檔案，結果檔案中卻找不到我是右派的資料。由此可見，我在杭大的檔案中確實沒有戴帽批文！那麼杭大黨委發出的改正我錯劃右派的文件又是憑什麼發出的呢？難道是不管你有沒有檔案，只要事實上你已做了22年右派，就予以「改正」嗎？這一將錯就錯，究竟是誰的責任？
因當權者草菅人命，我冤枉地當了22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我不禁要問：
一、既然我檔案中沒有戴帽文件，那麼當初是誰把我當作右派份子對待的？
二、既然沒有戴帽文件，那麼1962年摘帽時就應發現這個問題。既已發現問題，就應立即糾正，恢復名譽，補發工資。那麼又是誰繼續隱瞞真相，假模假式地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使假右派變成真右派？由於這些人隨心所欲、草菅人命，我過了二十多年提心吊膽、心神不定的日子。帽子拿在他們手中，隨時可以給你戴上，而且禍害父母、弟妹、妻兒一大片！試問這些人是否犯了瀆職罪、故意傷害罪？要不要承擔法律責任？
三、我的檔案中有察看二年處分和延長一年察看處分的材料。如此重大的處分，為什麼不讓我本人知道？連老師們也不知道我有察看處分的事，只知道我是右派份子。那麼誰在一手遮天？誰在瞞天過海？對這種人難道不應該追究行政責任，甚至法律責任？
四、1957年至1962年初的戴帽期間，我毎月只有25元的生活費，卻每週要上24節課。摘帽之後，為什麼工作量和工資仍然還是右派標準，沒有一點改善？直到1963年，經本人申請，才拿到轉正工資每月51元。摘帽後一年（1962年初至1963年初）的工資也未予補發，而工作量仍然是以前的工作量。1963年教師加工資，學校加工資的指標用不完，而學校那些當權者竟一手遮天，又剝奪了我增加工資的權利。直到1977年，已工作了20年的我，才平生第一次增加工資（每月加7元）。試問，這22年的經濟損失、精神創傷是誰給我造成的？嵊縣中學的領導、嵊縣教委乃至國家，難道不該承擔責任嗎？1979年，杭大發文說我是錯劃右派，予以改正，經濟上卻未補發一分錢。
五、嵊州崇仁中學梁麗英老師檔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單位不把她當右派。1979年收到改正文件時，她才知道自己曾是右派份子。可是我無右派材料，卻當了右派——如此玩忽職守、無法無天、喪盡天良的幹部該不該處理？
反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1954年憲法第97條明文規定：「由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1957年反右完全是對1954年憲法的公然踐踏，中共必須徹底否定反右，必須徹底追究那些傷天害理的具體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向受害人賠禮道歉。按照1954年憲法，我們右派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向國家索賠，發還二十餘年所欠的工資，賠償精神損失。現在政府有足夠的財力，有人建議財政部應該發行專門的右派賠償債券，打白條子也可以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