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權被奪記 作者 李蔭國
我1948年出生在洞庭湖濱，家庭成員都是知識份子。父親湖南大學畢業後從政，母親師範學校畢業後從事教育事業。我一歲多時，父親出走臺灣，母親劉學熙和姨祖李祥琳（漢壽縣資深老教師）撫養我在摸爬滾打中長大。1957年，母親被打成右派，我也被株連，一次次被小學、中學拒之門外。
1959年7月，我初小畢業。參加了升高小考試之後，我便無故心生不祥的預感。張榜後，我在榜上果然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頓時頭腦嗡嗡作響。我紅著臉，逃也似地悄悄離開，欲哭無淚。當時我雖未滿11歲，卻少年老成，深深懂得家庭出身的利害關係。
起初我想，初小升高小這麼低的門坎，學校該不會以家庭出身為欄杆將我拒之門外吧？可是落榜的現實（而且全班唯我一人榜上無名）不容我不相信。那時初小升高小，考試只是過場，基本上是全升。
自幼飽受驚嚇的我，這時更覺得懼怕，不知自己家的問題究竟有多大。十歲孩的童竟幾乎被這個社會公開宣布為敵人，我被自卑感和負罪感完全吞噬了。
從11歲到13歲半，我荒廢了整整兩年半時間。這是我一生中刻骨銘心、度日如年的兩年半。失學後，我偶爾跟隨姨祖住縣直機關幼兒園。園長余某，極端仇視我這個右派的兒子。1960年春，她把11歲的我強拉去圍堤湖和幼師們一起割草支農。漢壽圍堤湖是血吸蟲疫區。我感染了急性血吸蟲病，高燒四十多度。在極度貧困中，母親和姨祖設法籌錢為我治病（當時治療血吸蟲病不免費），住院一個多月，差點丟了性命。姨祖看我荒廢學業，十分痛惜，又無可奈何。她要我習碑帖，練毛筆字，看書自學。
1962年元月，有一部分右派被摘帽，母親也在其列。母親命運的轉機，也給我帶來上高小的機會。我上的高小是本鄉有名的鄒家坪完小。班主任鄒憲章老師很有才華，又誨人不倦。令我興奮而又緊張害怕的小學升初中考試到了。1963年7月，升初中的考試在太子廟中心校舉行。我奪得全縣第一名。
然而漢壽縣教育局最後卻做出這樣的結論：李蔭國父親是畏罪逃往臺灣的反革命，母親是剛剛摘帽的右派份子。雖過繼給李家，李家也是縣內頭號資本家。家庭出身一片漆黑，因此成績再好也不予錄取！
全縣第一名卻不被錄取。這是我第二次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
涼秋九月，眼看著許多同學帶著新的希望和愉快的心情進入漢壽一中、二中，我卻再度淪為無業遊民，真是痛不欲生。我懷疑自己還有沒有中國人的人籍。我對自己的前景徹底絕望了。可是這一次我卻奇蹟般地很快平靜下來。我已經15歲，完全懂事了。當時幹什麼都有一道政審關卡。升學、參軍、參加工作，都要查祖宗三代。我有「原罪」，命中注定我要淪為文盲或半文盲。我認命了。
懷著滿腹心酸，我從母親所在的村小回到姨祖身邊。上街我總是走邊上，速去速回，好像做了賊，生怕碰到熟人，看到同學就遠遠避開。姨祖鼓勵我切莫悲觀，要堅持自學，繼續練毛筆字。她讓我讀《古文觀止》，給我講韓柳歐蘇，講《左傳》、《國策》、《史記》、《漢書》裡的故事。「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李陵答蘇武書》中蒼涼的描繪把我帶到大漠草原，也正契合當時我的荒涼與無奈的心境。我的淚水往心裏流淌！
姨祖覺得我困在家裡看書寫字也不是個辦法，還是要想辦法接受系統的學校教育。1963年底，姨祖專程去長沙，找到漢壽籍湖南師範學院（今湖南師範大學）教師鄭英鑄（也因右派問題被困），請他幫我找個中學就讀。鄭先生是漢壽名士，1949年之前縣孤兒院院長鄭啟濤之子，與姨祖和我父母交情甚厚。鄭先生十分同情我的處境，遂找好友肖沛老師（漢壽人）相商。幾經輾轉，終於尋到一所願收「梁山好漢」的民辦中學。這所學校叫長沙清華民辦中學，地址在小吳門下的清水塘，校長賀邦鴻。
別看這個中學招牌大得驚人，卻是一所極為簡陋，剛剛開辦不久的學校。三個教室，兩個年級。學生大多為進不了公辦中學的出身不好的學生，還有一些是問題少年。湖南日報社等好幾個單位的右派的子女就在我們班。老師的水平還不錯，他們都沒有公職，干一期算一期，是一些政治和社會失意者。
經過清華民辦中學一個學期的努力，1964年暑假過後，我懷著新的希望插班到長沙讀初中二年級。很快，我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師生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長。1964年12月，一封漢壽縣教育局並加蓋中共漢壽縣委大印的公函追寄蹤學校。該公函介紹了李蔭國是何許人（家庭背景和漢壽縣不予錄取的事實），稱該生不甘心現狀，隱瞞家庭出身來長沙讀書。按照黨的政策，應辭退出校。請予配合。
據母親回憶，當時株木山聯校教師彭某曾幾次找她打探我的校名和校址，聯校骨幹劉某為主謀，挑起事端，把我的「出逃讀書」當做階級敵人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妄圖復辟變天的重大階級鬥爭新動向來抓。漢壽當局高度重視，像追蹤逃犯一樣窮追不舍。
清華民辦中學賀校長找到肖沛老師告知了真相。肖老師和鄭先生安慰我：既然天不佑你，就順其自然回家去吧！班主任王海泉老師找我談話，深感惋惜，要我到五一路新華書店買一套由周朋壽主編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回去自學。我第三次失學了。這也是最後一次剝奪我受教育的權利。
回到漢壽，我再也無心自學，再也不奢望讀書考什麼大學。我的學校生活就此結束，我的升學夢徹底破滅。算起來，我讀初小四年、高小一年半、初中一期零三個月，共六年多。正當求學上進的花樣年華，我卻連續三次被學校堅拒於門外，這無異於將我母子一起打倒，再踏上一隻腳，叫我們永世不得翻身。
少年反革命 作者 胡健
走吧
我們沒有失去記憶
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
——北島詩《走吧》
當時吳續久和我是實驗小學5年級的同學，我倆的父親又都是被批鬥的當權派，因此我們常在一起。我家有一臺紅燈收音機，吳續久來時我們會亂撥電臺挑選節目。一次，我們無意中撥到了莫斯科廣播電臺。那可是敵臺！我們十分驚異，十分恐懼。
敵臺是文革時期的一個流行語，泛指中國境外的華語或英語等語種的廣播電臺，特指當時敵對國家和地區的廣播電臺，如美國之音、BBC等。當時收聽這些電臺只能通過短波，並在夜裡進行。如果缺乏耳機設備，人們往往需要把聲音調到最小，故曰偷聽敵臺。這種行為一旦被發現，輕則收繳收音機，被停職，隔離審查，批鬥，勒令檢討，給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重則判刑。在思想禁錮的文革歲月，偷聽敵臺成為一部分中國人瞭解外部世界，滿足求知慾望甚至是娛樂渴望的特殊途徑。
一次，我和吳續久從莫斯科廣播電臺聽到中國作曲家李煥之的《春節序曲》。那麼歡快，那麼喜慶，那麼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真是好聽極了！文革後，中央臺哪年春節不播放它呢？可是當年我們卻是在心驚肉跳中收聽的它。還有一次，我們聽到當時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的小提琴曲《思鄉曲》。一唱三嘆，好呀！我後來才知道，馬思聰當年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到了國外。莫斯科電臺播音的聲音不同於國內電臺，內容則大都是對中國當時被禁的文藝名作的介紹。至於說我們當時偷聽莫斯科電臺有什麼政治居心，那是太抬高我們兩個小孩子了。
不久，復課鬧革命了，我們也上中學了。我在淮中，吳續久在一中。有一天，是個星期天，突然傳來一個消息，說吳續久被抓了。因為寫反動標語，成了現行反革命！我驚呆了。如果吳續久成反革命，那麼我怎麼辦？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脅，晚上睡覺時人在床上就好像飄起來似的。
次日星期一，我去學校上學。班主任通知我：「早操後你去辦公樓政工組一下。」完了！徹底完了！！無邊的恐懼籠罩著我。我糊里糊塗做完早操，隨著班級的隊伍從環城路向校園跑去。我整個人好像在隊伍中飄，心中說著：「同學們，再見了！白雲藍天，再見了！」到了政工組，兩個中年模樣的人詢問我關於吳續久的情況。我如實相告。最後，他們兩個好像非常友善地說：「你沒事了，不要害怕！」可我怎麼可能不害怕呢！不久就傳來了吳續久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批鬥勞改的消息。
吳續久後來回憶說：那天早上進教室時，他發現教室窗戶都被用紙糊了起來（神秘），桌凳也變動了。吳一到自己座位上坐下，兩名壯實高大的同學就夾在著他坐下，市文教衛系統革委會的頭頭和一中革委會的頭頭也走過來了，當眾宣布：「把現行反革命分子吳續久押起來！」吳續久就這樣收押了。當時他不到14歲。
所謂的反動標語根本不是吳續久寫的。「當時我父親、我舅舅都被打成走資派，我怎麼敢寫反動標語呢？我怎麼也不承認，並提出可以通過驗筆跡等方法查出寫標語的人。」革委會的頭兒們先是來硬的：「你父親、你舅舅都被批鬥，你不可能沒有階級仇恨的，反動標語不可能不是你寫的！」後來他們又玩軟的：「你承認了吧，你很小，可以寬大處理，不會影響你的上學、你的前程。」一個不足14歲的小孩子，哪裡經得起那些橫高豎大的大人們一天一夜的折磨，吳續久終於在審他的人事先寫好的紙上簽了字。（這些成年人欺哄逼供孩子，真是其無後乎！——編者）就這樣，吳續久成了現行反革命，不准再上學，不斷地被批鬥，並在學校裡勞動改造。
那些革委會的頭頭在審問吳續久時還特別提到我：「你成天與叛徒、走資派胡某某的兒子在一起玩，你們幹了些什麼？偷沒偷聽過敵臺？」在我全然不知的情況下，蒙這些大人們如此看重，真是受寵若驚！
1971年，吳續久被當作三等公民分配到一家社辦廠，我被分配到一家大集體的工廠。我比吳續久要高一等。之後不久，吳續久的父親平反了，又成了革命老幹部，吳續久的現行反革命罪名也因證據不足而從有變無了。吳續久現在生活得還不錯，他說他對當年的事已經不願多想了。
補白：奉節縣城小商販傅吉華夫婦，年近半百，無兒無女。因為朱衣供銷社像機關一樣嚴格執行上下班作息時間，開門晚關門早，還午休，農民買點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傅吉華在供銷社門前租了一間農房，通過關係從供銷社批發食鹽、捲煙、火柴、文具等小商品代銷。供銷社不開門時，社員可在此購買，免得跑空路。一天上午，朱衣初中班的紅衛兵司令部開成立大會，幾個革命小將將傅吉華揪上臺批鬥，給他戴上紙糊的高帽，令其低頭彎腰。傅吉華不知自己犯了哪一項罪過，莫名其妙，不太馴服。幾個小將上前揪臂按頭，傅吉華向前一躥，一隻腳踢到了揪他的紅衛兵鄧昌友的下身！剛滿13歲的鄧昌友疼得蹲下哭了。
資產階級分子傅吉華毒打紅衛兵，犯下了滔天大罪！區公安特派員立即派民兵將傅吉華綁送縣公安局。傅吉華反對毛主席的紅衛兵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現行反革命。傅被判刑入獄，傅的老婆成了反革命家屬，當然不能再開代銷店了，生活無著，長期抑鬱生病，又無錢醫治，死在租住的農房裡。傅吉華在文革後才出獄。 陳宗培
壞人時代 作者 甲乙
壞人曾經是中國社會強行分出的一類人。那時我們是祖國大花園中的花朵，我們被教育眼前的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是壞人，因而要睜大眼睛辨認，以免被壞人污染。我們隊就有一個壞人，是右派份子，四十多歲，是從外地押回老家改造的。我家隔壁的老地主也是人人皆知的壞人。他老朽、掉牙、禿頂，見人卑躬屈膝，一副逆來順受的模樣。在人們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思想和肉體批判時，我彷彿享受到自己是個好人的快樂。
但是很不幸，某一天我家也出壞人了。大隊革委會頭頭告訴我：你的父親是反革命，是混進革命隊伍的一個壞人，要與他劃清階級界線，不能包庇同情。他還動員我響應毛主席號召，帶頭站出來對父親進行揭發鬥爭。我那發育得尚不成熟的大腦，實在無法參透這個複雜的問題。我非常緊張，覺得自己站到了人生的危機關口。我固然很嚮往革命隊伍，不願被革命大潮拋棄，但我並不瞭解父親究竟是怎樣一個壞人。他經常說政府好，從不說反動話，怎麼會是壞人呢？他唯一的問題是幾十年前當過國民黨軍官，可是很快就向新社會自首投誠了啊。
我不瞭解父親，因而無法批判父親。大隊頭頭很失望，把我從「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單中劃去。後來我偶然得知父親竟是區裡政工部門內部監控的對象，感到非常恐懼。如今四十年過去了，父親已逝，不知他這頂特務嫌疑的帽子是不是還在，需不需要平反昭雪。
我20歲那年竟差點兒也成了壞人。公社搞圍湖造田，青壯勞力冬天到湖灘挑堤，從早到晚干十四個小時，很累。有天傍晚，我挑一擔土上了堤壩，倒土，喘氣，不知怎麼想的，竟突然對平時要好的哥們小張冒出這麼一句：「我們挑長城啊。」學毛選小組成員闞某聽到了，馬上質問我：「你說這是什麼意思？」我說沒什麼意思。他說：「沒什麼意思？你這是把我們的黨比作秦始皇！」然後怒氣沖沖地走了。就憑這一句話，我也可能被當成現行反革命在工地現場批鬥，然後逮捕坐牢。於是我和小張緊急商議：假如闞某真去告密了，我決不承認，而作為證人，他要堅持一問三不知。此後幾天我一直擔心大隊會把我突然揪出來批鬥。可不知為什麼，這事竟有驚無險地過去了。我算親身體驗到差點兒成為壞人的滋味了。
最後徹底動搖了我的壞人觀的人還是父親。父親正派、廉潔、堅強、守信、敬業，做人做事一絲不苟，一生雖苦，卻以苦為樂。即使生活窮困不堪，但絕不會有小偷小摸之心。他從不撒謊，不貪他人或公家一點便宜，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對青年人總是告誡要學好。他曾當過生產隊保管員，人家想夥同他私下多分一點集體的東西，他卻義正辭嚴拒絕。父親一生堅持做他自己，不管頭頂的壓力多大，日子多難，他都依然如故。鄉人因此稱父親為周朝人。據說周朝人最守規矩，對王法說一不二，朝廷可以畫地為牢。如果我們的社會更多一些父親這樣的人，肯定就是一個好社會，好國家。
今夜，在這裡，我在自己內心給父親徹底平反——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大寫的至誠之人。我雖是父親的兒子，在人格尊嚴上實不及父親的十之一二。由父親推去，我青少年時代看到的許多壞人，看來其實並不壞，甚至其中不乏極好的人。本來我應該多多感受他們的人生光華和智慧，卻錯過了走近他們的機會。在那個彎曲悖謬的年代，人們形成了一種病態的封閉心理，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彼此戒備，很難坦誠待人，很難輕鬆共事共存。
現在我常反問自己：你是一個壞人嗎？似乎不是。你是一個好人嗎？也說不清。起碼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不像一個好人，缺少正義感，缺少血性，缺少悲憫情懷，很多時候蜷縮著軀體，過著甲殼蟲一般生活著。這無論如何不能算是一個好人——好人是不該這麼窩囊地活在世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