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國的柯捷出版社出版了李乾的文革回憶錄《迷失與求索》，引起不少讀者的興趣，也引起一些爭論。李乾是文革時武漢一所中學的造反派頭頭。鄰近學校有一批學生拉幫結夥，行凶作惡，曾多次向李乾學校的同學發起攻擊，有的同學被他們打得落下終身殘疾，差點死於非命。李乾和老師同學經過商量作出決定，由他帶領幾個同學，在深夜闖進為首的兩個流氓學生的家中，當場開槍將兩人打死。10天後，李乾被拘捕，後來被判20年徒刑。
一個年僅18歲的中學生，竟然鄭重其事地和幾個同學和老師商量，做出把另外兩個學生處以死刑的決定，帶著槍，闖進別人家裡，當場把人打死。這事在今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李乾在回憶錄裡詳細地敘述了12.5事件（這件事發生在1967年12月5日）的過程和前因後果，讀來令人感慨萬端。李乾本人為這起命案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他在書中也做了頗有深度的反思與懺悔。問題是，很多人發現，對於李乾殺人這一行為，要說清其中的是是非非還真不容易。
大家都同意，兩個死者確實是流氓，是暴徒，理當受到懲罰。但有人指出，懲治暴徒是政府的事，李乾他們的做法是搞私刑，是不許可的。這話當然對。但問題是，在當時，公檢法都癱瘓了，很多偷搶鬥毆根本沒人管。你說該怎麼辦？私刑是相對於公刑而言的。在沒有公刑的地方，私刑二字從何談起？事實上，在文革中武鬥最盛的時期，公檢法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很多地方的社會治安相當混亂，不少群眾組織都擔當起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如此說來，李乾帶人打擊流氓這一在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也可以算作正常的。
李乾最被人指責的是他不該把人打死，那兩個流氓雖然罪惡不小，但罪不至死。李乾被捕後，審訊他的一位老公安就對他說：「狗日的那些流氓是討人嫌，但你們不該把他們打死，只要不死人你們一點事沒有。」可是從李乾方面著想，如果他們只是把對方抓來痛打一頓，難道不會招致這幾個亡命之徒的瘋狂報復嗎？到頭來有可能死傷的人更多。畢竟，李乾他們不是政府。政府擁有絕對優勢的暴力手段，被政府打擊的一方根本沒有報復的能力 ──此所以政府之為政府。正因為政府掌握巨大的資源，它可以分層次地實施打擊，除了處死，還可以關押，可以關一年半載，也可以關十年八年，政府可以開除你學籍開除你公職，可以判你勞改判你勞教，如此等等。在沒有政府的地方，在沒有公權力的地方，情況就不同了。我們看美國的西部片，那裡的人一旦發生衝突，都是二話不說就掏出槍來。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不是牛仔們都特別殘暴，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也是沒別的辦法，因為在那裡沒有政府。
那麼，文革期間的中國是怎樣一種情況呢？說是無政府狀態吧？不對。在整個文革期間，中國都是有政府的，而且這個政府的力量還十分強大，不容挑戰。說是公檢法癱瘓，其實不然。如果你貼出一張大字報，點名道姓地批判毛澤東，或者是公開組建一個反對黨，那麼，公檢法馬上出動，無產階級專政鐵拳必將隨之而至，你無處可以逃遁。回憶錄的作者李乾本人，在打死人後不過十天就被抓進監獄，他的親友戰友都毫無辦法。可見，當時的中國是有政府的，這個政府還擁有巨大的強制手段。但問題是，在很多一般性的社會治安案件上，這個政府卻撒手不管，放任自流。這就必然誘發出大量的犯罪，並迫使老百姓採取各種手段自衛，而這種自衛常常會超越公平報復的界限——因為他們想公平報復也很難做得到。於是就導致了民眾之間沒完沒了、愈演愈烈的相互傷害；而這中間的是是非非也就越來越成了一筆理不清的糊塗賬。
如果當時的中國真的是沒有政府，那麼人民必然會迅速地建立起政府，以便維持秩序。但正因為當時的中國並不是真的沒有政府，而是這個政府故意地、有選擇性地放棄其基本職責，這才是造成混亂的根本原因。我想，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文革武鬥。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