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子女的夢魘 作者 張曼青
1952年12月22日，是獨裁者斯大林的生日。那天夜裡，我從熟睡中醒來，看見屋裡燈光明亮，還有人說著話。後來知道那是父親被抓走了。為了向獨裁者斯大林獻禮，中共策劃了這次全國統一的掃蕩托派行動，五百餘名托派分子（包括鄭超麟先生）都在當夜被捕。
父親被捕後，母親一個人帶著5個子女確實困難，便託人把曼琳、曼平帶到上海，由大舅撫養，留下大姐曼妮、我、曼雲留在重慶與母親相依為命。沒想到這一分別就是10多年。1966年5月底，曼平哥結束了從北大派往四川峨邊的四清工作，回京前請假到重慶探親，我們才見了離別後第一面。見曼琳則是1966年末大串連時，我去她就讀的北京輕工學院找她，經相互自我介紹才相認。如果路上偶遇，我們這對一奶同胞只能是相見不相識。
父親被捕後關押在松山勞改隊（白公館、渣滓洞一帶）時，每隔一二週或一個月，母親就會帶著我和曼雲乘車去探視父親。那時母親實在是太累了，每次坐車都會打盹。這是我記憶特深的情景。到了勞改隊，母親與工作人員交待之後，就站在露天裡等著父親出來。他們站在一處談話，我和曼雲則在離他們五六米的地方看或自已玩耍。每次母親總要給父親帶一些香菸或食品。有幾次父親是穿著工裝出來見我們的，頭上戴著白色的如同當年日本鬼子戴的那種帽子。帽子後面拖一塊大布，遮住整個肩膀。
不知從何年起，母親就再不帶我們去探視父親了，後來得知父親已轉押到西昌。好像是在1959年，國家實行一次大赦，提前釋放了很多罪犯。當時我們也特別期待父親能獲釋，可是左等右等不見消息，最後等來一紙通知，說父親早在轉押至西昌時就生病去世了。母親聽到這個消息不禁黯然淚下，我們心裏也十分悲痛。母親對父親被捕前的政治活動渾然不知，只知道父親經營印刷廠時常常印刷魯迅的書籍及一些進步書刊。家裡常有進步人士來往，陳望道等著名學者就來過我家。
父親被捕，我們成了托派子女。讀小學時，一次因調皮被叫到老師辦公室，老師訓我：「你是反革命子女，怎麼不克制克制自己的行為！」這次訓斥使我刻骨銘心，也改變了我的性格。自此我變得沉默寡言，謹小慎微，總怕自己的言行再召來同樣的訓斥。不過，「因禍得福」，我變得學習刻苦，任勞任怨，參加工作後經常被評為先進生產者或先進工作者。
我上的是私立幼兒園，小學讀的私立達育小學（後改為公辦中華路小學），小學畢業升不了公辦中學，只能讀民辦初中和高中。1965年12月，重慶4所民辦高中的高三生，大部分被南充煉油廠以半工半讀的名義招去。1967年分配進該廠，我到了最差的工段，干了最差的工種。
大姐曼妮也是人生坎坷。高三就讀於重慶市九中，是該校的高材生。高考後比她成績差的同學都被各高校錄取，她卻榜上無名。好不容易分到重慶空壓機廠（軍工企業），沒干多久，廠裡下放人員，她首當其衝被下放，後來好不容易在和平路小學找了個代課老師的差事。我大姐夫也是空壓機廠工人，因與托派子女戀愛、結婚，被調離該廠，到重慶東風機器廠工作。大姐後來以家屬工身份也進了該廠。長年精神壓抑，大姐失眠成疾，久治不癒，1979年服安眠藥自殺。時年40歲，留下一雙女兒。當時已退休的母親在北京為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曼平哥帶孫女張薇，得此噩耗，悲痛難抑，可也只能是眼淚往肚裡流。
妹妹曼雲1965初中畢業，成績優異但升不了高中，被招去當臨時工。因是托派子女，1968年被辭退，長期未分配工作，干了十幾年臨時工，直到母親退休才頂替成為正式職工。因事事遭遇不公，積鬱多年，母親於1995年過世。曼雲失去精神依托，於7月26日留下遺書，投嘉陵江自盡，時年47歲。妹夫符比奇千辛萬苦，花幾千元僱人打撈，7天後才在嘉陵江下游河流轉彎處找到其遺體。此時是重慶最炎熱的時候，遺體高度腐敗，無法辨認。那時沒有DNA鑑定技術，僅從足部一顆痣的位置確定了妹妹的身份。
我母親的遭遇一言難盡。公私合營後沒收了所有的資產，被劃為資本家，以資方人員的身份進入國營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接受改造自不必說，文革中因是托派家屬，常被揪鬥、遊街及下放勞動。她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不計時間、報酬。由於工作辛苦，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她的臉常常浮腫，也查不出什麼病因。
母親為人真誠。父親被捕後，她一人經營印刷廠。當時廠裡有一名職工，外號聾子（因耳聾得名），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當時稱為癆病。這種病傳染性極大，母親卻對聾子十分關心。那時我們住民生路76號（印刷廠對面）二樓，他住三樓。我家做了什麼好吃的，母親都讓我和曼雲給他送去一些。久而久之，引來風言風語，甚至傳到我們小孩子耳朵裡。但母親全然不顧，始終如一地待他，直到他後來病重，吐血而亡。
民生路76號還有一段故事。我們住在這裡的是一間不足10平方的危房，1970年被拆重建。當時我已離家在南充工作，大姐結婚住在廠裡，母親和妹妹曼雲只得投親靠友暫住。好不容易等到新房修好，不料地段戶籍警竟以我們是托派家屬為由，不准回遷，硬讓我們搬到渝中區打銅街4號三樓一間用木板隔出的11.8平方的房子裡，沒有廚房，沒有廁所。據說趕走我們後，那位戶籍警得到了本應屬於我們的那一套回遷新房。
那個年代還有一件令我常感頭痛的事：無論升學和工作，經常要填履歷表，如何填寫家庭出身一欄，常使我犯難。思考再三，要麼填上小商、商人，要麼填資本家，總之不願填反革命、托派。但無論你怎樣填，在檔案裡我們總是「托派子女」，是躲避不了的。
由於家庭遭遇，我非常害怕政治，不敢碰它。入黨、入團的申請書是不敢寫的，知道寫了也白寫。我搞不明白什麼是政治，尤其是中國的政治。不同政見者就必然是敵人嗎？難道政治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我期頒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自由、博愛的政治。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東山谷文昌 作者 霍達
在東海和南海的交匯處，東經117°25′，北緯23°42′，蔚藍的海水托著一個不規則的多角形小島，像翩翩欲飛的一隻蝴蝶，它就是東山島。這裡距香港210海浬，距高雄110海浬，距澎湖98海浬。獨特的地理位置，使東山自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島上至今留存著戚繼光抗倭和鄭成功、施琅先後揮師收復臺灣的遺蹟。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孤懸海上的東山島仍然被國民黨軍隊佔據。1950年5月12日凌晨，解放軍乘木帆船強渡八尺門海峽，國民黨軍隊潰退，共產黨接管東山島。在鬥爭會上，翻身農民、漁民紛紛上臺訴苦伸冤，涕淚橫流。一位阿婆跌跌撞撞地扑向東山縣委書記谷文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泣不成聲：「同志啊，你們為什麼不早一天來，救救我的兒子？」農民出身的谷文昌，在老家河南林縣當過區長、區委書記，最懂得農民的苦，趕緊扶住她：「老人家，別難過，你慢慢說，你兒子他怎麼了？」
這時，一名當地幹部急忙把谷文昌拉開，低聲說：「老谷，不要理她！這是個反革命家屬。她兒子被國民黨抓走當兵，去臺灣了！」
「啊，反革命家屬？」谷文昌猛地被觸動，不禁沉吟道。如果她也算是反革命家屬，那麼，在東山島，這樣的反革命家屬太多了！國民黨軍隊敗退到臺灣前夕，對東山進行了最後的劫掠，大搜糧、大派款、大抓兵，全縣有4792名青壯男子被強行抓走，僅一個銅缽村就抓了147人。現在除了老弱病殘，幾乎見不到男人，成為遠近聞名的寡婦村。礁頭村的黃阿婆，四個兒子被抓走了兩個，黃阿婆像瘋了似地朝著大海痛哭號啕，直到哭瞎了雙眼，也沒見到兒子回來！
按照以往的常規慣例，黃阿婆有兩個兒子在臺灣當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家屬。可是，她家的階級成分卻是貧農，大兒子還是村農會主席，被抓走丈夫的二兒媳是村婦聯主任，斗霸、土改中的骨幹。那麼，這家到底算什麼？革命和反革命交錯扭結，難分難解。要知道，這樣的情況在東山並非三家五家，而是比比皆是。當時東山全縣不過12597戶，而被抓的壯丁多達4792名，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被拆散，撇下了多少新婚少婦、白髮爹娘、無依孤兒！再加上兒女姻親、姑表舊眷，盤根錯節，蛛網縱橫，涉及人員幾乎遍佈全島，難道能把他們都推到敵人一邊去嗎？
谷文昌的心像鉛一樣沈重。海灘上，月朦朦，獨守空房的漁家婦女哭聲淒厲，呼喚著被抓去臺灣的丈夫早日歸來。油燈下，意綿綿，年邁爹娘用顫抖的手在年夜飯桌上多擺一副碗筷，默念著未歸遊子的乳名。難道這些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兒子的母親都有罪嗎？經過深思熟慮，谷文昌向縣委提出：那些壯丁決非心甘情願地為國民黨賣命，而是被強行抓走的。他們的親屬都是窮苦百姓，本應成為我們團結、依靠的對象。翻身解放，他們雖然也和別人一樣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卻沒有和別人一樣得到本來應該享有的團圓和幸福。他們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已經遭受了雙倍甚至於數倍於常人的浩劫，心靈上留下了永難癒合的創傷，難道我們還能忍心在他們的傷口上撒鹽嗎？國民黨抓兵製造了一場災難，我們應該去救災啊！
中共東山縣委邁出了審慎而勇敢的一步，就此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名詞——稱這些在臺國民黨士兵的家屬為「兵災家屬」。對他們，政治上不准歧視，除了不享受只給予軍烈屬「代耕」的優待之外，與其他公民完全平等，困難戶還予以救濟，孤寡老人由國家供養。這些政策，在階級鬥爭如急風暴雨的上個世紀50年代初，簡直是石破天驚！
歸僑生在一九五七 作者 黃達維
1957年抵達北京後，我們歸僑學生逐漸感覺到中國大陸政治氣氛過分濃厚，深感不慣。據說當時中國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指示，不在北京華僑補習學校搞反右鬥爭。但是學校的低層幹部對抗中央，要求我們必須改造思想，反對右傾和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其中一位老師，姓王，是個共產黨幹部，要求每一個僑生必須髮言反右。在此情況下，我不得不承認有以下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逛夜市買小吃，支持小商小販，破壞社會主義經濟；不在飯廳用餐，到校外吃豆漿燒餅；貪圖享受，前往王府井購買義利麵包；逛東安市場（因為當時東安市場被定為反革命家屬、資產階級、遺老遺少出入的地方）；吃饅頭夾芝麻醬；吃炒雞蛋放辣椒；服裝講究，等等。
我們歸僑學生前往王府井東安市場購物，到合作社購買食品，到飯店用餐，請裁縫定做絲棉襖，等等，當時都被批判。我們家族最重要的長輩，原華僑總會理事長張念遺，為了團結華人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60年代印尼排華浪潮中，身份顯露，面臨險境，拋棄祖祖輩輩百年建立的事業，匆忙逃離印尼，回歸中國。張念遺為中國獻出一切。作為他的長孫，回顧在中國十九年的經歷，我深感中國部分基層幹部以怨報德，嚴重違反並對抗周恩來1957年制定的「一視同仁，適當照顧」的僑務政策八字方針。
北京華僑補習學校的低層幹部，還無理沒收中國駐印尼領事館發給我們歸僑學生的純屬個人身份證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沒收他們認為「反動」而我們認為偉大的蘇東中學畢業證書，沒收他們認為是英帝國主義的而我們認為是高級的蘇東中學英文課本《EnglishEssays》。
我們還被警告「出國就是叛國」。如此說來，那麼數以千萬計的海外華人，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長輩親友，世世代代，以別國為家鄉，豈不是更加叛國？叛國到底何意？難道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美國華人，加拿大華人，印尼華人，馬來西亞華人，新加坡華人，都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嗎？從外交上來看，這種荒謬言論與指責，已粗暴地干涉別國內政。這些低層幹部，不學無術，自己把自己看成中央領導，至高無上，胡作非為，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信譽，傷害了海外華人的民族情感。
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絕大部分各國華人都永遠不會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請記住：他們是別國公民，他們為別國奮鬥，他們決心世世代代忠於他們自己所屬的國家。完全或部分帶有漢族血統的各國華人(在東南亞稱為華族)，只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完全或部分地同屬歷史傳下的一個民族，只此而已。我們，1957年北京華僑補習學校剛剛從海外到達中國的僑生，被警告「出國就是叛國」，是對我們在海外的父母兄弟姐妹、長輩親友的政治自主基本權利的侮辱與攻擊，是無理剝奪外國公民子女的基本人權，是對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的親情倫理、家庭團圓的破壞與踐踏。
此外，有一些歸僑學生因和北京女孩子戀愛，被跟蹤監督，嚴厲批判，罪名是與反革命家屬來往。在當時毫無法制的情況下，這些同學根本沒有根據事實申辯的餘地。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什麼樣的人算是反革命家屬？什麼樣的人才算是革命家屬？我們海外華人熱愛華夏大地，珍惜中華民族情感，懷念祖輩的家鄉和祖先長眠之地。但是在中國的經歷，使我們心中的民族細胞被那些蠻橫無理的中國幹部敲打成億萬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