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8日，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在華北局太行分局高幹會上就教育問題發了言。講到民主教育時，他說：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國來說，就是反對封建的教育。由於敵人正在用一切力量維持中國殘餘的封建勢力，作它的統治工具，我們進行民主教育也就是為了抗日，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所謂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論出版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居住、千徒、通信以及處理自已生活的自由。我國許多地方農民處在半農奴狀態，工人和學徒還受到封建習慣的束縛，青年的抗日自由受阻礙，婦女的婚姻不自由。所謂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階級、民職、職業，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謂博愛，是使人與人之間鞏固團結，加強抗戰力量，在人與人之間發揚互愛、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實現。我們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愛還是有限度的，是要使青年有抗日自由，婦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夠自由的發揮他的智慧，使廣大人民在政治上獲得平等，經濟上能夠逐漸消弱封建剝削，實行減租減息，增加工資，減輕人民負擔，提倡博愛精神，反對人打人的現象，這些就是民主實質。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就是這樣一篇談話，卻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1943年6月6日，也就是彭德懷發言四個月、發表兩個月之後，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嚴肅指出：該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而強調為著反封建；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並保障人民的政治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目前國內各階級有一種為著打到共同敵人的互助，但在經濟上沒廢止剝削，政治上沒放棄壓迫，我們應提出限制剝削與限制壓迫的要求，並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
如果真像毛澤東批評的那樣，彭德懷的這段談話就有原則性錯誤，然而事實不是那樣。白紙黑字擺在那裡，明眼人一看便知。例如，談話反覆強調抗日，強調民主教育為著抗日，怎麼能說不談抗日呢？彭總就在前線指揮抗戰，說他不講抗日，豈不是笑話？
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事例是彭德懷此前支持小說《小二黑結婚》的出版。那是1942年初一二九師政治部與太行區黨委聯合召開太行區文化人座談會後，作家趙樹理到左權縣農村開展調查研究。他時常看到，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表現在對待青年男女戀愛婚姻方面的阻礙還相當厲害，甚至逼死人命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19歲的農村民兵小隊長岳冬至，人稱神槍手，在一次反「掃蕩」作戰中曾擊斃兩個日本鬼子，因和本村一位才貌出眾的姑娘自由戀愛，被村長和青救會的秘書忌恨。他們對岳私設公堂，逼其承認「敗壞腐化罪」。他們指控岳因有童養媳（才9歲，是父母包辦的），再談戀愛「通姦」就是犯法等。岳自然不服，反說他們私鬥抗日民兵幹部違法。他們氣急敗壞，當場把岳打死，又偽造岳在牛棚上吊自殺的現場。最終案件被偵破。
趙樹理把這段故事寫成了小說《小二黑結婚》—岳冬至變成了小二黑，小芹就是那個女青年的化身。她母親本來也是個悲劇人物—信奉「三聖教道會」，給女兒物色了一個40多歲的富商，遭到女兒和兩個兒子的堅決反對，她想不開，竟自縊身亡。趙樹理把此人和自己過去寫過的劇本《神仙世界》中的神仙人物糅合在一起，就成了小芹的母親三仙姑。至於小二黑父親二諸葛，他身上就有趙樹理父親的影子。
趙樹理把小說交給了在北方局主管黨校工作和調查研究室工作的楊獻珍，楊獻珍看後拍案叫絕，很快呈給了彭德懷。彭德懷看了，很滿意，把書稿交給太行新華書店去付印，為表示支持，還題寫道：「像這樣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1942年10月《小二黑結婚》出版時，彭德懷的題詞就印在扉頁上。小說受到熱烈歡迎，僅在太行區就銷行三四萬冊，有人還改變成秧歌劇到處演唱，轟動一時。
彭德懷在民主教育的談話中是否未提到這篇小說，不得而知，但我以為小說的內容完全可以作為他談話的一個註腳。因為小說所表現的主題，正式反封建—諷刺和鞭撻封建宗法制度、封建包辦買賣婚姻、封建迷信、家長制、打人罵人、草菅人命等等。這不正說明，反封建與抗戰是完全一致的，實行民主必須掙破封建枷鎖，只有反對封建勢力和封民主，才能有效抵制封建主義的奴化教育對抗戰力量的削弱，從而凝聚人心，不斷壯大抗戰力量，最終消滅日偽軍嗎？
值得指出的是，後來，彭德懷的這段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一再受到批判、指責，從延安華北工作座談會，到廬山會議，一直算作彭的一條錯誤，到「文革」中更成了他的一條彌天大罪，一代名帥竟被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