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國何去何從的根本問題是什麼呢？輿論界普遍認為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大。我認為，這些仍然是現象。收入差距是各個國家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如果機會公平、程序公平、結果公平，弱勢群體也會接受收入差距，至少不會上升到質疑改革發展正義性的程度。我認為，導致人們質疑改革發展正義性的根源是日愈凸現、日愈壯大的「權貴經濟」，是產生「權貴經濟」的二元經濟體制形態。
「權貴經濟」是權貴者藉助經營者實現權力尋租，經營者依傍權貴獲取超額利潤，彼此沆瀣一氣，狼狽為奸，高速斂聚財富。財富來得容易，自然揮金如土、驕奢淫逸。據中國社科院等單位發布的《商業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告(2009-2010)》報導：截至2009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已增至94億美元，全球佔有率為27.5%，並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然而，中國人均GDP卻仍在百位之後，中國內需嚴重不足，不僅有2000萬絕對貧困人口，還有數以億計的人群揹負住房難、看病貴、學費高等新「三座大山」。同一片藍天，冷暖迥異。「權貴經濟」揮金如土、驕奢淫逸的行為，刺激並激怒廣大遵紀守法者。
那麼，權貴經濟從何而來？如果將「權貴經濟」的出現和氾濫歸咎為改革，歸咎為選擇了市場經濟，就本末倒置了。放眼世界，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將權力關進「籠子」的市場經濟國家，難以形成嚴重的「權貴經濟」。我認為，「權貴經濟」不僅不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剛好相反，「權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最大破壞者。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市場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而「權貴經濟」是抓住配置資源的權力不放；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強調市場規則，而「權貴經濟」蔑視市場規則，在「權貴經濟」的衝擊下，按部就班遵循市場規則依法經營者往往舉步維艱，通過向權力行賄可獲得超常規的高額回報，「不找市場找市長」成為普遍存在的「潛規則」。「黃光裕現象」就是對依傍權貴可富甲天下、一步登天的最好說明。所以說，「權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最大破壞者，它迫使經濟活動遵循約定俗成的「潛規則」。
實際上，「權貴經濟」是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期間，兩種經濟體制同時存在而形成的產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漸進過程，但是經濟體制的改革還未完結，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影響還頑強存在。所謂計畫經濟，就是政府權直接介入經濟活動，政府權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所謂市場經濟，就是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在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資本的天性是，只要有300％的利潤，就敢於冒上絞架的風險。由於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在增量方面，即培育市場經濟，通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來培育和保證市場經濟的發展。由於對存量方面的改革還處在攻堅階段，政府權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還冠冕堂皇地存在，並且，由於對存量的改革涉及政治領域、涉及改革執行者自身的利益，存量方面的改革必然艱難。在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並存的二元經濟，政府的職能就是二元經濟政府職能。
二元經濟政府職能使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在市場經濟環境裡有更多、更大的尋租空間。在這種環境裡，很容易孳生「權貴經濟」，即中紀委曾經指出的「權力三化」：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商品化。腐敗屢禁不止，就是因為政府權在兩種職能並存的情況下謀取部門利益、個人利益得心應手，游刃有餘。權力一旦異化為資本，面對300％的超額利潤，權力資本就利令智昏了，即使法紀嚴密、重拳出擊，仍然是「一個胡長清倒下了，千百個胡長清站了起來」。為什麼？歸根究底，就是體制在做祟。這個體制，既不是市場經濟體制，也不是計畫經濟體制，而是處在過渡時期，政府權介入經濟活動（計畫經濟體制）與利益最大化（市場經濟體制）這麼一種混合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