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6年8月開始，當這代人在中學和小學"停課鬧革命"時，他們中沒人意識到不完整的教育將從此陪伴他們終生。當他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批鬥老師和毀壞教室時，他們摧毀的正是教育秩序。因此當1967年10月中共中央號召大中小學"復課鬧革命"時，"復課"實際上已沒有可能。
學校裡缺乏復課的物質條件，老師們難以在批鬥過自己的學生面前重執教鞭。更大的問題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沒有知識可學。中央要求復課的主要任務是學習毛主席的著作、語錄與文革的文件，批判資產階級教科書和教育制度，在此同時安排一定的時間複習數學、物理、外語和必要的常識。可正規的課程已在紅衛兵對"智育第一"的譴責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課本還沒編出來。而自毛澤東於1966年5月為教授和專家冠以"資產階級"之後，知識份子已成賤民，擁有知識已成罪過。在這些條件下，即使復課也難以學習正規知識。因此當老三屆從1968年末率先大規模下鄉時，他們擁有的只是不完整的教育。
老三屆走了，但毛澤東式對知識的鄙視仍在學校中繼續。1969年中央教育部門在批轉一份農村教育的報告時，認可了農村中學只應有五門主課：毛澤東思想、農業基礎知識、革命文學與藝術、軍訓、勞動。這種課程設置不單貶低了學術知識，更把農村青年的視野限制在"農業基礎知識"上，這無疑是對他們持續的歧視。然而，中央教育部門卻將這種課程設置作為中國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廣。
當城裡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學時，他們得有這五門課，再加一門顯示城市人高貴性的主課：工業基礎知識。實際上，由於要經常去工廠、農村、部隊學工、農、軍，他們也沒能中規中矩地學這六門課。正如他們中的一位指出："我這個六九屆的初中生，其實也就是小學水平。只在初中的教室裡坐過三個月。"不幸，1969年和1970年的初中生正趕在上山下鄉運動的浪尖，大多數被下放"一片紅"大潮捲去了農村。
1970年之後的中學生曾一度有過正規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開始的城市高中普及為正規化提供了制度的基礎，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老百姓對毛澤東革命的希望幻滅，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和西方國家記錄片的上映更使中國人為國家的落後感到震撼。在這種背景下，革命化教育失去了魔力，而正規化教育在學者的吶喊中、官員的支持下、人民的呼喚裡開始回潮。但回潮很快在毛澤東主義的激進政治家們攻擊下化為泡影。
1973年激進政治家們以招收"白卷英雄"張鐵生入學而將勞動凌駕於知識之上；以支持尚未懂事的小學生黃帥的"反潮流"而將師生秩序摧毀；以馬振扶公社中學一個女生英語考敗後的自殺而對其校長和老師的審判將教育紀律破除。伴隨著他們的一波波攻擊，1973-1976年中許多中學的門窗再度被毀，正規教育煙消雲散；毛澤東式對知識的鄙視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中被推向極端；而學生中流行的則是"不學ABC，照樣當接班人"。當從這種環境中畢業的高中生在1973-1977年間大批下鄉時，他們有著過多的畸形政治知識，過少的正規基礎教育。
1971年，張鐵生在插隊三年後被選為生產隊長；1973年張在被農民推薦為考生後參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並因他而最終流產的大學入學考試。張的數學考了61分，語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學考了6分。顯然張鐵生在農村勞動中表現很好，然而他的成績卻鐵一般地說明：下放使知青一代連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無法保住。
所幸的是，1970-1976年中國的大專院校總共招收了94萬基於推薦制的工農兵學員，其中知青學員的人數在1973年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後有很大增長。1974-1976年知青入學的平均比例是大學、中專和中技招生總數的25.1%。如果把這一比例視為1970-76年知青入大學的比例，那麼工農兵學員中當有23.6萬左右是來自農村的知青。但實際上知青在1973-76年間上大學的比例要高一些，再加上一些知青在回城或當兵後又被推薦，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約30萬人入了大學門。
1977年恢復高考後，1977-79年有43.9萬知青從農村考入大學。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國大學裡1977-79級中可能約有55萬是知青一代人。
1979-82年中國電視大學招收了36.22萬全科生；1980年中國政府允許函授大學和夜大學頒發大專文憑後，函大和夜大在1980-82年間共有16.81萬學生。如果以電大的學生年齡分布為基準，那麼1979-82年的電、函、夜大共計53.03萬的學生中約有62%或32.88萬在20/23至32/35歲，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齡範圍裡。鑒於知青只曾是其同齡城市學生人口的61%，那麼可以認為知青一代約有20萬人是這幾年電、函、夜大的學生。
工農兵學員制在1976年之後終止，1980起大學也只從應屆高中招考學生，而1982年之後20歲上下的小青年成了電、函、夜的主要學生。從1982年到90年代中，知青一代仍有些人讀了電、函、夜大和正規大學辦的大專班，但可能不會超過10萬人。從1970年起的工農兵學員到1977-79級的大學生，再從1979年起的電、函、夜大和大專班拖拖拉拉進入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寬鬆的估計大約有115萬最終受過高等教育，而另外的1，532萬除了約50萬人在文革中上過中專、中技外，只能永遠擁有不完整的教育。
問題是，隨著改革的開始，教育水準變得日益重要，大專的文憑成了晉升的依據。1979年中國政府開始把教育程度作為基層以上提拔官員、企事業領導的一項指標，而1983年乾脆把大專文憑作為提拔的一項基本依據。這種提拔政策無疑對中國各階層領導的現代化富有意義，但它卻無視歷史，把知青一代人下鄉的苦難化為了他們後天的缺憾。
儘管這一代的1，500多萬人依然年青、有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和良好的工作表現，但如果沒有大專文憑，他們永遠登不上晉升的階梯。鄧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換了毛澤東的革命社會的目標，而在這改換裡，知青一代下放的"積累"變成了無用的資歷。面對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變化的節奏，知青一代缺乏應變的基礎，成了改革社會中"沒本事"的人。
最慘的是這代人約有一半是66-72屆的初中生。在14-17歲之間，他們以大致小學的教育程度去了農村；而在40歲左右下崗後，他們成了褓姆、攤販、鐘點工、飯店服務員。不完整並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們無法競爭改革帶來的新機會，而改革前進時他們下了崗，被拋在後面端盤、練攤、搬煤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