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籬上一根條 焦國標
編了三期《黑五類憶舊》，過目的稿子有二百篇。相當比例的故事是運動一來，兒女與父親劃清界限，妻子向丈夫提出離婚。界限劃了，婚離了，而倒霉依舊。所謂文明禮儀之邦，人倫在哪裡？親情在哪裡？真個如聖經《傳道書》所言，「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然而基督徒袁相忱、梁惠珍夫婦一家，卻是這虛空中難得一見的實在。
袁相忱是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人之一，北京家庭教會最有影響力的牧者和主的僕人。因與王明道等教會帶領人拒絕加入三自會，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袁有6個孩子，其時最大的17歲，最小的6歲。繫獄21年又8個月，1979年底獲假釋時，已是兒孫滿堂。
父親被抓，正讀中學的長子袁福音既不相信父親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會沒有任何理由亂抓人。他含著眼淚，看遍全城批判父親的大字報。一個人茫然地走在大街上，痛苦、迷惘、失望、無助。一週之後，老師告訴他，他的少先隊大隊長的職務從今天起由另一個同學擔任。一家八口，全憑袁相忱服侍教會獲得生活來源。父親一走，家裡生活來源斷絕，福音安慰母親：「媽，你別發愁，等我六月份畢業了，就找份工作，我來養活你。」
次子袁福聲1965年去寧夏生產建設兵團前想見父親一面。因不是接見時間，監獄（右安門北京第一監獄）領導不同意，但福聲不肯走，反覆申說：「我這一去，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您就幫幫我。」袁相忱走進接見室時，看見兒子，很是意外。半個小時的會見中，父子手握著手交談。父親問兒子：「你現在對信仰有沒有信心？」兒子說：「有。」父親又問：「還會不會唱詩？」兒子說：「會。詩篇二十三篇我現在還記得很熟。」父子這一別，再見已是14年以後。
袁相忱近22年的牢獄人生，有14年是在東北度過的。因家庭出身被分配到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工作的四子袁福樂，1973年冬有一次到東北出差的機會。他冒著零下30度的嚴寒，拎著大包小包，多次輾轉，到黑龍江呼蘭革志監獄去探望已11年未曾見面的父親。父親被抓走時他才11歲。
不僅自己親生的孩子是如此順服，嫁得的女婿和娶來的兒媳也都很孝敬這個反革命岳父和公爹。1964年，袁相忱已在獄中6年，大女兒袁安湖結婚了。女婿對梁惠珍說：「媽媽，我還沒見過爸爸呢！下個月接見的時候，我想去看看他。」安湖帶著丈夫到北京監獄探望父親，令父親大為安慰。在袁相忱獲釋前夕，老二福聲的媳婦甚至有一天晚上夢見公爹從監獄回來了。
袁相忱獲釋從東北乘火車到北京那天，一家人派出強大的接站陣容，計有妻子梁惠珍、次子袁福聲、長女袁安湖夫婦。晚上10點的火車，8點他們就去守候了，可最終竟沒接著。午夜過後，4人還沒回家，袁相忱已照著信中的地址先於接站的摸回位於白塔寺的新家。當4人失望地（以為又出了什麼變故）回到家時，袁相忱正在用福聲媳婦端來的熱水洗腳呢。
當初袁相忱被捕時，梁惠珍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自己娘家人。他們很多人還不信主，她怕他們因此更加遠離神。丈夫被捕將滿一年的時候，弟弟來京出差，順道看看姐姐。姐夫不在家，等了好久也沒見回來。弟弟感覺不對。「大姐夫呢？」梁惠珍有意繞開話題，弟弟問了三次，才說：「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們擔心，才不告訴你們。你別告訴媽媽，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麼不跟我說，自己一個人在這裡受苦！」弟弟邊說邊掏出錢，交給姐姐：「用這些錢給孩子們買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親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的孩子是我的親外甥，我不怕受連累。姐夫不在，我照顧你們是應該的。」此後，弟弟按月都給姐姐寄錢來。每年從年初一到初四，梁惠珍都帶著孩子在娘家過年，直到1974年母親去世。
中國諺語云：「籬笆不紮緊，野狗鑽得進。」籬笆是由一根根枝條編成的，在政治變成咬人世界人權宣言金句的野狗時，人人都應該當好自己那根枝條。然而無數人在該做枝條抵禦政治野狗的時候，卻如鬼攆著似的從籬上飛逃，放棄了枝條的職責。結果，家庭和個人都門戶洞開，失去藩籬，野狗如入無人之境。更有甚者，自願化為野狗，反身扑向自己的家庭和親人。袁氏一家守住了自己作為枝條的職分，抵擋住了野狗的攻擊，一如聖保羅所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那公義的冠冕必為我存留。」
達夫不達 作者 周舵
我的父親周達夫，是我所見過的人當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爾的國際大學讀書，後來得了孟買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當過記者、編輯，後來教書。他為了追求母親，幾次大發神經，還鬧了一兩回自殺。母親被追得沒有辦法，心想此人至少將來不會虧待她。再說，父親當時年輕英俊，前程無量，母親便嫁給他了。
父親心地很不錯，古道熱腸，但身上的缺點實在太明顯了。第一，他是個醫學上叫做循環性格類型的人，興奮時口若懸河，如脫韁之野馬，什麼話也存不住；抑鬱時則心灰意懶，悲觀厭世。第二，完全不諳人情世故。世間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變了形。他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費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憑他腦子一轉，只聽三言兩語，就可遽下斷語，而且一經決定就很難改變。別人心裏想的與他眼中所看到的，經常相去極遠。他對你的熱心和好意，有時頗令人感動，但對你說的話卻沒一句能進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視極高，自以為聰明蓋世。倒也非虛。他的老師、准老師如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黃侃、錢玄同等，似乎都誇他很聰明。他的毛病是極浮躁，母親說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無心治學，對玩政治那一套倒興趣極濃。母親說他不像個教授，倒像個失意政客。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母親從小再三告誡我們遠離政治。第四，脾氣時好時壞，壞時什麼人都敢罵。據母親說是幾乎罵遍了他所認識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級得罪個遍。罵人還很刻毒，專揭別人的瘡疤。第五，生活習慣不良。極懶極懶，家務事從來是一根指頭都不想伸一伸。他以為大教授就得別人侍候，卻不想想母親也得上班，家裡並不是總有佣人。又邋遢，年輕時西服革履倒還神氣，到了學雷鋒的年代可就每下愈況了。這種生活習慣與母親真是水火不相容。母親極愛整潔。不過，我發現，不愛整潔的人常有個大優點：生活上很淡泊，無可無不可，從不挑剔，好侍候。
父親的種種毛病，沒有一樣不招母親反感。母親原是個極能幹、極好強、人緣好、性子急愛整潔愛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視甚高，於是結婚不久就開始後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親稍覺安慰。我生在印度噶倫堡，那是個極美麗的山城，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背後就是雄偉的大雪山。主演《亂世佳人》的費雯麗就生在那裡。費母懷孕時，醫生讓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說這樣生下的孩子一定美麗。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點大雪山的靈氣，出生不久，父親的朋友顧鐵鈇見了，非說是抱錯了——抱回來一個外國娃娃。
教育部長朱家驊許了個大學校長的職位給父親，於是一家三口回國了。那時國民黨潰敗在即，父親到中山大學中文系當了個窮教授。說是窮教授，也還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遠忘不了樓前的大花園，綠草如茵，濃蔭蔽日。那棵大英雄樹（木棉樹）下，不知留下多少我們玩過家家遊戲時燒灶的煙痕。
不久院系調整，中大中文系並到北大。一家人舉家北上。記得臨上火車時，王力先生把白蘭地當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還是父親把他扶上了火車。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麼搞的，父親居然成了漏網之魚。母親說是多虧她從旁提醒。父親的解釋則是因為他一貫擁護共產黨。但他老人家是個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當，硬是跑去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情報研究室翻譯資料。沒干幾年，又不幹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調到中央民族學院。父親對學術簡直就心不在焉。原先還發表幾篇像模像樣的研究文章，後來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麼，級別從來長不上去。母親越發瞧他不起，「離婚」二字總掛在嘴邊，看在三個兒女的分上，又於心不忍。
從我懂事起，父母間的戰火似乎從未止熄過。吵架不必說了，動手也是家常便飯。那真是一個恐怖世界！我奉勸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動手打架的父母們，千萬不要有小孩。父親最後採取逃跑主義，索性搬到單位去住，週末才回家。母親常常夜深才踏進家門，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黨，又累，心情又懷，經常拿我們子女出氣。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對我們除了責罵，就是大上政治課，和學校裡天天教的、報紙上天天講的一模一樣。
社會上階級鬥爭的風聲是越來越緊了，人際關係惡化，家庭內部也充滿了緊張、煩躁、火爆的氣息。如果是一個和睦團結的家庭，家長又比較明智，沒有像我父母那樣走火入魔，那就多少還能製造一個人工小氣候，減輕些外來瘋魔病毒侵襲造成的危害。我們家正相反，誰也不和誰說人話，說的一概是報紙上那套瘋話，內憂比外患還要嚴重。
父親政治上的癲狂程度不亞於母親，只是更缺乏馬克思主義味道，一聽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還自我感覺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躍躍欲試的勁頭，實在是一腦子漿糊，卻又自以為得計，時不時發點人所不敢發（別人是不敢說，他卻以為只有他慧眼獨具）的驚人之語，罵罵斯大林，罵罵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他實在是一片好意，卻不知對斯大林情有獨鍾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經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麼年代！別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幹出點名堂來了——教育部大學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單。
文革大潮來了，父親一看，恨不能立顯身手。四處抄看大字報，開動他那架妙思無窮的政治思維機器，伏案疾書，給敬愛的中央文革小組寫了許許多多研究心得，如陳伯達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總理，等等等等。母親苦苦勸他，他只是個不聽，還大怒道：「毛主席說要關心國家大事！」關心的結果很快顯露出來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單位（中央民族學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門，二話不說，把父親從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裡當然是翻了個底朝天，我這個中學生的日記、信件也都統統抄走。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這之前，父親早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遊街示眾多次，腰被扭傷，滿身滿臉灑上紅藍墨水，抄家當然不能倖免。
父親很快被送到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我們去造反派總部打聽多少次，才打聽到確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們交涉的時候，許多學生那種幸災樂禍的樣子。給父親送去一床鴨絨被和一干衣物之後，他就杳無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關係，包括找當時的大紅人王海容（她當年想進北大中文系還托我父親說過情），才知道他後來一直關在半步橋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務嫌疑。父親被關進單間，監房很潮濕，兩三年後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鬱型精神病，大喊大罵，手銬腳鐐全不濟事，弄得監獄當局好不頭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衛組的通知，去接父親出獄。保衛組的人先給我打預防針，說父親精神上有點問題，見他時情感要克制一點。也許是拜這瘋病之賜，父親雖與長期坐牢的人一樣全身骨節僵硬，肌肉萎縮，走路也是步履蹣跚，但精神亢奮，元氣十足，大冬天只穿單衣褲，我帶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從一露面，他嘴就沒閉過一分鐘，反反覆覆說什麼「耕者有其機，回去學農機」。照他看，我這輩子是農民當定了不算，而且無上光榮。
母親對他深惡痛絕，說這輩子全是被他害了，堅決拒絕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絕招，先是想把父親安置在黃寺（班禪駐京辦事處），大概覺得還是不放心，便把我們送到青龍橋北邊的黑山扈，那裡半山坡有民院的一個供傳染病人短期療養的休養所。雖美其名曰休養所，其實不過是幾排破敗不堪的平房，門窗都朽爛了。先是把我和父親安排在一間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裡，借給我們兩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蜂窩煤爐。山風呼嘯，屋子裡冷得像地獄。父親亢奮不止，根本不睡覺，連吃飯時嘴都不停。我被疲勞轟炸了幾天，就覺支撐不住，堅決要求民院再撥給一間屋子，父子兩人得分開住，不然我活不過一星期。
於是我們被暫時轉移到電話間裡。他們在那間大屋子里加一堵牆，隔成兩間。那電話間只能勉強放下一床一桌一爐，我是絕對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車數小時，往返於休養所與北大（母親的單位）之間，如上下班狀。等到隔牆砌好，預支了一點工資（父母的工資都凍結著），買了些最簡單的生活用具，父子兩人總算初步安頓下來。沒想到，在這荒山野嶺牛馬棚般的破屋子裡，爺兒倆一住就是五年。
補白：蘭州有位女士，兩歲時父親被押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死在戈壁荒漠。母親與父親離婚改嫁。她多次打電話給我，想通過夾邊溝倖存者瞭解生父的情況，好去給父親磕個頭燒個紙。每當清明時節，家家戶戶祭掃先人墓地，她的這種思念更為強烈。在電話裡聽她聲淚俱下的訴說，我心痛欲裂。毛澤東時代的罪惡，至今仍然遺禍無數家庭。她說她的繼父雖是工人，可由於生父的關係，當年她仍然被看成狗崽子。如今夾邊溝的真相還被保密，無處可查，我無法告知這位女士她父親到底死在何方，埋在哪裡，只能仰望蒼天，面對戈壁，祈求夾邊溝那些遊魂野鬼：給你們的家人托個夢吧！ 趙旭
補白：我父親是黃埔軍校17期，因爺爺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懷著國難家仇而投筆從戎。四二年在浙江青田的對日戰役中，父親負傷。解放後，父親因參加國軍而無數次挨整，接受勞動改造，至今還是農業戶口。不過，感謝上帝賜給他一位有信仰的妻子。現在二老爹娘都年屆九十，安享晚年。真的很感謝上帝給我家的恩典。抗戰六十週年時，父親非常希望政府肯定他們這一代國民黨將士為中華民族做出的貢獻，給他們頒發一枚抗日勛章。我曾到當地民政和新聞機構聯絡此事，均無結果，甚至聯繫新華社也無下文。看到歐美國家對他們陣亡將士和老兵的供奉和體恤，我真的無語。這個國家究竟是怎麼了？ 網友
我丟棄了父親的骨灰盒 作者 瀋雲彪
父親王坪，貴州遵義人。母親瀋平，浙江嘉興人。二人都是中共老一輩新聞記者。父親是抗戰期間範長江培養的第一代共產黨新聞工作者，任《大公報》、《文匯報》駐上海的地下黨記者，曾與胡風有工作關係。抗戰結束後，父親響應毛澤東提出建立鞏固的東北基地的號召，到中共《東北日報》工作，負責工業口。著名的東北勞動模範王崇倫、孟泰等，就是經他報導走紅的。母親一直是新華社記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級待遇。幾年前，新華社紀念建社五十週年，母親的名字被列入該社五十年來的優秀女記者群。
1953年，父親因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蹲了一年監獄。不久平反，還補發了工資。父親頗念黨的好，補發的工資也不要了，全交成黨費，以與黨媽媽的好匹配。1957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這次黨與他就沒有那麼纏綿悱惻了。他不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個孩子（夫妻離婚，孩子跟母親，還改了姓，現在老友常叫我「王佑」，即源於此），也把41歲的年輕生命賠了進去。
父親被打成右派時，我才十歲多，現在仍然記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靈裡，這很是不祥。1958年，離了婚的母親從新華社東北分社調到北京新華社總社，不久孩子們也隨她到了北京。獨自留在東北的父親禍不單行，害了絕症，病危時（1961年）向他的組織請求：一、念其參加革命那麼多年，不要讓他帶著右派帽子死去，請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見家屬一面。組織把話傳到北京，母親與我商量：「你看這怎麼辦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學，學習這麼緊張，你妹妹年紀小，我又跟他離了婚，離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屬了，再說我去可能政治影響也不太好。」母親說了半天，我聽出來了，只能我去了。那時我剛上初一，在清華附中，坐火車從北京到了東北瀋陽。父親詳細問了家裡的情況，我說我心情很壓抑很鬱悶，媽經常發脾氣，訓這個訓那個，對我的訓斥最厲害，甚至比他在家裡時的脾氣更大。父親說：「你媽一直就是這家裡的女王。」
一個月後，父親離世。父親走時我送的終，至今想起來很慚愧。父親臨終前，我對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種厭惡的感覺。除了個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對右派的階級仇恨。父親當時臥床，有癌腫和褥瘡，屁股底下墊了一個氣墊子。氣墊子經常被壓扁，父親讓我給他吹起來，而我覺得噁心，不願做。有時讓我幫他翻身，我也假裝聽不見。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殘忍！
父親去世後，母親去了一趟瀋陽，處理父親後事，並把骨灰盒連同個人物品帶回北京。當時我們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單元房裡。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間，裡面放了兩張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張，母親和兩個妹妹睡一張。我家的常住人口實際上是三口，因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週六回家。父親的骨灰盒就放在母親和妹妹們睡覺的大床下。
父親是5月1號去世的。大約是6、7月的時候，有一天母親找我說，父親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裡睡不著覺，你看怎麼辦？我說這事好辦，扔了不就行了嘛。當時我說得乾脆利落，連想都沒想。母親說這合適嗎？我說那有什麼不合適的？一個反革命的骨灰！這事你就別管了，交給我處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著骨灰盒，外面一塊白布包著，拿一把小鏟子，來到了玉淵潭。我家住在離玉淵潭不遠的皇亭子新華社宿舍。那時玉淵潭還屬於荒郊野外，沒什麼人影。可那天很怪，總不時有人路過。可能是做賊心虛，我怕別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所以越怕見人越嫌人多，在那裡轉悠了一圈也沒找到下手挖坑的機會。當天就沒埋成。
第二天決定換個地方。坐37路公交車（現在的337路），往北京西邊走。當時37路是京西最遠的一路車。一直坐到終點，覺得已經很荒涼了，又沿著一條油漆路繼續往裡走一陣。四處靜寂無聲，滿山都是蟈蟈叫。我窺探一圈兒，心想這下差不多了吧，然後就用小鏟子挖坑。記得是在一個臥牛石旁邊。覺得挖得差不多了，正準備把骨灰盒埋進去，就聽見遠處有卡車駛來的聲音。我很緊張，便驚慌失措地把盒子放進去，胡亂埋了。這時卡車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後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離開了。
當時我心裏隱約有一種感覺，也許有一天可能來尋父親的骨灰盒。往回走時，路過一片又是墳地又是葡萄園的地方。走到那裡，我停了下來，莫名其妙地哭起來。一開始是小聲哭，後來越哭聲越大，反正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也不知道為什麼哭得那麼慘。現在想來，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親，而是傳統孝道與黨文化教育的大義滅親之間的衝突，讓只有十來歲的我無法承受。今天自己就這麼把親生父親的遺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好事，還是做了一件喪盡天良的大壞事。
父親的骨灰盒是處理掉了，可它並沒有走出我這個親手將父親骨灰盒丟棄的兒子的心。父親的骨灰盒猶如一片永遠停泊在我心頭的陰雲，又如一塊永生不死的酵母，長久地在我心中發酵。它影響著我對母親的看法和與母親的關係，也影響著我以後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比如婚姻觀和政治觀。
哥哥和妹妹們從來也沒提起過父親骨灰盒的話題，他們對這個問題似乎很漠然。後來我想過去尋找，但已記不清在哪裡了，現在更是早就是高樓大廈了。有一次與母親談起父親，母親說，如果還有來世，她還願意做王坪的妻子。我當時在心裏罵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媽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我常跟母親爭論時事。每當我發政治牢騷時，她總是很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親（被政治拋棄）的老路。她說右派與非右派之間其實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個念頭。母親晚年時，每次我去看望她，她會時不時挑一些話題來引蛇出洞，比如說六四不鎮壓不行之類的話。通常剛開始時我總是隱忍著，但她說到一定程度，我的腦子開始膨脹，就繃不住了，甚至會罵罵咧咧地朝母親吼：「共產黨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到現在你還護著它！」
有時我也能對母親當初的種種做法表示理解。父親去世時，母親也就30多歲，還是一個少婦，對前夫的骨灰盒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何況與丈夫離婚本來就是政治強加給她的痛苦選擇，相當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護孩子的唯一辦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動氣的時候，我多半知道退讓一步，忙說：「媽，到點了，我該回去了。」然後揚長而去，戰火就這樣戛然而止。一般情況下都是這麼收場的。多年來我一直都這麼維持著與母親的關係。哥哥和妹妹們從來跟母親沒有這種衝突。我和母親之間建立的這種行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的話說是「這倆人都有病！」
親手扔掉父親骨灰盒的我，此時已經把吞噬了父親生命的政治制度視為自己家庭不幸遭際和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我不願自己的母親到晚年還執迷不悟、認賊作父，我希望母親以孔子的嚮往為自己的嚮往，終生追求真理，做「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賢者。因而我與母親爭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讓老人家有個覺醒的晚年，認識到是幾十年的罪惡政治把無數中國人害得家破人亡。
我決心要轉變母親。母親原來與李銳並不一個交往圈子。為了改變她，我把她帶進了李老的交際圈。有一次給李銳過生日，方實（原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曾是母親的頂頭上司）在宴會上說，有些人是先知先覺，有些人是後知後覺，還有更多人不知不覺。李老就屬於先知先覺，我們屬於後知後覺。當時我母親也在場，我聽了特過癮，覺得這話就好像衝我媽說的。我母親就屬於不知不覺那一類。
我雖然時常跟母親爭執，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親說體己話的孩子。我們可以談論性方面的問題，我甚至曾幫母親出主意結交異性朋友。那時母親每次與某個叔叔或伯伯約會之後，總向我們解釋說他們的關係是純潔的。我就告訴母親，現在是兩頭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們老一輩也需要。你們都是成人，無論什麼關係，都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無須向我們解釋純潔不純潔。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是母親的性啟蒙老師。母親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還有許多追慕者。六四槍殺學生，夏衍絕食抗議，家人勸說無效，他的兒女曾找我媽去勸說他恢復進食。母親與瀋雁冰（茅盾）、瀋端先（夏衍）屬於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識。
父母離婚之後，有一段時間，母親與上海市民主黨派副市長金仲華的關係已發展到談婚論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華社食堂，有人問我這是誰的孩子，另有人就說，是瀋平的老二，並說瀋平就要跟金仲華結婚了。此時民主人士對當初跟共產黨合作反蔣已大呼上當，可是母親在政治上實際是糊里糊塗，看不到這一層，還要催金仲華入黨。姨媽後來說，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識份子，本來就不稀罕入黨，再加當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處於緊張狀態，二人的關係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廣東省政協主席左洪濤與母親是地下黨時期的老相識、老領導。我們稱他左伯伯。母親曾徵求過我的意見，說左早年就追求她，那時她才十幾歲，左三十來歲，至今記得當年左洪濤的鬍子扎她的感受。我說，只要你自己喜歡就嫁給他唄。左洪濤和母親商量結婚，當時除了我，哥哥和妹妹們都反對。有一天晚上十一點，母親陪左洪濤到我自己的家門口敲門。他這次到北京，是參加十幾大或中顧委的什麼會，說一定要來看看我，誇我說只有我是個好孩子。
母親最終沒有辜負我拯救她的苦心。母親晚年時，我經常拿些資料給她看，我倆的政治觀點越來越接近了。母親在臨死前兩個月宣布退出共產黨。當時家裡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聲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媽今天要口出驚人之語，她要退出共產黨。」記得當時母親還加了一句，說還沒想好是信佛還是信基督。這說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經崩潰了。
不久，母親在醫院裡正式歸主。告別母親遺體時，我到得比較晚，看見她身上已蓋上黨旗，我非常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來。母親已經宣告退黨了，蓋黨旗是對母親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於許多人在場，也為了哥哥妹妹，我忍住了。當時哥哥是大學教授兼系主任；兩個妹妹，一個在國務院系統工作，一個在農業部系統工作。
離婚後雖然不乏惦記者和追求者，但母親五十年來一直未再婚。辭世前，她留下遺囑，捐獻遺體，供醫學解剖。四個兒女遵囑執行。她也沒有留下骨灰。在老人心目中，也許這樣才與丈夫的人生結局相匹配；或者，也許這樣才對得起被自己拋棄的丈夫；或者，獨身半個世紀的她，不願身後的墓碑繼續獨身；或者，藉此向兒女們表達當初與他們慈愛的父親離婚的歉意；或者，也許是早年接受的無私無我政治說教的最後一次呈現。
我雖然對母親當初提出與父親離婚抱有同情的理解，但對一遇政治上的風吹草動就提出離婚的做法是堅決否定的。我不願意遭遇這樣的妻子、這樣的婚姻。這影響了我對配偶的要求。當初我與妻子戀愛時是女追男，當我答應接受她的愛時，她激動得宣告：「這個世界，我第一忠於黨，第二忠於你！」我不答應。我要她必須把順序顛倒過來。她遵從了這個在那時看來完全反動的膽大妄為的要求，對我發誓：第一忠於我，第二忠於黨。
我甚至與一位同樣有著父親屍骨無存經歷的女士保持過幾年的婚外戀。在大學讀書期間，有一天收到哥哥的來信，說組織上要給父親平反，問家人是否需要經濟補償。家裡說不用，只要給平反就可以了。問是否需要開追悼會，也說不用，已經過去那麼多年，算了。哥哥信中說，母親和他感動得熱淚盈眶。可我看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怒，一種強烈的情感衝擊著我。當時我在教室，嗚嚥著，不敢放聲大哭。多年後，有一次與朋友們談起此事，我仍然無法平靜。憑什麼要平反!為什麼不要補償！為什麼不讓開追悼會！本來我活得好好的，現在告訴我那一切都搞錯了，我感覺自己就像莫泊桑《項鏈》中的女主人翁，還了一輩子債，結果卻發現那項鏈是假的。
我說得很激動，淚流滿面，旁邊一位女性朋友也哭了起來。後來從她口中得知，她家也有類似的經歷。她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親因持守信仰被投入監牢，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母親每月只有幾十塊錢工資，含辛茹苦把四個孩子拉扯大——他們家也是四個孩子，腿都累彎了。聽著她的述說，我心中生出憐香惜玉之情，一把把她攬在懷裡抱了起來。那些年，我們兩個同病相憐的人，每到清明，就結伴去八寶山附近的老山上，找個僻靜幽美的地方祭奠自己的父親。我們假定自己的父親就在那裡。這種關係持續了幾年，因為當時彼此都有家庭，最終還是分手了。
父親雖被打成右派，可我並不認為父親是自己今天所敬仰的那種先知先覺的右派。至今記得小時候父親時常跟匣子（收音機）學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咱們工人有力量》之類歌曲的情形，情緒無比激昂。父親反右挨整，說是因為攻擊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我看過他的檔案，並沒有具體的攻擊言行記錄。很多右派對當時的政治鬥爭內心是比較清晰的，可是父親好像對反右鬥爭到死也不明白。從他寫給母親的信來看，好像他覺得自己還是有錯的。信中寫得最多的是我要加緊改造，盡快回到革命隊伍，我們還要成為夫妻之類的話。
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至今也不十分瞭然。父親當年的老朋友們說他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挨整。後來聽人說，幕後人物可能是他的領導、《東北日報》主編殷山。殷是從延安來的，資格最老，惟獨黨齡沒有我父親長，便借反右整他。現在想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毛澤東對待白區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控制使用，降級安排，就地消化，逐漸淘汰。父親大約就是毛所謂就地消化，逐漸淘汰的對象。
早年的家庭經歷影響了我和我哥哥的擇偶觀。那時候，幹部家庭兩代人之間缺乏普通工人農民家裡的那種溫情。當學生時，每年春遊，工人家庭的孩子帶的都是自家烙的餡餅、蔥花餅之類，幹部家庭的孩子往往帶的都是麵包、汽水之類。我們似乎覺得他們的餡餅更好吃，而他們覺得我們的麵包更好吃。我們就換著吃，彼此都很開心。工人家庭的同學到我們家，往往就是到食堂買幾個菜，他們覺得香極了，而我們到他們家時，往往是他們的媽媽在蜂窩煤爐子上炒兩個菜，也覺得特別香，比食堂的菜好吃多了。其實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那種家庭氣氛。孩子大人們圍在一起其樂融融的感覺，這才是我最想要的。因為我母親工作特別忙，基本就沒給我們做過飯，也沒做過什麼家務，我家的家務都落在我們四個孩子身上。做家務我們都有一套，特別是我哥哥，做飯、針線活之類，都會做。
有一次跟哥哥聊天，將來找什麼樣的老婆，哥哥說一定找個會做飯做家務的，老老實實的，不找漂亮的，不找幹部子弟、大家閨秀或我媽這樣的。這是我跟哥哥共同的心願。我們哥兒倆基本如願吧，我的嫂子沒多少文化，賢妻良母型的。我妻子雖有文化，也是很老實的那種女人，我就喜歡她那個老實勁兒。
丟棄父親骨灰盒時我10歲多一點，今年我已經64歲了。年輕時就一心只當一顆螺絲釘，如今更不指望個人能成就什麼了，只希望能為結束中國的一黨專政，推進民主自由，盡一份綿薄之力。凡批毛、講述中共歷史真相的出版物，我都熱心購買，收羅，閱讀，拷貝，送人，常常自己貼錢散發。解體獨裁專制實際上已成為曾被這個制度洗腦涮腸灌狼奶的我們這一代人的共識和自覺的責任。
補白：文革期間，父親作為黑五類子女在劫難逃。掛牌子批鬥，光牌子就幾十斤重，再用細鐵絲繫在脖子上，鐵絲勒進肉裡，罰跪、繩吊、挨打是家常便飯。後來我們問父親挨過多少次批鬥，他說太多了，記不清了。我們清楚記得，有一次父親晚上被紅衛兵叫走，第二天早上才回來。換衣服時，我們看見父親身上被打、被叮咬得體無完膚。媽媽哭了，我們小孩子也扑進媽媽懷裡哭，哭得那樣傷心。可是爸爸卻沒有哭，換上衣服，拿起農具，又去上工了。從此，只要有紅衛兵來叫爸爸，我們就心驚肉跳。只要他夜不歸來，我們就徹夜不眠地等待。爸爸呀爸爸，您無罪無錯，您是一個知書達禮，有感情、有道德的好爸爸啊！ 李朝陽
父親賀子禎 作者 賀承業
父親賀漢祥，字子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生，閬中縣崇實中學首屆畢業生，土改時被劃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後來換戶口本時，抄寫的人認為這個成分太長了，索性簡寫成工商業兼地主，並說反正都一樣，於是工商業兼地主的成分就鐵下來了。父親一生善於經商，處事中庸，清貧廉潔，和氣待人，熱心公益，好管閑事，樂於助人。早年參加過四川省公民訓練班，先後兼任縣商會副會長，國立閬中縣平民工廠廠長，閬中縣商會附設初級商業職業中學副董事長，閬中縣城廂鎮名譽副鎮長，縣參議員，縣市民圖書館副館長，縣銀行監事，國民黨員，代理商會區分部書記。1956年公私合營後，在閬中縣糖業菸酒公司任營業員。
1953年我考進西南師大數學系。大約1955年，從家信中得知，父親因歷史反革命罪被關押。我往家寫信，宣告與父親斷決關係，劃清界線。關押不久，父親又被放回，仍到副食品商店作營業員，一直戴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群眾管制，過著另冊的生活，直到1970年病逝。他在副食店從無假日，難得回家。實際上也沒家，子女們都與他劃清了界限。有時抽空回來看一眼，多半是給母親帶回他省下的捨不得吃的涼麵之類，吃口冷飯就走。家裡大事小事，沒他開口的份兒。子女見他也從不理他，比路人還不如。他的三兒子結婚，他不能露面。普通小民也都如此講政治，這是咱中國人祖傳的傳統。
1967年我們結婚時，我拿著「工商業兼地主」的戶口本，她拿著「工人」的戶口本，去組建一個二人的新家庭。這個新家庭應填寫什麼成分呢？派出所毫不遲疑寫上「工商業兼地主」。我多次寫信詢問各級公安部門直至公安部長。我的理由是：根據這種剝削階級成分優先傳承的做法，我國剝削階級必將越來越多，致使消滅剝削階級的革命任務永遠不可能完成。這封信轉給了當地派出所，片警蒲光華把我叫去，所長馬洪青回應說：「都是這樣填寫的。在沒有新辦法出來之前，只好按老辦法辦。這已經不代表現在家庭實際成分了。」我問：「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把家庭成分一欄印成‘父輩成分’或‘原有成分’呢？」所長回答說：「這本子是原先印的，不便改動。等中央開了四屆人大後，看看是否會有變動。」
我又問另一個問題：「那麼，我這戶口本上寫的工商業兼地主從何而來呢？」他答：「根據你老家的戶口本。」「是指我父親的戶口本嗎？」「是的。」「可我父親已經死了呀！」「你母親還在，也就是你母親現在的戶口本。」我說：「據我所知，我母親現在的戶口本上不是這個成份。不信，請你馬上拿出來看看。」他故作驚訝地說：「是嗎，不會吧。」但又不敢當面拿出來看。老家的弟弟妹妹們知道了我追究這個問題，對我大為不滿。原來此前他們早已瞞著我，偷偷從大姐那兒弄來了當年農會開的工商業兼小土地出租的證明，找關係到派出所，已把成分恢復為原來的工商業兼小土地出租。這一切他們都不讓我知道，於是只有我一家多年繼承著父親的工商業兼地主成分。那個時代，兄弟姐妹的親情就是如此醜陋。
1971年秋，父親在店舖裡售貨時，突發頭痛，倒在地上。那時病歷本上不僅印有語錄，還要寫明成分。父親的歷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醫生堅持革命原則，不給他治療。母親無法，只好去請來有表親關係的中醫肖忠輔。肖醫生診脈後，叫準備後事，父親就這樣死了。都說死得好，一則他本人徹底解脫了，二則也減少對家族的株連。沒有任何悼念儀式和喪葬禮儀，就連我母親也沒有哭出聲來。我和四弟到煙灑公司要了一口棺材錢，請人裝棺入殮，抬到蠶種場後面的無主公地上埋了。
父親在忍辱負重、逆來順受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六十年代，母親親眼看見父親在副食店抬甜麵醬時，半句話沒聽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滿面醬的手抽了他一耳光。他臉上帶著帶醬的指印，繼續無怨無言地抬著甜麵醬。除了外來的歧視與侮辱，更深的傷害來自親人的劃清界限。親人們把自己一切不如意都歸結於他的連累。他無言地承受了這一切。家中每一小點短暫的安適與歡樂他都刻意躲開。活到這個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後，母親把他穿過的一雙還有幾分新的布膠鞋給了我，只有我不會嫌棄。
補白：哥哥是個不甘寂寞的人，文革初就以小學生的身份混入只有中學生才能參加的紅衛兵組織。在他的倡導下，紅衛兵總部居然成立了小學分部，並同意他自薦當部長。我因字寫得工整，雖讀小學四五年紀，也被他拉進去當上了分部的宣傳部長。我們白天上街搶傳單，黑夜回來刻蠟版、推油印機，第二天到繁華街區撒傳單。雖然上面寫的狗屁內容根本不懂，但我們好歹也算轟轟烈烈風光過。不久父親倒臺，我們都被清除出紅衛兵隊伍，一下子成了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的黑崽子。哥哥豈能甘心？在他帶領下，我和弟弟開始硬幹蠻幹，用不斷的鬥毆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只要有人喊我們黑崽子並且嘴硬，兄弟便大打出手。雖然有時打不過人家，鼻青臉腫衣服稀爛地回來，或者被人家告到家中還要挨父親的打，可我們還是屢敗屢戰，愈戰愈勇。慢慢的，我們用拳頭贏得了尊重，欺負我們的人漸漸少了，過去的一些對頭也向我們示好。隨著鬥爭形勢的發展，我們又成了首批玩刀棍之類冷兵器的人，隨時帶著刀子準備打架。有一次從牆上跳下來落地時，弟弟別在腰帶上的刀子插入腹中，肚皮翻開的口子像一張紅紅的嘴。我們既不敢告訴父母，也不敢到醫療所去包紮縫針，還要堅持每天上學，最後居然也沒有感染，自然長好了，真是奇蹟。就這樣，我們終於在父親被打翻在地的情況下，依靠好勇鬥狠重新找回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很長時間內，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或「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在我看來千真萬確，入心入腦。 老文
破產地主 作者 鳳子
我的父母都是中共黨員，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醫生，又是縣醫院的副院長，因而我深深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自豪和驕傲。
七十年代初，一般縣城家庭的住房都是那種單間式的，廁所公用，廚房在走廊。當時我們家住兩間房，幾個小孩和外婆住一間，父母住另外一間，並且兩間房不在一起。一次，我帶幾個小朋友去我父母的房間玩，在父親的抽屜裡翻找抄寫紙時，發現一張父親填寫的表格裡，「家庭出身」一欄竟赫然填著「破產地主」四字。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反覆翻看那張表格，心裏那個難受就別提了。旁邊有幾個小朋友，我還要佯裝鎮定，盡量不讓小朋友發現我心中的波動。我再也沒精神和小朋友玩，像害了大病一樣。
此後幾天，我一直都有點恍惚，眼前一直晃動著「破產地主」幾個字。直到有一天，我實在憋不住了，趁家裡只有我和媽媽兩人，悄悄地問媽媽：「爸爸家是地主呀？」「是呀，要不你學校每次填表，我怎麼會要你填‘職工’呢！」「那爸爸還有奶奶是不是剝削了貧下中農？」「沒有。你奶奶家在日本侵略中國時就破產了，要不怎麼叫破產地主呢！你爸爸小時候可是吃了不少苦，不到十歲就被送去當學徒，冬天連鞋都沒有穿的，他的腳上至今還有小時候凍傷時留下的疤痕哩！」「是嗎？」我半信半疑。「你在外面千萬不要對人說啊，人家問你家庭出身你就說是職工，記住啊！」家庭出身從此變成了一件比較忌諱的事，我再不像以前那樣以自己的家庭為榮了！
文革後很多年，我和我的兄長們在一起談起爸爸的出身時，一致認為這事很荒唐。既然破產了，怎麼還能算地主？這不是前後矛盾嗎？
據說那時我奶奶在他們那個村子里特別引人注目，在給他們家劃成分時，那些負責劃成分的人嫉恨她，就把她劃成破產地主。結果，我爸爸的政治前途大受影響，奶奶七十多歲了還得在農村接受勞動改造。儘管她的兩個兒子都在城裡工作，貧下中農卻不許她去城裡安享晚年，而必須呆在農村老家！
補白：我父親（黃萬里，黃炎培之子）一被打成右派，我在清華附小的一個同學就立即給我起外號叫小右派。對於一個10多歲的小女孩來說，這是心靈上一個特別大的刺激。1958年的六一，我們班要選兩個小朋友到景山公園參加全市少先隊員優秀代表會議，我被選上了。結果一個同學就說黃肖路是小右派，不應該選她去。一起鬨，後來就不讓我去了。我二哥1960年考上大學不被錄取，對我刺激特別大。這一年大飢荒，共產黨讓這些戴著右派帽子的教授們談談心裏有什麼問題。我父親就說，如果我自己政治上犯了錯誤，無論受什麼懲罰，你送我去監獄或者勞改，都沒有關係，但是如果影響我的子女上大學，我就完全想不通。那時已經餓死很多人，共產黨對這些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管控似乎軟了一點。1961年快高考的時候，清華統戰部就又給我二哥報了名。1961年他考上清華大學。等到我1965年考大學的時候，父母認為完全沒有問題，所以就沒把我考大學的事告訴共產黨派來的那個專門做我父親的工作的人。結果那一年我遭到不予錄取。 黃肖路
北京金虹先生來信：
這是沈重的歷史，也是我們經歷過的時代。我們中的那些幸運者雖未嘗狗崽子之苦，也至少目睹了一些同學朋友們是如何變成狗崽子的。記下這些往事，我希望不是仇恨入心要發芽，而是我們要反省，杜絶這樣的歷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