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公非常和藹慈祥，大概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是年過七十的老人家了吧。他白髮白眉罩著一張嬰兒般紅扑扑的臉，不笑也都是慈眉善目。個子高，走路腰背挺直，想像得出年輕時是個英俊挺拔的人物。
我跟先生結婚後，沒有跟公婆住一起，對公公的瞭解，多半從平日先生聊天的話題中得來的。有兩件跟公公有關的謊言事件，在我的腦海裡印象深刻。
公公二十幾歲就讀醫學院最後一年的時候，眼看就要畢業了，卻為了最後一年沒有著落的學費憂慮著。公公的母親那天一大早說是出門去鄉下收租，公公覺得母親當然是為自己籌措學費去了，一天都沒敢出門，在家等著母親帶錢回來。
直到深夜，公公的母親紅著眼眶回到家裡，公公一看，心裏一陣氣血翻湧，倒在地上。公公沒有想到，嗜賭的母親會把關係兒子一生前程的學費，做了賭博的本錢。這一次的欺騙，令公公受創至深，往後半年的時間，他完全喪失了說話發聲的能力，跟家人們的交談全靠用筆寫字。這時婆婆全心全力地扶持幫助，把心氣頹喪到谷底的公公拉上來。
那時我的先生，婆婆最小的兒子還沒有出生，這件事情是後來聽先生的大姊告訴他的。先生常常跟我說：「我母親真稱得上是個大智若愚的婦女，我在家的那幾年，從來沒有聽到母親對奶奶有過一聲的抱怨，說話也從不大聲，她總是笑笑的，走路緩慢的，好像世界就是那樣永遠的和平幸福。」
公公沒能拿到醫學院的畢業文憑，不能成為正式的醫生，這是他一生的遺憾。
沒想到三十多年以後，由於世事變遷，公公也編了一個善意的謊言。
共產黨佔據大陸以前，因為盤纏短缺，公公只能帶著兩個兒子，我的先生和他的哥哥，三個男生逃難到臺灣。公公跟兒子們說，不會過多久，頂多一年半載我們就能回家的。
二十幾個一年半載過去了，回家的事情變成一艘帶著希望遠航的船，越走越遠，漸漸看不清楚了。
那時先生上了大學，先生的哥哥在外地謀生拚搏，年紀一把的公公，經過朋友的撮合，有了一位新婆婆陪伴。
我跟先生認識成家，已經是新婆婆當家主事好多年了。新婆婆是廣東人，特別會煲好喝又營養的各種湯點，成為公公白髮紅顏的最佳補品。新婆婆人也豪爽喜樂，高高的個子，笑起來聲音洪亮而自信。有這麼好的新老伴，我和先生到美國來，也都減少了些對公公的牽掛。
日子就這樣過下去，也是不錯的。
1980年左右，臺灣開放到大陸探親。先生把公公接到美國來，跟我們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對他展開勸說：「爸爸，離開母親和姊姊快三十多年了，該回去看看她們吧。」
公公是資格相當老的國民黨員，抗戰期間在蘇北後方醫院當院長時，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看在眼裡記在心裏。那時淪陷區很多地方是三不管地帶，醫務人員雙方都爭著要，公公成了共產黨捉拿的對象。先生說，有一次抓的人從前門進來，公公從後門逃走，他們就把婆婆抓去當交換的人質。關了四個多月，婆婆除了一句「不知道」，好像別的話都從記憶裡消失了。
又瘦又黑的婆婆回到家來，安靜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她就又邁著緩慢的步子，帶著溫婉的笑容，順順噹噹打理一家人的生活，好像她從來沒有離開過家一樣。
公公對共產黨的懼怕，使他對回大陸老家的腳步，猶豫而遲緩。「我回去了，誰知道還能出得來嗎？」
先生勸慰公公說：「您現在是八十多歲的老人家，共產黨還能拿您怎麼樣呢？何況我好多回去的朋友都安全地回來了。」先生一個個舉出剛從大陸回來的朋友們的名字。「我因為工作暫時不能離開，明年我一定跟您一起回去看望母親的。」
公公這才不很情願地上了飛機。
公公在老家住了六個月。臺灣的新婆婆寫信來說：「警備總部的人來家裡好幾趟了，還是讓他快點回來吧。」
公公再次離家的時候，婆婆說了一句話：「離家那麼多年，怎麼這就又要走了啊！」
「兩個兒子都在外面嘛，我去看看，把事情交代一下，然後就回來長住。」
明知是句謊言，卻是公公唯一能脫身的理由。一個是受盡磨難長久等待的糟糠妻，一個是盡心照顧老身十多年名正言順的妻子，公公當時必定面臨何去何從的徬徨吧。
世事總是出人意料，公公再也不必面對兩難的抉擇。他回臺灣三個月後，一次清晨出門走路時，被闖紅燈的計程車當場撞倒，沒有再起來過。
新婆婆處理好一切後事，儲存起以往的生活點滴，退休後到大陸老家度過餘生。
婆婆我是從來沒有見過的，等我能出門到大陸時，婆婆已經過世了。只有在照片上看到她的樣子：微胖的身材、福敦敦的臉面掛著輕微的笑容，很難看出來，這是一個經歷過那麼些風霜淬煉的老人家。從她那略帶渾濁的眼神裡，我似乎還能看到隱藏在深處的那一份恆久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