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作題解。所謂「先毛而得‘善終’」，指的是死在毛之前，而聖眷依然，且獲風光大葬。在毛之親密戰友中，僅康生（1898-1975）一人有此殊榮。
如所周知，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以及林彪，都曾享有「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之名號（林彪還兼有「學生」身份），此四人均先毛而逝。但劉遭毛「殘酷鬥爭，無情打擊」，69年赤身裸體慘死開封；週身患癌症，在劇痛中熬了幾年，苦不堪言，辭世時早已失寵；朱德雖以90高齡壽終正寢，但自文革開始即遭毛冷待；林彪71年「9.13」折戟沉沙，葬身異域，此前於70年廬山會議與毛已勢同水火。凡此種種，足證伴君如伴虎，毛皇帝實在難伺候也。
然而，1945年七屆一中全會選出的1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裡，排名第七的康生，卻比他們都幸運。作威作福30年後，他以中央副主席，第四號人物（僅次於毛、周、王洪文）的身份一命嗚呼，毛特地賜以「反修戰士」的獨一無二的桂冠，可謂生榮死哀矣。
不過，正如陳毅所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若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過了不到五年，生前害人無數，惡貫滿盈的康生就被永遠開除出黨，骨灰遷出八寶山。用文革常見的語言，叫做「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時為1980年10月16日。
這個以「肅反專家」著稱，在黨內極招人怨的大特務頭子，何以一直深受毛之寵信，成了罕見的不倒翁呢？
概而言之，是「資歷深，閱歷廣，善逢迎，具學養」四條。
首先，他資格夠老。1924年入讀上海大學社會系，1925年加入中共，在周恩來、陳雲領導下，負責情報與保衛工作。1931年出任中央組織部長。1933年派駐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1934年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駐蘇期間，他曾「根據共產國際新的精神，多次（與王明）聯名寫信批評博古中央的某些過左政策，維護和宣傳毛澤東（指令博古中央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將毛從政治局候補委員選為正式委員，大力宣傳毛在蘇維埃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全蘇區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等）。（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2005 年，380頁）可以說對尚未坐上中共第一跤椅的毛澤東有所照顧。
其次，他留蘇四年，見多識廣。他跟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關係密切，對「國際派」知之甚詳。但1937年回到延安後，「很快就見風轉舵，和王明拉開距離，同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等站在一起」，「他不但在1938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上就站出來支持毛澤東反對王明去武漢的意見，而且還在六屆六中全會前已醞釀推舉毛出任總書記，並從此成為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和忠實擁護者。這也是他能夠一直站穩腳跟並步步高陞的基礎。」（同上，380頁）
第三，他善揣上意，投毛所好。1938年中，「隨著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形成，康生的擁戴和支持也越來越明顯，他的地位和職務也得到迅速提高和增加。整風開始後他一時幾乎成了毛澤東的代言人。」（同上，386頁）
到1942年，康生身兼八職，包括書記處書記、總學委副主任（主任是毛）、中央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主任、指導整風的《學習報》主編、社會部部長、情報部部長、中央機要局局長。1943年還增任中央敵後工作委員會主任。也就是說，集思想整肅、審干肅反、公安反特、機要情報、敵後發展及黨務等工作於一身。其中，他「對王明‘左傾’路線（並從四中全會算起）的定性和強調教條宗派篡黨等問題起了明顯的啟迪作用，而這些又正是整風中清算歷史的關鍵。」 （同上）從而為毛正式上臺立了一大功。
還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康生投機有術，轉彎及時。如毛提出編《劉少奇選集》，他就一馬當先，聞風而動。到文革前夕他看出毛要打倒劉，又首先提出自己完全知情的「六十一人出獄案」以作配合。再如「四個偉大」，本始自陳伯達（提了三個）和林彪（提「偉大統帥」），但康生引經據典論證「偉大導師」應列首位。後來毛向斯諾表示「四個偉大」「討嫌」，卻稱「導師」還可接受，因他當過小學教員。由此小事可見康生揣摩聖意功夫之深，無人能及。
第四，詩詞書畫確有造詣，文化素養與毛旗鼓相當。兩人文藝愛好相同，談資甚多。「自稱同康生曾長時期朝夕相處並頗有交情的王力」有以下說法：
「毛主席對康生個人關係很好」，「毛主席說康生歷史上有功勞」。毛一些「詩詞定稿由康生負責。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經過康生。」「他們來往書信都是用毛筆字，寫得很漂亮。」（同上，387頁）
50年代起康生長期養病並做了幾年內部編輯之類的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初才又活躍於黨政事務。其間他在文化方面撈到了一定名聲。「時任人大副委員長的陳叔通，就曾寫過一篇文章，尊康生為當代中國四大書法家之首，不但真草隸篆皆通（尤擅章草），還可左右開弓，他家就有康生書寫的真草隸篆四幅屏。郭沫若游晉祠後也吹他，‘康公左手出奇字，照眼紅牆耀晉祠。’」（同上，384頁）
康生還在自己畫的國畫上署名「魯赤水」，意欲與齊白石爭鋒。鄧拓曾寫過《談魯赤水同志的墨梅》，載於《燕山夜話》，對之極為讚賞。
1959年康生有一首小令：「仙人洞，天開石竇。一滴泉，地辟清湫。綠陰深（處）隱紅樓。踏白雲，天外走。望長江，天際流。這神仙是到處有。」郭沫若寫過一篇文章，解讀毛為廬山仙人洞題照那首詩（「暮色蒼茫看勁松」） ，發表於《人民日報》，其中就引了康生這首詞。
另外，陳毅多次說過，北京的廚師怕他，唱戲的怕康生，意指各為有關方面的內行。（同上，385頁）
儘管康生在詩詞書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水平很高，但他一般藏而不露，以免遭「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命運，更不想招來人主忌妒。他以「理論家」 聞名，但僅「述而不作」。詩詞亦極少示人。
除此之外，康生老謀深算，注意搞好和江青及毛的子侄的關係，也使他更加討得毛的歡心。
「康生同江青本來就有一種特殊的關係。他瞭解江青的底細，特別是被捕叛變問題，又對江青同毛澤東結婚有撮合之功。所以江青一直對他有點敬畏和感激，在延安時就一再說：這‘老’那‘老’，我只認一個‘康老’。」（同上，382頁）
康生對此心中有數。1938年審乾時，黨內不少人揭發檢舉江青的歷史問題，康生把她的關係放在社會部，算作社會部人員，使之輕而易舉地躲過了搶救運動這一大關。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他對江青都只直呼其名，沒有像其他人那樣稱「江青同志」。
然而，風水輪流轉。文革開始，江青平步青雲，政治行情火箭般急升。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改選政治局常委，毛提出名單讓周徵求林、江意見。本來鄧得全票，應排在毛、林、周之後居第四位。江青說應把陳伯達提到前面，又說陳壓不住鄧，陶鑄厲害，把陶調上去。周回覆毛，毛同意，即把陶由最後一名勾到第四位。康生得悉此事，馬上察覺江青地位已今非昔比。
次年1月4日，江青組織大會，讓陳伯達講話，突然把陶鑄打倒。事前並未報告毛。毛後來雖批評了江，但還是接受了既成事實。
隨後不久發生了「二月逆流」，毛龍顏大怒。康生為此受到極大震動。他對人說：「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毛主要針對陳毅批評延安整風搶救和譚震林說江青比武則天還凶）。（同上，382-383頁）
自此，康生對江青俯首帖耳，百依百順，再不敢直呼娘娘之名，而是從眾改稱「江青同志」了。
另外，據王力說，毛岸英、毛岸青就是康生佈置一個姓張的把他們找回來的。1936年康生又到巴黎把他們接到莫斯科，並一直加以照料。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後，毛也幾次把他托付給康生培養鍛練。（同上，387頁）
凡此種種，說明康生深得毛之信賴決非偶然。他和陳伯達一樣，對於「緊跟」毛澤東，是作為第一要務的。但陳有書生氣，頭腦遠不及康生靈活。
陶鑄事件後，陳一度想自殺，他對周恩來說，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已查了書，認識到共產主義者是可以自殺的（指馬克思女婿拉法格自殺，列寧參加了悼念）。他後來轉投林彪即與此有關。（同上，382頁）
看來康生到底喝過洋墨水，眼界遠比陳伯達開闊。1970年廬山會議時，毛曾說陳伯達跟他30餘年，大部分時間彼此合作並不好（大意）。這應有一定事實根據。最終他把陳甩了。
相反，老姦巨猾的康生和毛沆瀣一氣，主奴親密無間，相得益彰。從延安整風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無法無天，胡作非為，「灑向人間都是怨」。
現在，康生雖已身敗名裂，但毛的罪行尚未徹底清算。回顧康生這個不倒翁的所作所為，有助於認清毛時代的本質。歸根到底，那是皇權專制制度使然。民主社會豈容康生這種陰險小人居於高位長期作祟？
（08-5-12）
• 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教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曾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可能從八大起在政治局內負責指導、領導對中國情報、審幹工作，對外不公開。
• 1960年作為觀察員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與赫魯曉夫唱反調，一直深得毛澤東的信任。
• 1962年發起批判王稼祥、習仲勛。9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 1966年，康生擔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顧問，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8年獲得了中共情報機關中共中央調查部（中調部）的領導權，成為在黨內鬥爭中令人畏懼的「劊子手」，一手製造了無數冤案，迫害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包括涉及萬人的內蒙古人民黨案和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特務案等。
• 1973年，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於癌症，死時位列毛澤東、周恩來和王洪文之後，在中共領導中位居第四。康生在臨終前，說說患上恐懼症，其房需全日有人守候，以及不停播放電影。
•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把他永遠開除出黨。後來被劃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
•其次，留蘇四年，見多識廣。第三，善揣上意，投毛所好。第四，詩書舊學，確有功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