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所敘的種種批鬥場面，對於80後、90後的年輕人來說，似乎是天方夜譚，然而，在我國歷史上，卻是真實的存在。以史為鑒，但願這類醜惡的行為不再重演。
我幾次看過那種令人發悚的場面：捆人者抬起腳，從背後照被捆者的腿彎上狠踹一腿，被捆者當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雙用一根麻繩，從他的頸後勒過，再從其手臂下繞過來，在他的胳膊上迅速纏繞幾圈，然後將繩頭交叉一系，用膝蓋頂著他的脊背，猛力繫緊繩索，被捆者的雙臂，便被緊捆在背後。若是繩子繞得低於其肘部，且系得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繩子繞得高，再勒得緊，使其雙臂幾乎併攏在後背，被捆者就會痛得慘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幾腳，說他裝佯，喝令他起來，或是抓著繩子將其提起。他一提繩子，被捆者又是一聲慘叫。被這樣捆過的人，鬆綁後胳膊要痛上好多天，連端飯碗都困難。
「階級敵人」在被批鬥時，仍要遭到種種折磨摧殘。
通常是罰跪。若是僅跪在地上還好，遇上心腸歹毒的造反派，還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時，跪者的背後站著兩個漢子，用手揪著他的頭髮，令其把頭抬起，或是一隻腳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種名為「夾棍」的酷刑。
有時是吊著鬥。農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橫木，這道橫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設施。主持批鬥者令人用兩根繩分別捆起被批鬥者的手腕，把繩子從橫木上甩過來，由兩個漢子抓著，用力一拉，被批鬥者便雙腳懸空。有的人則是用細麻繩紮緊被批鬥者的兩個大拇指，吊於橫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還有一種吊法，稱之為「坐飛機」。說到「坐飛機」，人們通常認為是把被批鬥者的兩臂用力向後抬起，令其低下頭去，呈飛機狀。季羨林先生的回憶錄中，說他為在挨批鬥時適應坐飛機的姿勢，且增強「耐力」，曾在陽台上練習「坐飛機」，其姿勢也是如此。鄉村的「坐飛機」，比城市更加形象：用兩根繩把被批鬥者雙手分別捆起，再用一根繩將其雙腳捆上，捆手的繩甩過屋架下的橫木，捆腳的繩從一根屋樑上穿過來，行刑者喝著號子，抓捆手繩的人向兩個方向斜拉，抓捆腳繩的人向下直拉，被批鬥的人便兩臂展開，雙腳後翹，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飛行的飛機。
僅是罰跪、吊起，還算輕的，批鬥時無不遭到毆打、侮辱，或是拳打腳踢，或是棍擊棒搗，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繩子抽打，或是往其臉上吐唾沫濃痰……總之，怎麼殘酷狠毒都不過分，打死人也不用償命。有的人別出心裁，將盛著屎尿的小桶，掛在被批鬥者的脖子上，令其聞臭，光聞臭還不行，又往桶裡扔石頭，濺得他滿臉屎尿。
四類分子批鬥過了，便開始批鬥幹部。於是許多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遭了殃。隨著運動的深入，城市的鬥爭方式迅速普及到農村，除了捆吊、罰跪、打罵，又增加了掛牌子、戴高帽遊街游鄉等鬥爭手段。古代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場時，背後都插著一個牌子，上書罪犯姓名，並打一紅叉，這一方法也被學用，不過是直接將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領裡，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爛，後腦杓頭皮被木牌磨破，睡覺時只能側著身。有的人用幾十斤重的鐵板，繫上一根細鐵絲，掛在被批鬥者的脖子上，細鐵絲直勒進肉裡，痛如刀割，沈重的鐵板，墜得他直不起腰，不用按頭，他也要「低頭認罪」。有的人令被批鬥者扛一根百餘斤重的大爐條，他稍一晃動，便要挨打。
四類分子、社隊幹部被鬥過了，運動正值高潮，戰鬥正未有窮期，革命造反派豈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紛紛尋找批鬥對象，以擴大戰果，於是一些發過幾句牢騷、說過一句錯話、幹過一件錯事，或平時有對頭的貧下中農，也遭了殃。
當時，我尚未到黃泥鋪插隊務農，一部分時間呆在學校，一部分時部呆在總鋪家中。醫院所在的街東街西兩個生產隊，幾乎天天晚上開大會，生產隊裡開大會，可不是什麼「訴苦把冤升」，而是在斗人。會場設在街邊，靠牆並排擺著兩張八仙桌，算是「主席臺」，桌上放著兩盞桅燈，「主席臺」後面坐著運動積極份子，或造反派頭目，社員呈半月形，在「主席臺」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鬥會開始，被批鬥的人便被押了上來。不過這兩個生產隊還算文明，未對被批鬥者捆綁打罵。
他們鬥過了「牛鬼蛇神」、隊幹部，便開始斗普通社員。
社員蘆某，30來歲，平時愛胡扯，在地裡幹活時，他與婦女開玩笑說：「我跟你講講話，心裏都快活，我要是摸你一把，心裏就像夏天吃了涼西瓜。」被拉到會場批鬥，罪狀是「一學《毛選》就打瞌睡，見到女人就來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調戲侮辱婦女。」又有人說他「侮辱貧下中農」，因為那婦女是貧農成分。其實，生產隊干農活時，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鬧、婦女幾人聯手，把男人的褲子扒掉，乃是尋常事。蘆某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當然不服，辯解道：「說我一學《毛選》就打瞌睡，這我承認，我聽不懂嘛。說我侮辱貧下中農，沒有道理，我家也是貧農成分!」批鬥者便斥他狡辯，說他是「貧下中農隊伍裡的敗類」。蘆某臉上有麻子，批鬥者又叫他「撒泡尿照照鏡子」，說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後來革命派又畫了一些漫畫，貼在街邊牆上，漫畫上畫一人捧著毛著，做朗讀狀，蘆某垂著頭打呼嚕，又畫他見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蘆某沒臉見人。
社員陳某子女多，生活困難，一個兒子又有慢性病，他販賣了幾趟雞鴨，掙了點錢，給兒子治病，於是被拉到會上批鬥，罪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搞投機倒把」。陳某申辯，說他賣雞鴨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幾十里地，還要像做賊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沒收。批鬥者說他：「得了便宜還賣乖，要是人人都像你這樣，隊裡誰來搞生產?」陳某說：「我工分也沒少掙，不信你們看看我的工分本。」批鬥者又說他「搞投機倒把玩命，干隊裡的活磨佯工。」革委會成立後，陳某被戴上「投機倒把分子」帽子，管制勞動。
農村的造反派成員，不像學生那麼單純，有的是好吃懶做的二流子(此類人被稱之為「高級社員」)，這些人多是干將、打手;有的是想藉此出風頭，想鬧個幹部噹噹;有的是運動以前挨過幹部的整，運動一來，藉機報復;有的與他人有矛盾，吃過別人的虧，藉機泄私憤;有的則是宗族之間互鬥多年，早有仇恨，借運動之機，以報宿仇……總之，大多懷著個人目的，去整別人。有的人勢大，整了別人，沒人敢呲呲牙縫;有的人則整過別人，轉眼之間又被人整。
《鄉村三十年》一書，在《動亂中的農村》一節中，對我家鄉文革時期的農村，有如下記載：
長塘大隊趙街小隊趙得柱講：「王崇仁在縣裡揭縣委的蓋子時還是小組長、積極份子，回到臨淮就戴高帽子遊街。姚彎大隊的周為閑講：」表叔從紅心公社來，7個幹部戴高帽子遊街，插牌子，頭皮都插爛掉了。」(《縣委常委會議記錄》，1966年9月23日)
官塘公社光華大隊綁打了不少群眾，有的遭到審訊逼供，有的被抄家封門，有的被迫外出「跑反」。陳西生產隊貧下中農被綁打罰跪的有4戶5人，抄家的2戶，先後出外「跑反」的有8戶11人，佔總戶數的60%。(工作情況《第十一期》，196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