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末的一場金融危機改變了很多事情。一聲鑼鼓敲響，很多好戲，在不同國家舞台上演。
一個重要變化是，曾經把以利率傳導為主的貨幣政策用到極致的美國，不得不最終訴諸於量化寬鬆政策。2009年初，美聯儲宣布向銀行系統注入七千五百億美元流動性。這一舉措尚塵埃未定，本月初，美聯儲再次宣布在未來八個月實施規模達六千億美元的量化寬鬆政策。
大洋的這邊，事情則是，繼10月通脹達到4.4%後，中國央行十天之內兩次上調準備金率。這樣算下來，今年已有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直接控制銀行可貸資金規模。央行密集運用這一數量控制型工具也是危機之前幾年的常態。譬如，2006年內，存款準備金率調整了3次，2007年10次，2008年8次。除2008年末兩次是下調準備金率以外，往前看到2003年，幾乎次次都是上調。細數下來，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比利率動得勤快多了。
如果說美國是因為手中無牌，才動用超常規的量化政策，結果到處遭人罵；那麼中國呢，手裡其實有好牌，但好像打牌的人總覺得沒到出牌的時候，總只能將就出些歪牌，結果也很憋氣。同是量化工具，個中甘苦大有不同，細品之後倒也有呼應之處。
說句公道話，要是別的國家搞量化寬鬆，才不會有這麼大的爭議。日本從2001年3月到2006年3月整整實施了五年的量化寬鬆政策，當時沒見誰不高興，倒是很多學術研究者得到了一個觀察社會實驗的機會。
這次美國的量化寬鬆壞就壞在，它的貨幣被很多國家當做比本國貨幣更「硬」的真金白銀。想方設法存著捂著，結果有一天發現這錢老大也有自身難保之時，還有可能把自己也脫下水。這太辜負很多江湖兄弟對老大的信任了。
不過，美國人倒也很坦率。這個節骨眼上，美國任何提振經濟的舉動都免不了遭到這樣那樣的阻力，關鍵是阻力源自國內還是國外，實質的還是名譽的，需不需要理睬。進一步財政刺激，是置國內民意於不顧；以聯邦基金利率為政策工具，在技術操作上缺乏空間，因為四舍五入後利率已經是零了。量化寬鬆是唯一能動的辦法。而坦白自己在幹些什麼，是需要選民支持的政策當局不可避免的選擇。於是就發生了在G20峰會上央視主持人表情嚴肅地代表「整個亞洲」發問時，歐巴馬代表美國說明，美國政府制定政策時最直接考慮的是美國人的福利——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一幕。
而中國這邊，連年的順差帶來大量外匯。結匯之後，央行拿著越來越龐大的外匯儲備，承擔著越來越大的保值責任和風險。擔著這頭已經很不容易，還得在國內到處滅火，實行前所未見的沖銷政策。更不容易的是，還得防著外國投機資本入境添亂、趁火打劫。這苦差事要比其他國家央行承擔的負擔更重。
在顧著完成這些差事的同時，中國央行在處理自己最核心的本職工作——穩定物價上，反而只能「常規地」動用「非常規工具」了。這些年一直動用存款準備金率這個工具最大的幾個理由是：一，不會擴大國內外利差、吸引熱錢；二，能立刻凍結銀行系統資金，見效快；三，不像央票有個利息成本。
話是如此，但這些理由怎麼看都像短期權益之計。現在一些大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達到18%的歷史性高位。翻翻老黃曆，美國30年代大蕭條後 16個儲備城市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最高也只達到過20%。如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丹麥、瑞典等國家已完全取消了存款準備金要求，存款準備金更多是商業銀行根據其日常清算所需而實施的、與其利益一致的商業手段。
難以想像，如果中國宏觀經濟局面不發生根本改變，銀行系統的存款準備金率還能持續上升到什麼水平？銀行系統在這一過程中會損失多少利益？很多項目出得起價而融不到資的間接損失又有多少？
美國量化寬鬆的風險，是美國人不得已而承擔的。而中國冒著扭曲經濟結構的風險，大規模動用數量控制型工具，只為苦守人民幣匯率穩定這個悲壯的目標，這有多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