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不僅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而且在人的主體意識的發展鏈條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上承孔子思想之統緒，下啟宋明理學之端倪，直接從人之內在心性出發，發掘他所理解的道德主體的價值和實現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張揚著自己的主體意識。
「仁」學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孟子繼承了這一民本思想，併發展為仁政學說，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其仁政學說的核心。在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裡，民比國家重要，更比君王重要，而君王則是三者中份量最輕的。孟子在他的仁政學說中再三強調：王道政治就是「貴民」政治，一切輕民、賤民、害民的行為，都屬不義。所以，當齊宣王認為湯放桀、武王伐紂都是臣弒君的不德行為時，孟子反駁道：「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還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可以看出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民之高貴，並不僅僅在於他們是統治者的群眾基礎或社會依托，還在於「以民為本」，乃是因為民有所本。民之尊貴、民之尊嚴、民之不可侵辱，乃是天理。如果君王違背了民意，那就違背了天意。更重要的是，這個天意，又是通過「民視」、「民聽」來顯現的。正如《尚書·泰誓》所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正是依據這樣的資格和能力，天意與民意、天心與民心渾然一體，「人皆可為堯舜」了。
當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反覆論證：社會上不同地位的人，是神用不同的金屬造成的時候（統治者是用金造的，輔助統治者的人是用銀造的，農人和手工業者是用銅和鐵造的），孟子卻一再強調「人皆可以為堯舜」，我與聖人同類，人人都有成為聖人的潛能。「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孟子·告子上》）。「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于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孟子·公孫醜上》）「舜，人也；我，亦人也」。「堯舜與人同耳」（《孟子·離婁下》）。不唯民與聖人同類，民與君主也同類。可以看出：孟子同孔子一樣推崇堯舜。但孟子較孔子具有更強的獨立人格意識。在孔子那裡，聖人主要表現為一種範導目標，它很難為一般人所達到，孔子本人從來不敢以聖人自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孟子則認為堯舜與一般人並無不同，他們是人不是神，人們通過學習、努力，是完全可以趕上他們的。很明顯，在張揚個性主體意識方面孟子已經遠遠地超過了孔子。孟子進一步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歷史責任感，自覺承擔起社會由亂到治的歷史重任。這種氣魄，這種志向，是理想人格的必然要求，也是孟子張揚主體意識的充分體現。
因為有了這種氣魄與膽識，孟子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而且影響深遠的理想人格理論——「大丈夫」理論：「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正是有了這一浩然之氣，孟子面對君王卿相，才能不卑不亢，保持自己人格的尊嚴與獨立。孟子雖然四處遊說諸侯，以期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他卻從不以犧牲自己的人格尊嚴、人格獨立為代價。他曾向弟子明確提出自己的遊說原則，「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以高貴自尊的人格為基礎，孟子在君臣關係上的論述，超越了孔子一再強調的「君君，臣臣」，「君使臣，臣事君」（《論語·八佾》）的君臣主僕關係，把君臣放到了對等的地位，強調君臣在人格上的平等獨立。孟子如是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離婁下》）為此他提出「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同上）的主張。認為對君主不能阿諛奉承，要敢於犯顏直諫，這才是真正的君子。「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對於那些以權勢、地位相脅迫的發問、召見，孟子更是不屑應答，彰顯了個性的尊嚴。他曾明確提出對有損士人尊嚴的五種提問堅決不予答覆，即所謂「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勛勞而問，挾故而問」（《孟子·盡心上》）。一次，齊王欲見孟子，由於禮敬未周，孟子便托病不見，堅持非禮之召不往，表現了他傲岸的個性，也將其主體意識宣泄到了極致。
正是以這種高度的自尊與自信為基礎，孟子在君民關係上不僅提出了震聾發聵的「民貴君輕」思想，把民本思想向前發展了一大步，開啟了反對君主專制思想的先河。而且還把國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與發言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賢者參政的推薦選拔權，不能只聽命於國君，也不能只聽命於權臣、大夫，一定要聽取國人的意見。「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主張選賢要聽取國人的意見，罷官和殺人也要聽取國人的意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孟子·梁惠王下》）這種以國人意願為旨歸的思想，順應了時代潮流，反映了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儘管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不可能實現，然而卻把春秋以來逐漸勃興的民本思想推向了高潮，彰顯了孟子的主體意識。
憑藉著豪邁的大丈夫氣概，孟子在戰國時期錯綜複雜的政治漩渦裡，傲然屹立，不媚於世。他提倡「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的處世態度。如天下有道，政治清明，仁政得以實現，有德者應積極入世，將內聖之道轉為外王之治，依靠自己的官位來建功立業，從而為天下人謀福利。天下無道，政治黑暗，德性主體難以轉化為政治主體，內聖通往外王之路被堵塞，士大夫則應不為「污世」所習染，不僅要獨善其身，且能以自己的美行懿德來影響世人，即「修身見於世」。這一思想實際上是對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充分體現了孟子強烈的獨立人格意識，在個性張揚的道路上較孔子又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