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我家被抄，9月鐵道研究院命令我調動去大同機車廠。那時候北京亂得不成樣子。紅衛兵天天打人，各單位紛紛搞階級鬥爭，大家都不上班，忙於貼大字報，揪人坐「噴氣式」（彎腰，兩手反綁在背後，低頭認罪）。凡是被抄了家的人都要趕出北京，回自己的老家去。紅衛兵問我們的老家在哪裡。我們說在蘇州。紅衛兵說蘇州是好地方，不讓你們回去享福，要趕去一個邊緣老區。當時鐵道研究院的黨組織自有安排，決定趕我去大同。當時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後來才知道是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要把北京搞成水晶城，沒有一個階級敵人。於是讓各單位擬出階級敵人的名單，稱作首都的危險分子，把這些人都遷往外地。鐵道研究院擬出13個危險分子，其中有徐再庸、馮登泰、安汝潛、黃光大、王基厚（他死於唐山地震）、周秉良、李學榮、臧其吉、王秉輝、鄭納、李國蘭。這些人都有些「毛病」，有的是脾氣倔，有的是資產階級出身，有的是業務尖子只專不紅，有的是社會關係複雜，但是沒有一個人能稱得上是危險分子。相反，倒是他們被真正的危險分子搞得家破人亡。那時候的是非是完全顛倒的。
大概在9月下旬，我被趕去大同。因為上面有令，必須在國慶前把危險分子趕走。臨走時我愛人湊了一條被子（我們全家的被子都被抄光了），買了一條毛褲給我，準備讓我在大同過冬。我想，這一去不知道哪天能再見面，連性命能不能保都難說。我愛人被剃了光頭，出門就可能挨打。街道鄰居都用敵意的眼光看我們。她還要帶兩個小孩，上面有高齡的父母。至於我自己，前往一個動亂中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安全感。我也被剃了頭，這是反革命的標誌，很可能一下火車就會被打死。在這樣動盪、朝不保夕的環境中，離別以後還有沒有活著見面的機會，真是一點把握都沒有。我感到有種生離死別的滋味。我帶著極簡單的行李坐夜車去大同。火車從西直門站出發（現在的北京北站）。車站四周擠滿了人，都是被趕走的階級敵人，他們扶老攜幼，狼狽不堪。一個月前他們絕不會想到會有今天這樣的命運。不過他們比起已經被打死的那些人來已經算是幸運的了。
我一夜沒合眼，早上天不亮就到了大同。我背著行李來到機車廠人事部，由王部長接見。我自認為是一個身負重罪的人，只能低聲下氣。可是王部長卻對我極其客氣，我簡直是受寵若驚。原來大同廠在3個月前已經轟轟烈烈經受過階級鬥爭的洗禮，人都打死了好幾個，現在倒是進入低潮，正在整頓的時候。我來得太湊巧了。人事部的同志安排我的宿舍，介紹我去附件車間勞動，發給我一套工作服，第二天就上班了。工友們聽說是北京下放的工程師，對我特別尊敬。我感到忽然換了天地。尤其出乎意料的是，工廠同意在國慶期間讓我回北京探親。這個優待讓我喜出望外。果然，離開家僅僅十幾天後就有機會回家。我不敢告訴鐵道研究院的人，但是又想打聽消息，為什麼把我們趕出北京。
抄家後幸虧工資沒被扣，吃的就不成問題，但是衣被卻無法解決。要買全家人的衣被那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更因為沒有布票和棉花票，有錢也買不成。那時候幸虧茅以升給我們一些衣被。但使我心疼的是我的二伯母，茅以升夫人因受抄家驚嚇（他們家沒有被抄，只是有紅衛兵去過，但是聽說我們家被抄的情況，非常受驚），心臟病發作去世。她是一位識大體、賢惠、聰明的女性，她特別喜歡我們這一對，因為我和茅以升有共同語言，常常討論工程方面的問題。我愛人是特別能理解人性情的人，常常去她那裡聊天。我們兩家住得很近。我們住王府井大阮府胡同，他們住在東單裱褙胡同，只不過兩站汽車路那麼遠。我們家被抄後她就讓她家的保姆王媽來問情況，後來又送來一些衣被。首先讓我父母有被子蓋。我愛人和兩個孩子用一條破布拼湊的很短的被子過的冬。這些事都是在夜裡偷偷摸摸地做的。如果被人發現就會戴上反革命串聯的罪名，那是非常危險的。最奇怪的是，我在大同居然做夢，夢見二伯母去世了。
她去世的時候我不在北京，我愛人在北京。茅以升打電話給我們說二伯母死了，我愛人連忙趕過去。那時候二伯母的身體還沒有僵硬，是我愛人給她穿的衣服。後來我回北京，二伯母死時睡的床沒人敢睡，是我去睡了三天，趕走了陰氣。
到次年（1967年）春天，全國鬧評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對革命群眾的鎮壓。我們這些階級敵人忽然身份也起了變化，變成受反動路線鎮壓的革命群眾，紛紛回原單位造反。我和馮登泰、安汝潛（他倆跟我一樣，也調到了大同機車廠）也回去造反。我們在北京造反了一年多，到1968年秋才又回到大同，參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一年中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天天碰頭商量怎麼為自己平反，天天跑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接待小組（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我們的收穫是，搞清了我們是以危險分子的名義被趕走的。對危險分子怎麼處理上面沒有精神，只能等著。到1968年全國形勢極亂，收不了場，中央用進一步搞階級鬥爭的辦法收場（毛澤東說過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鐵道研究院通知我們回各自的單位去參加運動，我們只能回大同機車廠。我回去之後就被下放到農場。在那場運動中大同市每天都有幾十個反革命分子被處死，大同一地估計死了上百人，全國可能死了幾十萬。死的人大多數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林彪、反對江青。遇羅克也是這時候被處死的。
我在大同機車廠農場勞動，也逃脫不了階級鬥爭，每天勞動之餘就是搞階級鬥爭。所謂階級鬥爭就是找一個老實人做階級敵人，動員大家去鬥他。那時候領導我們小組鬥爭的是一個姓劉的老同志。他的思想非常「左」，整人也很有一套。他選了李展雲作為鬥爭的對象，天天開會鬥他。其實李展雲是個再老實不過的人，可是因為是地主階級出身，所以抓他沒錯。後來劉同志調離大同廠，臨走時向我訴苦，說為黨忠心耿耿，可是得不到重用，感到非常委屈。我在車間勞動時，我們小組長姓穆，也是一個為黨忠心耿耿的黨員。他出身很苦，家裡非常窮。他一個月才掙42？郾5元，二級工的工資，屬於最低的一級，所以最有革命性。他工作上處處帶頭，階級鬥爭毫不動搖，是一位黨的堅決支持者和依靠者。可是後來我聽說他患了附睪結核，必須摘除睪丸。這個病完全是營養不良造成的。他每頓飯只吃咸菜，沒有任何營養，生病可說是必然的。這些人到後來是這樣的下場，很令人寒心。
階級鬥爭無處不在。大同廠的農場有階級鬥爭，放假我回北京也碰到階級鬥爭。大概是1971年的國慶，我獲准回北京探親，手裡拿著農場領導批准的回京探親證明，沒有這個證明就不能買進京的火車票。經過近十個小時的路程，天亮時到達北京西直門站。回家團聚的高興勁自不待言。不料當天夜晚半夜時派出所來查戶口，檢查我的探親證明。民警硬說我的證明是假的，他居然能夠判斷說這張證明是先蓋的章後寫的字。於是把我拘留，把我塞進一輛吉普車，和其他十來個同樣問題的人一起送到了北京建工學院的一座樓裡（這是事後才知道的。當時只感覺繞來繞去，兜了不少地方，收集了更多的人，最後在黑暗中到了這所樓）。這個民警明明是故意刁難，因為他完全知道我是這個家庭的一員。要講出證明是他最有資格出這樣的證明。現在別人出了證明他倒反說是假的，可見是故意刁難。這件事發生在國慶節的前一天。
我愛人不見我回家，非常著急，可是沒法打聽。我在那個樓裡和十幾個人同處一間小屋，打的地鋪，那些人也都是所謂的階級敵人，看樣子都有過類似的經驗。管事的警察挨個詢問我們，還問我們要糧票，要伙食費，因為不讓我們回家就得供飯。由於要糧票、鈔票，才能和家裡取得聯繫。我在那兒被關了三天三夜，最後放我們出去，可是假期也滿了，只能回大同去。這件事茅以升知道後也非常氣憤，說《憲法》保護公民的權利，這樣做完全違反了《憲法》。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可是也對此毫無辦法，只能發幾句牢騷。我回大同後向領導報告了此事，得到領導的同情，後來農場給我補了假期。
我在拘留期間認識了不少被當成階級敵人的人，他們大多數是一些文化不高的工人或普通居民，多半是和鄰里相處不和，遭受誣告而受到迫害。中國傳統的鄰里關係是互敬互愛，尊老愛幼，可是階級鬥爭把它改變成互相懷疑和仇視。階級鬥爭給中國社會造成的深刻破壞確實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百貨大樓要擴建，1971年10月我們搬家離開大阮府胡同去了乾麵胡同，脫離了這位民警的魔掌。乾麵胡同的民警態度好一些，沒有找我們的麻煩。 1977年冬我們搬到現在住的地方南沙溝。我們在這兒已經住了33年。這兒是部長樓，是國務院高幹的宿舍，民警對住戶非常客氣，當然階級鬥爭的歷史也改變了民警的態度。這裡的公安來我家多次，都是為了我的言論有點出格。開始他們不大瞭解我，後來對我有了更多的瞭解反倒同情我起來，每次來都很客氣。我過生日的時候還送來花籃，還送我戲票。我們的關係很好。為了上述的幾件事派人跟我談過話。我很理解來談話的人也是不得不應付，照章辦事而已。他們心裏真正想的和我差不多。從他們談話時吞吞吐吐、非常拘束的樣子能感覺出來。這和毛澤東時代搞階級鬥爭截然相反。那時候斗人的人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挨斗的人垂頭喪氣。現在卻反過來了。
我每次從大同回家是全家最高興的時候，當然最高興的是孩子們。假期中我們夫婦倆推著兒童車去中山公園，車裡面坐著茅燕星，她還很小，茅為星跟在後面跑。偶然能在中山公園買到花生，那使我們喜出望外。後來我們搬去乾麵胡同，離開中山公園太遠，就去日壇公園。再後來北京要修地鐵，把城牆挖掉，去日壇公園的路變得坑坑窪窪。「文化大革命」激烈的階級鬥爭中我們也偷空找樂子。但是一到晚上靜下心來，就想到未來的日子，不知道會碰上什麼不幸，被抓？被鬥？挨打？坐牢？甚至被殺，都有可能，心裏沒有任何安全感，天天生活在恐懼之中。
我每次回家的一大任務就是教茅為星唸書，輔導他的數學、外語、語文，所以1977年恢復高考時他就能考上大學，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大學生。這對他一生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是我的教育方法很不成功，每次都搞得不歡而散。我不懂得教育要以表揚為主，也不懂得孩子們的心理。當時還有茅以升的外孫徐安泰也在我處補習數學，從初中的代數補到大學的微積分。後來他去了美國，我幫助他打下的數學底子肯定起了作用。
後來因工作需要把我調到大同機車廠設計科工作。科長叫戴士良，是一位真正的正人君子。他嚴於律己，待人和藹，又不失原則。聽說後來科長要經過考外語合格才能正式聘任。其實大家外語都不行，考外語只是走過場，沒有不及格的。但是戴科長就是不肯去考。大家都勸他，他堅決不去，寧可不當科長也不造假。設計科裡還有一位姓孫的工程師，他絕頂聰明，幽默風趣，畫的設計圖極其漂亮，還會修表。和我們一起勞動的還有一位雷科長，他的特點是脾氣特好。大家評論說，脾氣好是一個人的幸福。我受他脾氣好的影響極大。什麼是脾氣好？就是不跟人過不去，寧可自己受點委屈，也不要跟別人較真。我學他的榜樣，確實得到極大的好處。可惜的是世界上大多數人不懂得這一點，以為和別人爭能得到好處。
農場的負責人姓張，是一位在錦州戰役中受傷，失去一條胳膊的傷殘軍人。他雖然不是知識份子但很尊重知識份子，所以大家都願意和他講話。後來他和我一直保持聯繫，他的兒子還常來我家。被下放到農場的人都是不容於當時環境的人，都是有個性的人，其中不乏極優秀的人才。當然也有一些確實有毛病的人。
我在大同廠還在水玻璃車間幹過一年多。安汝潛跟我一起干，領導我們的是一位工人出身姓王的主任。他很尊重我們，依靠我們改進車間的技術。我們完成了半自動化的改造。水玻璃車間屬工廠的五七干校。干校的領導叫詹嚴，他特別照顧我們，給我們機會出差北京，可以回家看看。很不幸，他的愛人後來患腦瘤，在北京開刀，沒成功。他一直跟我有聯繫。他後來知道我事業有成，特別為我高興。
我前前後後在大同機車廠待了近10年（1966—1976）。其中最後的幾年是在北京駐勤。在大同的幾年中，先是在車間勞動，當裝配工，後來參加燃氣輪機車的設計，又在設計科做非標準設計。這裡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陪英國專家JohnSharpe來大同指導先進蒸汽機車的設計。Sharpe對蒸汽機有專門研究。我陪他一是當翻譯，二又是中方專家。大同廠還派車請他去懸空寺、應縣木塔遊覽，也是我陪去的。後來我幾次去英國都跟他見面。最後的一次是我在一個英國的NGO，名叫PolicyNetwork的會議上做FreedominChina的報告。他來參加。他為了評教授，需要推薦人，是我給他寫的推薦信，結果評上了。我還為黃有光太太的博士論文寫過評語，她也評上了博士學位。
在大同的許多年，我沒有忘記專業學習。我自己學了偏微分方程、傳熱學。一個人遭遇打擊之後會奮發圖強，對此我有切身體會。我在北京被抄了家，來到大同廠發奮讀書。我為工廠圖書館訂閱了MachineDesign，每期都認真地看。還有一件事。工廠「五七干校」往返農場和工廠間的汽車翻車，安汝潛被摔傷，斷了幾根肋骨。我在醫院看護他約一個星期。干校的醫生李大夫自己發了精神病，也是我陪伴他。這10年可以說是一段浪費生命的10年，但也留下了許多難忘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