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是文革禍亂的第四個年頭。那年年底在北京第五十七中學的操場上開過一次震懾群眾的「鎮壓反革命大會」，押送犯人的囚車曾駛進校園。
那囚車是輛人們俗稱為「悶子車」的龐然大物，車身玄青，不帶窗戶，駛入五十七中後停在了校門的裡側。車裡囚禁著六七個將要批鬥示眾的犯人，其中戴鐐銬的重犯是位女性。
那是個午後，日光毫無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師生、附近的翠微路中學、玉淵潭中學、羊坊店中心小學、鐵路七小、鐵路五小等校數千名中、小學生列隊進入會場後在嚴寒中席地而坐。除了他們，現場觀眾還有鐵道部專業設計院職工、北京鐵路局職工以及羊坊店地區的街道居民，人數多達一萬餘。
五十七中的語文教師楊秀媛那時二十八歲。上午她已得知被批鬥的重犯是班上的學生張大圃的媽媽。「鎮壓反革命大會」時常發生，她熟悉其陣勢，痛苦便襲上心來：大圃聰明懂事，處處要強，他還不到十五歲，怎能目睹那種現場？又怎能那樣與母親生離死別？慈悲的楊老師決定，由同班的兩個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裡「複習功課」。
可是，在進入會場的小學生隊列裡卻有大圃的妹妹張可心。
可心才十二歲，是鐵路五小的學生。那天上午第四節課老師沒有讓她上，在教師預備室裡，她得到了專門針對她的通知：「下午在五十七中開會批鬥你媽媽，全年級都去參加，你也要去，要站穩立場，跟你媽媽劃清界限。」說話的是一位中年女教師，她是可心的班主任。
世界在可心的眼前土崩瓦解！為什麼老師這樣冷酷？為什麼召開可怖的大會？媽媽，你在哪裡啊？為什麼他們給你加上「反革命」罪名？
大圃和可心的媽媽叫王佩英，她曾在鐵道部專業設計院托兒所工作。在五十七中會場上有不少孩子認識這位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的鄰居、阿姨。初一的小瑜（化名）想起以前自己的媽媽和王阿姨說說笑笑常來常往的情景，又想起王阿姨對自己的親切和慷慨，她在「三年困難時期」吃過王阿姨給的包著玻璃紙的牛奶糖，家裡還有件王阿姨送的禮物，是個漂亮的紙制小手風琴……
有人領頭喊起了口號。會場上秩序森嚴，殺氣熏天。犯人們都被押上來了。
大圃和可心的媽媽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軍警扭著、拖著。她胸前掛著的大牌子上寫有名字，名字上打著血紅的叉子。她不服，被強摁著頭與其他犯人排成了一溜。發言人宣布他們的「罪狀」，喊到「王佩英」時，押她的兩個人突然從身後凶狠地揪住她的頭髮，猛地將她的頭扯起，向觀眾揚了一下。
楊老師看清了大圃的媽媽那張慘白、消瘦的臉。一條骯髒的寬頻子緊緊地勒著她的下頜，把被蒙住的嘴勒得現出凹陷。她不肯低頭，分明是在抗議，掙紮著要說話，可是卻發不出聲音。鐐銬「嘩啦」一響，楊老師的目光又落在她的腳上，她的一隻腳上沒有鞋，凍得通紅。
恐怖大戲就這樣在眾多中小學生眼前繼續。會場上口號震天。犯人們被押下去時，鐐銬「嘩啦、嘩啦」的聲音令人聞之悚然，全場突然鴉雀無聲，一片寂然。
可心抱住雙膝埋著頭，一直在屏息靜氣地忍耐。聽見鐐銬的聲音，她知道親愛的媽媽走了，越走越遠，她再也不可能見到她了……這纖弱的女孩一動沒動，悄無聲息的淚滴滴落在地上。
散場時，五十七中的學生們排隊返回教學樓，外校的學生們也都排隊走回自己的學校。那輛囚車從校門裡駛出，在他們身邊揚起一路煙塵，消失在街道盡頭。
元旦過後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羊坊店鐵道部宿舍一帶貼出了毛澤東語錄當頭的佈告：王佩英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十年以後，這一冤案得到平反。
補 記
王佩英女士因言獲罪，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被殺害，一九八〇年四月平反。她是七個孩子的母親，文中的大圃和可心是她的六子和幺女。
王佩英女士的事跡詳見《炎黃春秋》二〇一〇年第五期《尋找王佩英》一文（作者郭宇寬）以及中共黨史回憶錄叢書《紅旗飄飄》第八卷、河南黨史回憶錄專輯《沒有槍聲的戰鬥》等文獻。
二〇一〇年王佩英女士遇難四十週年。三月二十七日，她的三子張大中先生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有五百餘人前往參加。
（本文根據筆者二〇〇九年對多名當事人的採訪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