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潔教授多年來在中國貧困地區救助愛滋病人和「艾滋孤兒」，宣傳愛滋病防治知識。這位步履蹣跚執著前行的老人，是我敬重的長者之一，但由於各種原因，雖誼屬忘年師友，卻至今未曾謀面。
初次神交，是從友人處得到一本她的大作《中國愛滋病調查》，裡面還夾著一張紙，是老人致讀者的一封公開信。書中披露的真相令人震驚，信中談及的遭際令我揪心。很難想像，這位孱弱的老人多年來孤軍奮鬥，如何對付得了日益險惡的社會環境。每思至此，難免替她捏一把汗。不知不覺間，我開始關注起高醫生的行止，儘管互不相識，心中常琢磨能幫上老人什麼忙。
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報》刊登了高教授的一封公開信，提出「治貧先治愚」。她舉親身經歷為例：有次到一個貧困村莊，給了一位因賣血感染愛滋病的重病人買一點藥，病人拿著藥問，「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來的？」一連問了三遍，她無言可對，只能說「你去吃藥吧，多喝點水。」此後她每次去農村，都會帶一些雜誌，但「不管帶多少本，都會一下被搶光。等我再次去這個村子的時候，我送的雜誌被傳閱得面目全非，只看出來是一堆廢紙，但他們還在閱讀。由此我意識到，他們缺少的不僅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糧。特別是那些不通汽車和不通電的村莊，那裡的村民好像是與世隔絕」。 老人大聲疾呼：貧困地區「知識太缺乏了，信息太閉塞了」，籲請公眾為貧困農村捐獻舊雜誌。
讀了這封公開信，我很是感慨。歷史和現實中的真相，絕非「抹黑」，共和國成立快六十年了，近年經常看到媒體宣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那麼，不通汽車不通電、與世隔絕的農村，以賣血為生、導致愛滋病蔓延的農村，算是什麼主義的農村？是「新農村」還是「舊農村」？如果算是「舊農村」，新舊之間的界限又該從哪年算起？
老人在信中自嘆：「近幾年來，我雖然自費發出幾萬冊我編印的防艾書籍，但還是杯水車薪，我覺得我是一個失敗者」。防艾科普工作本是政府職責的一部分，如果只有一位老太太在做，當然是杯水車薪。面對猖獗蔓延的愛滋病魔，如果高醫生失敗了，更失敗的政府，還有整個民族。
所幸高醫生不是孤立的，河南《婦女生活》雜誌社、《南方都市報》報社的編輯們，都曾收集了大量舊雜誌寄給她。《南都》的一位編輯（同時也是志願者）與我聯繫，希望大家都來幫助高醫生。可惜此前我剛剛賣掉了不下200公斤的報刊，只好把這封信加上「幫幫高耀潔」的標題，貼到了「貓眼看人」論壇和自己的幾個博客上，很快有了反響。
有網友回帖說：「失敗的是我們整個民族，您是為我們留下一個救贖出口的人」；「讓一個老人在救贖，我輩有愧啊」； 「高醫生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不可為之而為之」……。很多人寄去了舊雜誌，也有人將她的信轉帖到各大論壇上發動捐贈，有表示願出錢為村民訂閱報刊的，更有提出直接捐款的。但老人托編輯告知，不碰錢也不要訂閱，以免有人中飽私囊。
不久高醫生來電郵致謝，我們從此建立了通訊聯繫。她的每封來信都署名「高耀潔醫生」，且有「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這句座右銘。我有時寄上一些自己的詩文，因此她一直以為我是詩人，而非歷史學者。老人不時在信中談及自己的苦惱，有一回還談到捐贈舊雜誌的無奈：
……全國各地寄來《讀者》、《南風窗》、《人物週刊》、《中國青年》、《新聞週刊》、《生活用刊》《大眾醫學》、《家庭醫學》等十多種，幾十萬冊，《南方都市報》一次寄百餘公斤。我把各種雜誌分類，每包裝三本雜誌和一份防艾資料，寄往西北各省鄉級中學。每次發出300至500包，請志願者開車拉往郵局，第一批、第二批，證明雜誌到達了，第三批和第四批還有第五批均石沉大海，自09年4月份開始第六批千餘冊，存在家中已不敢再郵寄。
為此，我約了兩位資深NGO人士茶敘，探討有何方法幫她，結果是無能為力。結賬時被告知，有位先生已經代付了茶金。正詫異間，該先生起身，笑容可掬地向其中一位NGO高管（前官員）打招呼，自稱原是其部下，代付茶金系表達敬意云云。這位先生在我們談話開始後不久，即在鄰桌落座，且一直是悶茶獨飲。我腦海中立時浮現出小說《1984年》的經典警句——「老大哥在看著你」。類似情況已經歷過不止一次，我早已不覺恐懼，今次如非巧合，就一定是意味深長的告誡。
我想起了「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羅斯福總統在二戰期間提出的「四大自由」之一，另外三個分別為「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
這也是毛澤東在取得政權之前，代表中共作出的莊嚴承諾：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
六十四年彈指一揮，毛澤東的承諾兌現了嗎？我們能否選擇信仰且免於匱乏？能否自由表達並免於恐懼？
愛滋病是一種當代醫學尚未攻克的致死性傳染病，而公眾對愛滋病的恐懼，通常只是一種社會病。要想免於因無知而產生的種種恐懼，則亟需普及防治知識、阻斷傳播途徑。多年來，高醫生走訪愛滋病高發地區和病患家庭，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老人雖然對愛滋病無所畏懼，卻不得不生活在另一種恐懼的陰影中。
她曾在一封信中，對我談到了自己的另類恐懼：
我為什麼一次再次的給你發（註：系指高醫生的部分自述文稿），我很清楚他們會害我的，我不怕死，我怕他們給我很多莫須有的罪名，我更怕我死了以後這一段情況沒有人能知道。
用納稅人的錢監控納稅人，是當代「中國特色」之一。高醫生的工作，長期持續地遭到地方官員的阻撓恐嚇，有時則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親人們迫於壓力不得不疏遠她，老伴出於恐懼燒掉了她的南下調研材料；2007年5月，她的住室前後被安裝了四個攝像頭；今年2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華時提出要見她，又有專人從鄭州到北京圍追堵截未成；事後，她的電話被監控得更緊，甚至打不出去也打不進來……。
高醫生曾自問：
我這個行走蹣跚、80多歲的老人，隻身流浪在外地，多次流淚，多次思考。13年來，我與官方主要分歧：一是自1996年到2003年，我認為有愛滋病，他們說沒有愛滋病。二是2003年以後，他們承認有愛滋病，但主要通過吸毒和性傳播，我有充分的根據，主要是血傳播。我是為弱勢群體說話，救他們於水火之中。這件事情本來是一個學術性的問題，他們為什麼要進行各種打壓，造謠和抵禦？……
她的老伴認為，這一切皆系「贓官集團」所為，高醫生本人也這麼看。她曾將四張真相照片寄給一位副總理，但信被退回了。老伴在燒掉了調研材料後含著眼淚對她說：「你南下的調查資料全部叫我燒了，這些材料弄到中央，會惹大事，問題就不是僅限在河南了，我們全家沒法生存啦，我實在怕，你別怪我……」
愛滋病的防治，在全球都是公共衛生問題，甚至可以是人權、民生問題，但只有在中國才能成為政治「麻煩」。「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中國人的習慣思維，像高醫生夫婦這樣的人道主義者，原本就不是體制的反對者。以客觀的角度審視，其見解是「建設性」的，只求匡正官場積弊，改善弱勢群體困境，長遠上對體制有益無害。
對真相的恐懼，是一種普遍流行的官場病；將一切不利於自身權位的訴求泛政治化，則是官僚們的習慣思維。當高醫生的善舉觸及到真相，觸動了官場潛規則和利益集團的私利時，就被某些官員視為「異議份子」了。老人遭遇「被異議」並非個案，類似的例子如今比比皆是。將批評者逼成反抗者，是最愚蠢的政治。當局曾宣布自己的政策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後來又說過「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這種話如今很生疏了，不斷看到的卻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高醫生最近去了美國，此前已在國內流浪數月，有家歸不得。憑她的國際聲望和影響力，本可留在祖國，繼續為防艾事業傾注心血；但似乎又不得不走，以其年齡和處境，已無法承受生命的如此之重。對這位深愛自己同胞的老人，你很難扣個「不愛國」的帽子；但其個人遭遇，卻令這個國家有不愛公民的嫌疑。她從來都是一位勇者，不斷地幫助弱勢人群；如今自己卻不得不遠涉重洋，以八十多歲的高齡，流落異國他鄉……
老人不會打字，所發電郵都是請朋友代勞的。其中一封來信的末尾寫道：
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在我內心裏很佩服你，認為你是世界上的大好人，所以我才跟你說我的處境，但是我希望不累贅你，不要因為我給你添是非。我已經是一個八十多歲的人了，我視死如歸。但是，我要死得清白。我不能做壞人的工具。
讀著這樣的文字，我深深感受到老人心中的孤憤與淒涼，即便如此，仍想著「不累贅」他人。她出國前有函致我，希望為其新作作序，我自問不夠資格，但也義不容辭。當時尚不知其行將遠渡，如今只有祈望：她在暫獲免於恐懼的自由之後，仍能保有回家的權利。
「醫者仁者心」，展讀高醫生的書，不僅會為其揭示的內容震撼，同時也將洞悉一位醫者高潔的精神世界，分享靈魂的救贖與升華。過去我習慣於尊稱她為「高老師」，本文則多處用了「高醫生」一詞，蓋因我一直將「醫生」視為「生命的保衛者」。高醫生擔當得起這種高尚的稱號——她是一位肯定會被寫進歷史的醫生。
當個人驅除心中的恐懼，才會去爭取言論和表達的自由；當眾人一齊說出真話，才能爭取到免於恐懼的自由。
2009年11月23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
（本文是為高耀潔先生《揭開中國愛滋病疫情真面目》一書所寫的序言）
高耀潔：《揭開中國愛滋病疫情真面目》，臺灣博大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