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還是謝罪 作者 茅於軾
毛澤東搞了三十年的階級鬥爭，被傷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這使人想起秦始皇的統治，賦役繁重，刑法苛酷，天下罪人不計其數，黥面、斷肢者絡繹於途。中國那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槍斃的，餓死的，自殺的，武鬥死的，估計有五千萬之譜，間接波及的家屬和親朋好友則超過一億，約佔當時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於被整的大多是社會精英，因此社會組織遭到極大破壞。這是中華民族的空前劫難。四人幫倒臺後最緊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錯案。我就是平反的一個對象。我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時又被抄家，掃地出門，被判定為首都的危險分子，趕去大同。
現在的青年人很難理解平反有什麼意義，不平反又會怎樣。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國的一切都被共產黨控制著。每個人的飯碗拿在共產黨手裡。讓你有飯吃就有飯吃，不讓你吃飯，就只好餓死。不像現在政府不雇佣你，可以去私營企業，或者去外企，甚至擺地攤，找口飯吃並不太難。那時候一個「有罪」的人是很難有飯吃的，就算有，也是處處受歧視，一輩子不能入黨，不能參軍，甚至不讓你上大學，是完全沒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連你的子子孫孫也都被歧視。只有平反才能消除這些問題，使社會恢復生氣，避免人斗人的內耗，使國家走上發展之路。
當時平反並不是沒有阻力的。許多人認為把大家都平了反，專政機器還專誰的政呢？這種思想至今也還有市場，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仍然被保留在憲法裡即是明證。還有四個堅持之類的變相說法，也都有市場。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這件事還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張的平反，就是一風吹，也就是一個不留地全部解放。本來嘛，國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後來修改刑法的時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過人的思想總是落後於現實，直到最近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大學的學生還告密說老師在課堂上宣揚反革命觀點。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到美國去他未必發動得起來，就因為在中國有許多像上述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大學學生那樣的人。至今我們還沒有把握說中國就不會再發生文化大革命之類的事。
平反之於我，除了還欠我兩級工資之外，沒有什麼遺留問題。平反前我在單位（鐵道科學研究院）已經有了能夠立足的學術地位，沒有什麼要乞求於人的事，所以我對平不平反不太關心，而且我對平反這個說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產黨給大家平了反，明天還可以給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權在人家手裡，平反有什麼用？所以我認為更徹底的辦法是從根本上取消統治者能夠整老百姓的權力，恢復百姓的憲法權利。因而我更關心普通百姓的權利，而不是個別人的平反問題，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權利聯繫起來，那是我很關心的事。
就個人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常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我則實在是被正確地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確實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儘管我當時對什麼是資本主義或初級階段都不太瞭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論中確實有豬肉買不著就應該漲價的主張，還有如果毛澤東要見一位科學家，應該是毛去見他，而不是他去見毛，諸如此類。如果說我當時並不錯，所以要平反，那就說明那時共產黨錯了。可是至今也沒有誰說那時共產黨做錯了。所以它要給我平反，可是邏輯卻不許我領這個情。
1978年已經過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在我看來就是平反冤假錯案。可是這件事至今還留著尾巴，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那就是究竟誰對誰錯。更為根本的問題是，是誰賦予一個政權虐待自己百姓、無端迫害他們的權力。現在問題已經很清楚了：根本不是平反的問題，而是當時整人的人要向受害者謝罪的問題。
母親的自殺 作者 周舵
母親算不上出身名門，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兒。外婆楊惠敏曾是同盟會會員。外公楊定華也是同盟會員，辛亥後當過縣官，因同情共產黨，放走過共黨嫌犯，沒能陞官。四九年以後，也許是由於與毛澤東的表兄兼老師王季範的交情，外公當了一陣國務院參事，六二年病逝於長沙。
母親很孝順，但並不怎麼聽話。母親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產黨，娶了姨太太之後，外婆與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媽楊端淑隨在國民黨空軍供職的舅舅楊長庚撤退到臺灣，從此杳無音信。貞淑姨媽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寫信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公正廉明為民擁戴，催他們回大陸。他們聽了外公的話，回來了。沒多久，姨父羅澤榮就被指為潛伏特務（他原是國民黨空軍管電臺的上校），抓起來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滿釋放，不久病逝於東北。姨媽每說起姨父都極為傷心。她說姨父是她一輩子遇見過的最寬厚善良的人。
母親從小要強，讀書時永遠考第一。她和貞淑姨媽兩人被稱為姊妹花——聰明，功課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畢業以後，外公外婆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麼大學？母親鬧著非要上，結果在南京女子師範讀了兩年，家裡無論如何不再給學費。一氣之下，母親報考了華僑師資訓練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馬來亞，日寇入侵後到了印度，在加爾各答、孟買、噶倫堡辦華僑子弟學校，成績斐然，在僑界頗有點名氣。看過她那時照片的很多人都說她像電影明星。那時的母親是男士們爭相追求的目標。
中共建政之初，與蘇聯打得火熱，全國上下都學俄語，母親也自學起俄語來。憑著她的聰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學得不錯。母親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語，頗覺失意，後來費老大勁調到了北大俄語系，當一名資料員。那時母親對毛那一套漸漸走火入魔，腦子裡什麼都不想了，只有一個心思，就是入黨、入黨。對家務和子女越來越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黨聯繫人無止無休地匯報思想。母親這時一切從簡，盡力向勞動人民看齊，向工農兵看齊。「三年困難時期」，物價暴漲，百物匱乏，少許的存款連同母親年輕時積攢下的一點金銀首飾，陸續被通貸膨脹的血盆大口吞吃乾淨。那時一兩黃金的國家收購價僅九十餘元人民幣，簡直是掠奪性的。母親賣時一邊肉疼，一邊自我安慰，說是「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
然而黨不是那麼好入的，那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有些人窮畢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門而入。不知有沒有人研究過入黨學，我建議創立這門學問，為有志者指點迷津。
我還沒見過比母親更信黨、更愛黨勝過一切的人。入黨，這是她後半生全部生命意義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還有別的什麼價值。丈夫不必說了，需要的話，家庭、子女、親友乃至她的生命，無論什麼，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獻給黨。
黨的大門卻對她緊閉著——不是徹底關閉，而是留著一絲絲縫隙，透出一線線光明，讓她永遠不至徹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會關係複雜——一大幫親戚朋友在海外、在臺灣；在黨困難的時候，她沒有過絲毫貢獻——儘管她說她年輕時就嚮往進步，結交共產黨朋友，並且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她過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資產階級闊太太的模式，儘管她說她不過是個知識份子，從來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員，但她不敢否認那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還加入過國民黨——雖說她檢討過一百次以上，說那是生計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個該死的僑資訓練班，拿不到飯碗，而且一上了開往海外的輪船，她就把國民黨的黨員證撕碎扔進了大海，可是畢竟，誰又看見了這事？再說，那麼多的人都沒有加入國民黨，而他們也要吃飯。只有拚命地工作，拚命地檢討、懺悔、拚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拚命地匯報思想情況。她若是大有名氣，有些社會影響，出於統戰需要，倒還有可能得到格外關照，可她偏偏並無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黨學的天賦，不那麼粗直坦率，不那麼缺乏分寸感，不那麼顯得過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絕對沒有。但這些終究是「也許」。於是乎，入黨之於她，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也。
母親並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這樣渾身不對勁的資產階級舊知識份子，一步不慎，一句話說錯，都可能招致滅頂之災。因而想必她整天戰戰兢兢，深懷恐懼，這大概就是驅策她拚命向黨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應當歸因於她的理想主義、事業心、爭強好勝。她是個不甘碌碌無為的人，業務上無所成，總得另找發泄通道。其三，她畢竟不是個真正聰明的人，心理構造粗糙得很，從來就簡單化，和那套意識形態愚妄教義有相合之處。其四，母親待人處事的本領並不高明，人情世故從未超出常識水平之上，而毛的極左教育則把這點常識也洗刷得干乾淨淨，於是入黨成了尋求歸屬感的唯一通道。從天性說，母親其實是個相當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簡單、任性都是她的致命傷。
文革的血雨腥風夾著山呼「萬歲」的巨雷滾滾而至的時候，母親大概還算是坦然的。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反動學術權威，無論如何鬥不到她頭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個深夜，七八個穿一身藍警服的公安人員，向母親出示了逮捕證。母親憤怒抗議。當然無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臺，探出半身，上下張望，大概是在找電臺之類。我安了幾個電線插座，他們也要問是幹什麼用的，好像不問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母親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醫。
剛進去時，她絕食抗議。三天之後，被帶出去，從鼻子裡插橡皮管，硬往胃裡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覺悟徹底提高，成了監裡的超級模範犯人。不僅生活上處處照顧別人，還現身說法，宣傳毛主席偉大的革命路線，講述舊社會的黑暗。她有慢性腹瀉，卻拒絕吃藥，說是已經給黨和國家添了很多麻煩，不能再多花國家的錢。她說她真心感謝黨和政府給她這樣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說到動情處，還流下淚來。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隊落戶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電報，告訴我母親已出獄，讓我速返。聽村裡老鄉講，甲魚大補，我急忙讓人幫我買了兩大鐵桶，趕回北京。母親身體全垮了，住在北大校醫院。我馬上趕到那兒。聽同室的病友說，母親去洗漱間，馬上就回來。我坐在床邊等著。一會兒，就見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牆，一步一步往病房裡蹭。病友告訴我母親回來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親才56歲，被捕前還是滿頭黑髮，健步如飛，眼前這畸型的老婦人怎會是我的母親！直到聽母親叫我：「舵兒，是你來了！」我才確信，這就是我那可憐的母親！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邊坐下，只說了一句：「媽媽，你怎麼變成這樣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聲。
自從我長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雙雙被捕，自己扒火車，蹲監獄，在內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隻，在白洋澱獨自一人划船進縣城，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蘆葦蕩裡轉來轉去出不來……我從來沒掉過一滴眼淚（看電影、聽音樂、讀小說時除外）。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備。母親自己倒很平靜，直到聽我恨恨地說「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賬」，才立刻大聲喝斥我不許胡說！接著就是一堂政治課，說監獄裡那些公安同志們對她多麼多麼好，她從內心裏感激黨給了她一個最好的受教育機會，使她能夠徹底改造思想；說她這幾年受益如何之大，臨出獄時對看守的公安人員如何依依不舍。聽著聽著，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無邊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此後我們天天燉甲魚和雞湯給她送到病房，四處尋醫求藥。她在監獄裡五年半，由於長期晒不到太陽，又逢更年期，特別需要鈣質，本就有慢性腹瀉，又整天坐著，因缺鈣導致骨質疏鬆，骨質疏鬆導致脊椎側彎畸形，身高比原來矮了將近二十厘米。外形變化還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難忍。後來又慢慢發展到大腿麻木，最終使她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母親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頭髮也由全白慢慢變黑。與此同時，她與我們思想和感情的距離卻越來越大。五年多的監獄生活，完全與世隔絕，母親已被徹底洗腦，成了毛極左路線最堅決、最頑固、最偏執的虔誠信徒。我和妹妹自從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後，就徹底醒悟了，對極左那一套豈止是懷疑、不信，簡直就是恨之入骨。這一左一右，觀念、情感的差距該是多麼巨大！這以後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幫倒臺），我們兄妹三人與母親的關係完全演變成親子之間的一部鬥爭史。
母親的結論遲遲沒下來。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語系總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親立刻信心百倍起來，拖著一個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歸，比誰都積極。有一天，她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你們看著吧！過不了多久我就能入黨！」我們唯有苦笑。
當初，妹妹經多方奔走，終於從父親供職的中央民族學院爭取到每月40元生活費，得以長期帶著小弟在北京，沒去鄉下插隊。出獄後的母親對她大為不滿，堅持讓她下鄉去。這時知識青年們都已開始回城，哪還有往鄉下跑的！這還不算，小弟高中快畢業了，母親同樣堅決要他去插隊，我們則堅決反對。對當時的什麼張鐵生之流，我們是罵不絕口，母親則讚不絕口。總之，沒有一件事我們能跟她談得攏，一見面必是吵架。後來鬧到她要把弟弟、妹妹從她那裡全部趕走，我罵她「不配作個母親」，她打我耳光，我則一怒之下把個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門發誓再也不想見她的面。
七五年鄧小平出山，大家臉上露出點喜色，稍稍鬆一口氣。母親則對鄧大為不滿，懷疑他反對毛主席。她堅信只有四人幫才是真正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四人幫倒臺後，母親完全蔫了，懵了，簡直再也辨不清東南西北。這時系裡又叫她退休。這是致命的一擊，母親的全部希望徹底破滅了。家裡系裡，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精神折磨，人世間滄桑的巨變，偶像的倒臺，加上眾叛親離，一切一切，使母親這樣絕對剛強的人也終於精神崩潰了。她開始疑神疑鬼，說是有人跟蹤她。半夜裡，她時不時爬起來，伏在窗台上往外張望，說有人用電臺對著她，罵她。我聽妹妹說起這些情況後，腦子「轟」的一聲，急得冒火，可又毫無辦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幾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瘋子父親，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瘋子母親房間，叫她放心，安慰她沒事，有我在，壞人不敢來。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親從小偏愛我，總是滿懷信心地認定我將來會成為大科學家，會做出大成績。我的生活習慣與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愛整潔的遺傳。我雖然怕她、疏遠她，可又很可憐、很可憐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經常給她煮個荷苞蛋，讓她回來吃。她愛吃綠豆（那個年頭，綠豆可是影子也見不到），我只要下鄉勞動，總要千方百計買些回來。出去大串聯，我千里迢迢從四川給她買回她愛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親是深愛我的——儘管她拙於表達。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試過，不成。我酷愛西洋古典音樂，她卻合著四人幫的調門，說那是資產階級趣味。別的還好說，不讓我聽音樂卻無論如何也不成。讀書、與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極嚴，讓我無法接受。妹妹後來出嫁了，小弟卻跟她怎麼也合不來。小弟是奶媽帶大的，從沒吃過她的奶——我堅信這對於母子感情至關重要。她被捕時，小弟才十歲，等她出獄，小弟已長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記得她出獄後初次見到小弟時那驚詫、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個出奇髒亂差的典型，與她格格不入。總之，生活中已經沒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傷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媽退休後從長沙趕來，陪她住了一陣。姨媽是個極富同情心、快活開朗、心胸開闊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來。她總是樣樣要姨媽依著她，總是指責姨媽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搞得姨媽好不傷心。文革期間，姨媽雖不在我們身邊，待我們卻如親生母親，關懷備至，不斷給我們來信、寄錢。我和姨媽可以無話不談，非常親近。這顯然深深刺痛了母親。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媽在房裡說話，我說了些母親的缺點，說她「缺少母愛」。這話說得太苛刻了，話一出口我就自覺失言，可是天下竟有這等巧事，恰恰被她從外面回來後聽了去，登時勃然大怒，並指責姨媽挑撥我們母子的關係。我後來雖一再解釋，但肯定抹不掉這句話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傷痛。
七六至七八年，鄧小平的作用開始顯露，國家開始顯現出新氣象。但是，極左派還在左，文革的陰影仍然濃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我家的情況不能說更壞，但也未見得好轉。我假造病歷，「病退」回京，就業無門，街道上分配我去醬油廠。據說共四個車間，分別造醬油、造醋、醃醬菜和做豆製品。我當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學，為父母的問題經常被同學欺負，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門去，要揍那小子。他畢業後似乎除了插隊，也別無出路。妹妹更慘，辦病退都還沒辦成。父親定期發瘋，母親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壓斷駱駝的脊背，只差最後的兩根稻草。
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我當然不能錯過機會。考得不理想，但仍比錄取線高出四十多分，可是，連師範學院都沒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處打聽，招生辦只說我是「身體不合格」。我的「身體不合格」，其實是病歷造假，我不能直說那是假造的。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因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樣慣了，有一次，進得門來往沙發上一坐，就開始審我。幾句話不合，被我罵了出去。這在文革那個恐怖年代，也算是絕無僅有。那個北大家屬委員會左得厲害，兩下裡合謀，給我檔案裡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狀。
為高考錄取的事，前前後後跑了好幾個月，直到七八年三月。這天，我去家屬委員會詢問原委，只告我別再跑了，沒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懶，到母親那裡吃午飯。母親很關切地問情況，我只說沒希望了。母親半晌沒說話，最後，她認定是因為父母的問題影響了我。我擔保說不是。她不信。
母親這時精神狀況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裡，長時間地跟她談心，剖析她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說得她淚流滿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話：「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後情況都會好起來，勸她別太難過。我想託人給她找個代英語課的工作，她很高興。但是，這不是容易辦到的。我自己找代課的職位尚且難上難，更何況她一個身體畸形的半殘老人？她怯生生地問了我幾次，我說還得等等，後來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為自己的身體畸形痛苦萬分。
我誤以為母親的精神狀況大體已經康復，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親（出獄後的父親另住他處），對她很難照顧週到，只能有時抽空去匆匆坐上一會兒，無暇與她長談。我每次去，臨走她都依依不舍，問我下次什麼時候再來。
這天的午飯，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母親已下了決心。這頓飯她完全是在拚命強咽，像在嚼蠟，面色灰白。我問她要不要我騎車帶她去醫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搖頭拒絕。飯後，大家無情無緒。我說要走，母親才如夢方醒，送我出門。她站在樓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顫抖，聲音淒楚地照例問我什麼時候再來，我說就在這兩天吧。她站了一會兒，看我下樓，然後猛地回身，進屋去了。我這個粗心的傻瓜，竟然一絲一毫預感都沒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學院中關村糕點部買了幾樣比較精緻的西式糕點去看她。一進屋門，出來的是鄰居，北大物理系教師唐健正。我問我媽呢？他看我平靜的樣子，很驚訝，問我：「你沒接到小弟的電話？」我說沒有啊，什麼事？「你媽出事了。」我一聽大驚，忙問怎麼回事？她人在哪兒？及至聽說母親已自縊，我一下靠到櫃子上，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小弟回來後，告訴我大概情況。是他把母親的遺體解下來，放在床上的。一會兒妹妹也來了，三個人相對無語，我是全然麻木了。一會兒，公安局來了人，忙前忙後，問話。他們走後，過了總有一個小時，我站起來，說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趕忙阻撓，說太可怕了，叫我別去看。我猛地用力推開他們，衝進母親的臥室，跪倒在她床前，掀開她臉上蓋的毛巾。母親臉上一塊塊青紫，嘴角還有瘀血。我緊握住母親已經冰涼的手，放聲大哭。直到系裡來了人，把我拉開，把母親的遺體抬走。她的指甲縫裡留有一些血跡，我從未問過別人，但我相信那是她臨終掙扎時，用手摳繩子造成的。
在母親的書桌上發現了她用顫抖不止的手寫下的幾句遺言，是留給小弟的。很平靜，很簡單，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只說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讓小弟「緊跟華主席，永遠幹革命」，囑咐把她的退還工資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國家。
補白：文革初期，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看見一個老人非常艱難地拖著一輛板車，板車上是非常重的東西，好像是櫃子和書。剛好他過一座小橋，就在我們現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來叫雲架橋。我就上去幫他推，因為我們同時也受了另外一種教育，就是雷鋒式的教育。當我推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大喝一聲：「他是個地主，你幫他推？」這個時候，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還剩一點他就要上到橋頂了，我如果幫他一直推上去，我等於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況下，我還在幫忙，我就失去了階級立場。我如果是不幫他推，他很快就會滑下來，因為他那時候已經在依賴我後面的推動力了。但是我當時還是停了下來，因為當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地主是壞人，地主是黃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儘管這個瘦弱的老人在我看來一點不像在電影、動畫片或者是雕塑、小人書裡地主的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麼說了，我就只能表示我要跟這個地主劃清界限。 胡發雲
補白：遠房表哥顏廷勇，三次匿名寫信給中共中央，反映成分論給像他這樣的地富子弟帶來的不公正待遇，明確反對共產黨的階級政策。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遊街示眾後被槍殺。此時四人幫已經被粉碎。1979年得到平反，但他寶貴的生命卻永遠被絞殺了！讓我們記住極左思想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和不幸，為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而不懈鬥爭。 柴會群
我的早年 作者 文貫中
淮海戰役的時候，父親在前線打仗，母親帶著我們全家到了臺灣。次年年初，淮海戰役結束，一個副官輾轉到了臺灣，給母親捎來了父親被俘後的唯一的一封來信。日內瓦公約規定，停戰半年之後，雙方都會釋放俘虜。母親決定回大陸救丈夫。她在淮北、魯南一帶到處打聽父親的下落，吃盡了苦頭。她是穿著高跟鞋，抹著口紅，穿著貂皮大衣走的，卻是穿著草鞋回來的。
找了半年，始終沒有得到丈夫的消息。當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時，她意識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會長久分處三地，於是托上海的好友打電報去臺灣，要阿婆快帶孩子們回上海。他們乘坐的是臺灣到上海的最後一趟船。之後，蔣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後的今天兩地仍不通航。
阿婆說，母親從淮北回到上海時，又黑又瘦，蓬頭垢面，衣服破破爛爛，根本認不出來，首飾和好一些的隨身衣服都賣掉了，有一段時間還光著腳，跟要飯的農民搶吃的。這一年我三歲。
母親畢業於復旦大學，婚後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婦女。現在丈夫身陷囹圄，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養會計人員的立信高級會計學校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
母親從小就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人們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後來在會計學校，師生又叫她文老師，弄堂裡的鄰居叫她文師母。那一段時間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覺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後還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長，因丈夫的緣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變成一個連學生都可直呼其名、對她頤指氣使的工友。當時還不風行體罰，但是對於一個心氣甚高的人來說，精神的羞辱遠甚於肉體的懲罰。每個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們支到公園去，以便戰戰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們拿著很厚的一疊照片，要她指認照片上的人，沒完沒了地追問他們的下落。如果說不知道，警察就會大聲訓斥說：你很不老實，你為什麼從臺灣回來？是不是潛伏在這兒的特務？
這段時間她不停地寫信，四處打聽丈夫，但是始終沒有下落。如果她確切知道父親還活著，也許不會那麼快自殺。不過，阿婆說她最終可能逃不過文革。
那天清晨四點多鐘，我被阿婆的哭叫聲驚醒。母親安靜地躺在廚房的大桌子上，身上蓋著雪白的床單，空氣中充滿了令人窒息的煤氣味。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氣很陰冷，窗外仍漆黑一團。我在上小學一年級。
警察來了，問母親有沒有留下文字的東西，然後就到處翻，最後在廚房碗櫃上面找到了遺言，看了宣佈道：你們的母親說，所有的小孩送孤兒院，家裡的細軟隨阿婆拿，回老家養老。
但是阿婆捨不得我們三個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撫養。阿婆是我母親娘家的一個奶媽，後來我父母把她尊為家裡的長輩，就說是我們的外婆。這時的阿婆已經六十多歲，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門，幫很多家庭做飯、做菜、帶孩子。寒暑假的時候，我也參加勤工儉學，整個夏天也就拿到幾十塊錢。學校每個月又給我五塊錢助學金。那時候五塊錢也夠買橡皮、鉛筆、紙。我不買書，而是向別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幾個年級，書用完以後就送給我，幫我省了不少錢。
家庭出身困惑我們兄弟。我常常躲到圖書館去看書，週末一泡一天，從書中找到無窮的樂趣。
我對父親沒記憶，最後一次見到他我還不滿兩歲。一九四九年後，母親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燒了，也從來不提父親。母親死後，孩子們從阿婆口中獲知父親還在，便吵著問：父親到底是怎麼樣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區裡面找到一個跟父親幾乎一模一樣的牙科醫生，並且在一個晚上帶上我們隔著診所的窗戶指給我們看。啊，原來我們的父親高大英俊，不像當時宣傳的那樣，國民黨的人似乎個個青面獠牙。
小學考初中的時候，年邁的阿婆一度要我報考技校，三年後，做工人，掙工資，養活家裡。我不肯，跟阿婆反覆討論，阿婆最後同意了。那時，我哪裡想到阿婆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犧牲啊！
我報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學，但不被錄取，不是因為成績，而是因為政審時發現我的檔案完全空白。最後，我被一所名聲很差的學校錄取。該校集中了許多成份不好的學生。所幸這個學校有幾個老師雖然政治上潦倒，但業務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師曾在美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從很短的一個寓言發展成一個英語話劇，裡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間長而風趣的對話，讓我演愚公。他特別喜歡我，願意在課後額外培養。
初中畢業，我考取了徐匯中學。兩年多後，文革風暴降臨。雖然我的出身是整個學校最「壞」的，但是由於人緣好，家裡又窮，所以起初沒受到衝擊。我甚至帶著紅衛兵造反派開的一紙證明到處串連。因學生組織派別對立，我後來被徐景賢宣布為反動學生，在學校的牛棚裡關了差不多一年，好幾次差點被對立派的紅衛兵打死。最慘的一次，我是爬著回家的，衣服都打爛掉了，和血一起凝結在肉上。阿婆想幫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塊皮。後來阿婆用溫水先浸透血塊，才將衣服一片片地揭下來。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農村插隊，告別了大上海的混亂與喧囂，在吉林農村度過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離的觀察中，我對幾乎生活在赤貧狀態中的農民產生了無比的同情，但是除了為他們寫信、針灸，我不知道怎麼幫助他們。東北的冬天長達半年，冬夜又特別漫長，百無聊賴的農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書，便乘機在煤油燈下博覽群書，思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