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主義
在歷史上，「左」似乎一直是個壞東西。比如在中文裡，「旁門左道」「左遷」「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們對「左」有著某種程度的惡感。
在漢高祖劉邦死後，呂后當權，培植了不少呂姓勢力。呂后死了以後，太尉周勃奪取了呂氏的兵權，就在軍中對眾人說：「擁護呂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擁護劉氏的左袒。」結果大家都「左袒」。從此，「左袒」便成了見風使舵、偏護一方的代名詞。
同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西方社會將「左」視為一種反常行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災難）」一詞即是來自拉丁文 「sinister（左手）」。與此相反，人們無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禮、宣誓；英文裡的「right」與法語中的「droit」既有「右」的意思，更是 「正確」「合法」「權利」等意義的多位一體。左手是罪惡之手，而右手不僅靈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貴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繪畫中，刺殺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穌的姿態表明瞭最後審判青睞右手——他的右手高舉，表明自己的選民將進天堂，左手下垂，意味著罪人將被趕到地獄裡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將人類推入善惡的兩極。
正是因為右手對左手的壓迫，自十七世紀以來歐美一直有著「左手解放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結束「右手的統治」，同樣意味著人類在政治觀念上有一個質的飛躍，意味著人類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亞里士多德所預言：「右手的優勢是因為我們習慣於使用右手。一旦我們習慣於使用兩隻手，我們就有了兩隻右手。」
然而，就在許多國家開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時候，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鬥爭」？這裡的「右」指的究竟是什麼？它是否意味著當時的中國進入「左手的統治」？
顯然，興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反右鬥爭」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左右之爭」，而是發生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上下之爭」。不可否認，1949年中國的國家解放並沒有必然導致中國社會的解放。全能國家體制的過於強大，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都被政治組織所吞噬。政治本為「眾人之事」，也因此失去其應有之義。
建國之初的中央集權與公有制道路，實際上暗含了國家對社會的兩次「沒收」或「充公」。其一是經濟上的沒收，比如「割資本主義尾巴」；其二是知識上的沒收，這就是緊隨其後的「反右鬥爭」。當公有制異化為對民眾精神與肉體雙雙充公的一種國家體制，社會主義同樣表現為「有主義無社會」，或者「主義壓倒社會」。
毛澤東曾經說：「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當「百家爭鳴」淪落為「兩家爭鳴」（勝負已成定局），這種主義上的「兩極分化」，本質上說是將人類已經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識一分為二，使之裂變為兩個截然對立的主義直至「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完全勝出。主義代替知識的結果必然是主義君臨一切，並且直接導致「知識被主義所奴役」，導致整個社會知識體系的崩潰與喪失，從而進入一種「無知無識的狀態」。或者說，進入一種國家有行動力，而社會無判斷力和約束力的危險之境。
有人說，「反右鬥爭」就是依靠知識份子中間的左派力量，起來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識份子的命，最後的結果是「沒有一個勝利者」。應該說，從表面上看，「反右鬥爭」的發起的確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誰都知道如果只是一個社會內部的觀點紛爭，絕不可能在中國思想史與社會史上釀成這樣一場反智的災難。正是因為看到國家力量的介入，筆者認為「反右鬥爭」不是「左右之爭」，而是「上下之爭」，它突破了左右共謀社會福利與自由的底線，「反右鬥爭」的結果是主義對知識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國家對生機勃勃的社會的清算，是政府在沒收資本之後繼續沒收知識。其結果是，社會陸續喪失了產生「資本家」與「知本家」的土壤，甚至連最日常的思維體操都開始銷聲匿跡。政治話語佔領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們不僅失去說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說的自由。當社會被國家機器化，人們變成了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螺絲釘。螺絲釘雖然也有大頭兒子一樣的腦袋，但它並不用來思考。
失衡的思想
無論是突破自由底線的極左，還是突破平等底線的極右，都可能導致「堪薩斯暴亂」。「堪薩斯暴亂」出於影片《幸運數字》裡的一句經典台詞——「所謂‘堪薩斯暴亂’就是當所有人向右走時，你向左走。」
相同的邏輯，當所有人向左走時，向右走的你會被洶湧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捲入人群者同樣可能因為身不由己而成為沒有惡意的踩踏者，並且最終迷失自己的方向。極左與極右所導致的悲劇，就是無數人「同去同去」，他們無不朝著一個方向走，最後都在一個方向中失去了方向。個體的命運，在萬眾一心（方向）的洪流中從此湮沒無聞。
2006年，筆者在柬埔寨旅行，親眼見證了這個國家至今未癒的破敗以及極端年代留下來的創傷。在首都金邊，由於電壓不穩，上網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時常有人說，自啟蒙運動以來，法國人向這個世界輸出的多是包含著危險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時代深受法共《人道報》熏陶的波爾布特，最終在柬埔寨製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間地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人道報》及其宣揚的共產主義必須對此負責。法國生產思想，但不只是生產一種思想，它生產矛也生產盾。法國有羅伯斯庇爾，也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有薩特，也有阿隆。法國從來並不缺乏極端的思想，2006年底的民意調查顯示法國極右翼勢力獲得超過四分之一的支持率，然而誰會相信今日法國人真會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國民陣線？真正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各種觀點可以充分表達。所以，法國的自由制度從來沒有因為豢養「一個主義」而遭受滅頂之害。
顯然，共產主義思潮流播到柬埔寨，並且導致「南橘北枳」「西風東瘋」的危局，完全是因為在柬埔寨本土並沒有與之平衡的主義與力量。從這方面說，從制度上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思想與自由表達，能夠自由組織，是避免一個主義踐踏整個社會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語與法語中，「右」還具有「權利」之含義。應該說，一個公民無論是信奉左派還是右派，抑或中間派，這都是個體可以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此意義上，「反右鬥爭」所反對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權利。或者說，反右（Right）的本質就是反權利（Right）。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政府不可與民爭利，同樣不可與民爭思想，使民眾變得無知無為。
對立之中也有自由
人，這充滿悖論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與行走，見證了許多看似對立的關係。比如早期的人類，站起來行走，頭頂星空、腳踩大地，這裡便有了「上下」這組關係。在具體的行走過程中，會有前進和後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轉彎，不知道退步，一個人即使體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達自己的目的地。同樣，說到轉彎，便有向左轉，還是向右轉的問題，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關係。
如果我們稍有一點頭腦，能夠抱持一點美好的願望，都不難發現，這裡的上與下，前與後，左與右，並非水火不容。顯然，對於一個人來說，無論他向前向後、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躍起，無論方向如何改變，怎樣位移，所有「對立」都會回到「統一」的層面，統一到行動者——人這一層面。無論朝著哪個方向前進，人始終如一是出發點。
換言之，「左右之爭」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會需要它們互相救濟與協調。在民主國家，左右兩派無論怎樣互挖牆腳，誰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為議會不是戰場，議員並不殺戮，理論上，每一個派別都有捲土重來、引領社會的機會。
一個社會中沒有對立的觀點，只會一團和氣、隨大流，這個社會就不會有真正的幸福與自由。我們講左右之間「同社會共濟」，並非一廂情願或不切實際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堅守這個社會追求自由與幸福的底線，通過左右之間的充分爭論與積極思想，從而超越於左右紛爭之上，以達到這個國家向上與向前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