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當我去到九龍深水步元卅街129號學友社社址參加活動的時候，社內有一個領舞組，由歐榮生負責帶領，跳的主要是各國土風舞。每逢週六晚上的社員〔歌舞集〕聚會時，總會圍成一圈跳上一段土風舞。我喜歡跳舞，在香島中學讀書時已經常常參加中國舞蹈演出。這下正中下懷了，我盡情地跳，忘我地跳，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學友社生活。（那時跳過的「青年友誼圓舞曲」在2009年中國建國六十週年晚會上，胡錦濤們仍然在跳，看著他們笨拙的擺動，覺得這個舞被辱沒了，我有無法名狀的厭惡感）。
可是不久，我見到有異軍突起，一位叫柯其毅的人，突然在社址內教授兩位年輕女學生阿珠和阿印學習芭蕾舞基本動作，沒有扶手就用桌子代替。我感到事有蹊蹺，這不是超出了歐榮生的領導範圍嗎？我雖不知誰是柯其毅的領導人，但估計一定是地下黨的授意。另一方面又非常羨慕，芭蕾舞優美高雅的舞姿令我傾倒。曾在同學家中聽過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樂曲，非常陶醉終生難忘。我樂見芭蕾舞班的成立並有意參加學習。學友社舞蹈組的雛形不久就出現了。
就在1958年初，學友社已經遷址至旺角彌敦道719號二樓，在一次社員選舉中，地下黨發動了一場〔奪權鬥爭〕。結果歐榮生和一批有理想的青年菁英以及司徒華先生通通被迫離開了學友社。（詳情請參看本人另文「奪權」）自此，我當上了常務委員會的委員。而柯其毅則當上舞蹈組組長，陳維寗副之，加上另一舞蹈老師余東生共同組成了編導小組，主要教授芭蕾和外國民間舞，並於1959年學友社建社十週年紀念演出中首次露頭，演出了芭蕾天鵝湖雙人舞及各國民間舞。為了統戰，是次演出還請了盧家熾，黃呈權，梁浩然，李鷹揚等名家助陣。沒有中國舞節目，就向漢華中學借將，演出了孔雀舞，彩綢舞，西藏舞等。演出完滿結朿後，地下黨從漢華中學調派了地下黨人楊偉舉，一位熟識中國舞蹈的老師來社參加舞蹈組工作。這樣，中國舞班和芭蕾舞班並存，與柯其毅可說是一中一西分庭抗禮，領導人說這是〔土洋結合〕。
之後，自59至66年間，學友社頻繁地舉辦演出活動，引起香港舞蹈演藝界的關注和重視，儘管我們能夠擺出的節目只是學生業餘水準，但無可否認地為推動香港舞蹈文化的普及立下了汗馬功勞，編導小組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演出計有：
三屆舞蹈公演；三次應華僑日報邀請為救童助學運動義演；三次綜合性演出；三次為籌募永久社址基金演出，主要是在普慶戲院，娛樂戲院及大會堂音廳公演。連同 1956年戲劇組在九龍青年會演出〔林沖夜奔〕和〔高漸離刺秦皇〕的兩場，學友社在十年間竟舉辦了十四次共十八場各類舞蹈，音樂和戲劇的演出，其頻率，其多樣性在當時香港嚴重缺乏文化藝術生活的情形下，可算是獨一無二，空前盛舉，儼然一個專業藝術團體。在這期間，合唱團，中樂組，口琴組，文藝組，輕音樂組相繼成立，令演出的節目更豐富多彩。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文藝組組長的葉宇騰（即葉國華）也組成朗誦隊，演出過〔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無孽龍〕和〔蔡文姬〕。
其中比較突出的節目有：第二屆舞蹈公演中，由柯其毅和陳維寗合作編導的，頗具規模的芭蕾舞劇〔賣火柴的女孩〕；第二次綜合性演出中，多種不同民族風格的亞洲舞蹈專輯；大會堂剛剛落成之後，還破天荒地在音樂廳演出了三場長逹九十分鐘，有管弦樂隊現場伴奏的三幕五場中國神話大型舞劇〔仙羽神弓〕，可說是盛況空前。該舞劇由楊偉舉負責編導及兼任男主角，充分顯現了他的舞蹈才華，是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場演出動員臺前幕後工作人員共一百五十多人，各界顧問二十三位。港九四電臺及十多家報刊報導演出消息。
此外，地下黨的演出不忘統戰，手法是在多場演出中邀請過〔黃仁曼芭蕾舞學校〕參加演出，也請過舞蹈家毛妹客串新疆舞蹈〔摘葡萄〕和芭蕾舞〔垂死的天鵝〕，並與柯其毅合跳芭蕾雙人舞。攝影名家袁鏡泉，錢萬里更邀請舞蹈演員為香港攝影學會作舞蹈造型攝影活動，真是極盛一時。不過，當時的香港人並不知道有一個地下黨，正是這些公演的主辦者。
還有一事需要記載的，據地下黨員柯其毅回憶，大約在62年間，地下黨領導人歐陽成潮通知他說：芭蕾舞蹈家張珍妮和鋼琴家李輝夫婦新向新華社表示需要一位男演員與他們合作排練舞劇，組織公演。柯其毅曾與他自己的舞蹈老師合演過天鵝湖的王子一角，也是芭蕾舞教師和編導，可說是香港第一代芭蕾舞演員之一，正是他們理想的舞伴。領導通知柯其毅聯絡他們，柯當然知道新華社的意圖，這是一項統戰任務，張李夫婦是統戰對象。於是便有了後來的由張李夫婦主辦的〔海戀〕和〔春戀〕兩場演出。之後，柯與他們開始交往成為朋友，直至六七暴動的興起。
也許上述的藝術家們並不知道學友社背後的底蘊，不會察覺這就是統戰手段。他們欣然接受邀請，完全是出於社會公益的考盧，認為這不過是很正常的藝術交流活動。但我們這些黨員知道，作為學友社的公開負責人，我更非常清楚，這些邀請工作都是統戰工作，是有目的的。我們的目的是利用表演活動，不著痕跡地由認識繼而交住，再進一步貫輸愛國思想，爭取他們向中共靠攏。幸而這些工作皆因六七暴動而嘎然而止，工作層面僅止於交朋友階段，並未做成更大的傷害。以後，每當想起，當時我們竟在這些純潔高雅的藝術中滲進了骯髒的統戰政治，我便不由得感到一陣陣噁心。在此，請讓我對當時受矇蔽的藝術家們表達我的歉意。本人在此揭示真相，只希望香港人嚴加防範，不要再上當受騙。
最初兩年我也有參加舞蹈演出。我很享受作為一個演員的那種興奮的感覺，密鑼緊鼓的排練，緊張的整妝候場，舞台上伴隨音樂渾然忘我翩翩起舞的自由飄逸感，還有散場收拾後夜半之時，全體人員在大排檔中白粥宵夜，興高彩烈輕鬆調侃的情景，真的令我畢生難忘。可惜，這樣的享受很快就結朿了，領導人指示要我停止跳舞，專心搞好行政和抓思想工作。於是我慢慢地成為一位舞臺演出的專門組織者。後來在加拿大更自完善，繼續學習，最後成為舞蹈演出的半專業製作人（Producer），這是我一生中最熟識也是最喜歡的工作。
我的確有過夢想和抱負，要把學友社發展成一個學生演藝團體，追求藝術上的提升。特別是1961年成為〔學友社主席〕之後，這個願望更加強烈。我想到，一臺演出除了演員的培養外，舞台上的各種效果的配合也很重要。為了支援這樣頻繁的演出，需要訓練一些舞臺工作人員。在我的建議下，成立了裁剪組，由李綺玲負責為演員設計和縫製服裝；成立了美工組，由馬志強負責為舞臺設計佈景和裝置；成立了電工組，由鄧梓煥負責專門研究舞檯燈光效果。那時，我真以為可以把個學友社辦成一個演藝團體。
卻是好景不常，1962年間，地下黨又從漢華中學調來一位領導人盧壽祥領導學友社舞蹈組。他公開的職業是漢華中學的數學教師，實際上卻是學友社的地下領導人。我相信他是真懂舞蹈的，在漢華中學的晚會上看過他編導的〔瑤族長鼓舞〕，編排和民族風味的表現都很到家。這時柯其毅的組織關係就由歐陽成潮轉到盧的手上，與楊偉舉及從培僑中學調來的梁滿玉組成四人小組領導舞蹈組工作。陳維寗和余東生並不是黨員，也不是培養對象，逐漸被這四人小組排斥於地下領導層之外，兩位後來均黯然離開（幾十年後，陳維寗至今仍憤憤不平，無法相信和接受我對地下黨的揭露和代表地下黨向他的道歉）。後來這四人參加了上一級包括領導人梁煥然，歐陽成潮，和我在內共七人的全學友社核心組，取代了梁濬升和李綺玲的核心地位。盧壽祥來了之後，地下核心組便開始組織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正式地在學友社播種，而我的藝術抱負就此幻滅。
1942年在延安，一批文藝工作者被召集開一個座談會，毛在會上發表了這個講話。這篇講話毒害並控制了全國人民的思想，讓十多億人奉為聖旨。知識份子受害最深，自覺不自覺地墮入他的騙局和個人崇拜之中。毛的講話一直遺害至今，已經六十多年了。
毛澤東講了什麼？基於階級觀點，他講了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原則問題。文藝是革命機器的組成部分和武器，要有階級立場即黨性和黨政策的立場。文藝作品是給工農兵看的，只能歌頌不能揭露。知識份子為使自己的作品符合工農兵的感情必須進行思想改造，要把自己改造成為以群眾為本，消滅個人，個性藝術良心的文藝工作者。這就是歷年來毛逼迫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根源所在。
他批判：陽春白雪作品，推崇下裡巴人。即普及重於提高。
他批判：以藝術標準為首的文藝批評，認為為藝術而藝術是不存在的。
他批判：人性論，認為沒有超階級的人性。
他批判：人類普世的愛，認為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他主張：文藝服從政治，要建立文藝界的統一戰線。
於是毛作出結論：文藝界存在嚴重作風不正的東西，為要純潔隊伍，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這就是由延安到建國後連綿不斷的整風運動的根源。
我必須坦白招認，那時的我是完全地同意毛的講話，同意階級立場，同意改造。我並不知道這種改造實際上是與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思想作殊死之戰，所帶來的痛苦是多麼可怕，為要改造知識份子所進行的整風是多麼的殘酷。今天看來，所謂的文藝為政治服務，實質是為共產黨政權服務，帶著極大的欺騙性。那時，我是沒有能力去分辨的。
經過一輪的學習，批判了以前的封資修節目，學友社的表演節目慢慢地有所改變。楊偉舉開始走階級路線，排演了舞劇〔風雨黎明〕，以貧苦市民在水災中的困苦，隱晦暗示黨的光明照耀。芭蕾舞班也不落後，用陝北民歌〔山丹丹開花紅艶艶〕編成芭蕾舞，穿民裝，帶頭巾，從西洋回歸民族了。至到〔六七暴動〕全社興趣組活動停頓後，調動各組人力及抽調部分鬥委會學生組成了文藝戰鬥隊，四處演出抗暴節目。我更召集全體人員，借用漢華中學一個課室開了個學習班，學習毛的講話。我還作了報告，號召文藝工作要為工農兵服務。我已忘記了我在會上放了什麼毒，事實上，我那時連什麼叫做人性的描寫也不知道。
隨後，在暴動期間，文藝戰鬥隊演出了一出令我今天仍然最痛心的，忠實反映毛講話的獨幕劇〔主席恩情比海深〕，由張懷，楊偉舉作劇本並導演。這是緊跟毛主席路線達至頂峰之作，與以前的〔仙羽神弓〕舞劇的反差何其大呀！今天我想，人的思想的確可以被毛去改造去洗腦的，如果你不覺醒不反抗的話。毛澤東思想把學友社的三位藝術工作者柯其毅，楊偉舉，張懷批倒，雖不至於要去勞改，但他們的藝術生命就此滅亡了。
文藝作品真要為一個什麼東西而服務的嗎？這也是我去國之後需要學習弄清的又一個題目。其實，文藝作品不為誰服務，不為國家，不為政治，不為階級，更不為政權服務。優秀的作品應自由地抒發作者個人內心對生命的體驗及人文關懷，寫出人類在社會環境掙扎中的人性表現，而不是去服務什麼。作家絕不能被改造，一旦為毛所改造了，就無法寫出精彩的作品。〔文學創作的路向應回到人和人性，回到活生生的個人，見證人類的生存困境和人性複雜。〕（明報月刊編者語）
今天，令人憤怒的是，中共仍然經常地無理由禁書，不為書的內容如何，而是恐懼人性的描寫。他們害怕揭露人性的醜惡，更害怕障顯人性的光輝，作品一旦描寫了人性的真貎，就失去為中共政權服務的功能，這就是毛延安講話精要之處的延續，是今天的中共無法向人民宣告的。在這種無視作者藝術視界和創作想像功能的環境下，除非反抗，中國不可能有優秀的作品出現。
筆者認為，批判毛澤東思想非常重要，是根除毛毒的根本。如果我們只是簡單武斷地作出毛是惡魔，毛思是愚蠢的結論，那麼，我們就難以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聰明，有智慧，有學問的大知識份子都願意跟隨中共，甚至甘心情願地被毛所改造，還感恩戴德。毛的那一套理論絕不簡單，至今並未過時，仍然像陰雲蔽日一樣影響著中國，需要花心思花力氣去把它批倒。
衷心盼望深受毛澤東思想所害的中國藝術家們，從二十世紀的陰影裡走出來，擺脫一切羈絆走上文學藝術的正途，在未來的歲月裡創作出幾部真正偉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