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儘管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不間斷侵擾，前三個季度中國GDP累計增長仍達10.6%，通貨膨脹也隨之而來。在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下，如何遏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一直是一個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循環難題。這是「中國模式」的困境。而且，它不僅僅體現在經濟領域。在中國各階層群體已經具備了理性、參與和懷疑等「現代性格」的情況下，「中國模式」正面臨諸多深度挑戰。
簡單地說，「中國模式」就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為支撐的、以經濟至上論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模式。「中國模式」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無可質疑，一個貧窮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度在早期工業化期間，通過中央計畫和指令加快發展也並非中國獨有，這一過程也必然要犧牲農民等弱勢群體的利益以加快資本積累。「中國模式」 的獨特之處在於，通過漸進式改革，它在政府主導和市場經濟之間維持著長期的微妙平衡。但是，在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信息技術的興起以及改革中形成的多階層利益群體的不同訴求，在「物理時間」上中國已經與全球同步，在「歷史時間」上仍存在著巨大的落差，這種微妙的平衡正在被逐漸打破。
如果仍然以經濟至上論為基礎，並且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要讓人民生活得幸福體面有尊嚴，中國政府就不得不少一些政府主導，給市場多一點的時間和空間，這既會改善經濟調控的效果，也會讓民族主義的訴求得到公民更多的響應；如果仍然追求政府主導、干預市場，以民族主義的口號「忽悠」市場，那麼縱使有效維穩，這種微妙的平衡也將難以為繼，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將不容樂觀。
回望2010年，從宏觀層面來看，這一年中國經濟最主要的任務是緊縮，是控制經濟過熱、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和管理通脹預期。雖然今年12月份左右中國政府才將貨幣政策從「適度寬鬆」回調到「穩健」，但從2009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國貨幣政策就已經不再「適度寬鬆」，而是「適度從緊」。特別是2010年1-5月三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2010年10月至今又三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和兩次加息。與此同時，2010年4月中國政府還推出了房地產調控政策；為了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又貫穿全年地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發展，甚至不惜「限電停產」；為了遏制通貨膨脹，11月份又開始實施國務院「16條措施」等。
措施似乎很多，但問題在於方式方法以及推出的時間節點是否合適，因為這決定著最終的效果。在2009年三季度CPI還是負增長時，中國政府就宣稱要管理好通脹預期，但只是在「背後」通過窗口指導控制銀行信貸，但2010年1月信貸還是出現了反彈。2月份又開始出現實際負利率的情況並延續至今，這將加劇通脹預期，但在1-5月三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後，中國貨幣政策出現了長達5個月的「空白期」，CPI也攀升至11月的5.1%，這導致10月份和12月份加息後，出現了連續加息的預期和壓力，這並不利於實體經濟平穩運行，從近期股市萎靡的走勢中就反映了出來。
此外，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可以看做是一種「准行政手段」，由於會影響金融機構合理配置資金，很少為西方各國央行所採用。中國央行過度依賴於它，是害怕加息會加劇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和銀行運營壓力，而加息的姍姍來遲恰恰是導致下半年通脹壓力逐漸加大的主要原因。
如果披著市場外衣的貨幣政策都如此行政干預而且效果不彰的話，幾乎完全依賴行政調控手段的房地產調控和節能減排的最終效果可想而知。其實，這正是「中國模式」困境在經濟領域的體現，即「擴張容易緊縮難」，即使政府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緊縮的勝利，那也將導致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如果能夠相信市場的力量，一定會更溫和更有效率，只不過政府不願意放棄行政調控過程中的尋租權力。
在社會層面上，2010年「中國模式」也經歷了深度挑戰，主要體現在政府信用和法治信用的缺失，導致市場競爭無序。谷歌退出中國、聖元奶粉早熟風波、山西假疫苗事件、PE式腐敗以及360和QQ的桌面大戰等，無不體現在政府主導而非法治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由於行政和司法的角色模糊，政府很難有效得到法治的約束。這直接導致政府建立的各種旨在保護市場的產權機制和競爭機制也失去了信用基礎。政策的朝令夕改、監管的百疏一密、司法的法網柔情，既讓市場無所適從，也讓市場鋌而走險。企業的最優選擇是，只要能增加利潤，無需過多考慮社會責任，無需過分忌憚法律法規。
企業的這種邏輯，體現在個人層面，就是「我爸是李剛」的邏輯。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伴隨私營經濟浪潮出生的年輕「富二代」，再加上一直以來的「官二代」，這種依賴家庭和血緣紐帶橫空出世並橫行於世的兩個群體，鮮活地映襯出中國社會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傳統性而非現代性的社會，至少傳統性佔了上風。當一個社會依靠權威和血緣分配財富，當一個社會追求形式上的穩定，當一個社會的政府總是以過往光輝燦爛的民族歷史自居而忽視自身的起點合法性，那麼就可以認定這個社會帶有傳統性的色彩。
當然，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以及大眾消費理念的興起，中國社會也具有現代性的色彩。承載這部分現代性特徵的人群大都奉行著「我爸不是李剛」的邏輯，他們追求科學和理性、積極參與公共生活、具有保護財產權的獨立意識、以及具有永遠不滿足的懷疑精神等等，他們身上的現代性色彩同富二代和官二代身上的傳統性色彩充滿了對立和衝突，在宏觀上也表現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對立和衝突。
如果這種對立和衝突被激化，由於「我爸不是李剛」，再加上文化和宗教情懷的缺失，無奈以至絕望的他們可能像富士康員工那樣縱深一跳、可能像拿起衝向幼兒園的屠刀，可能在身上潑灑汽油縱身火海；而他們中的堅強者也可能以筆為刀槍挑戰社會不公、可能製造所謂群體性事件逼宮政府、可能在網路上發泄不滿……
儘管在此之前，這種對立和衝突也偶有所見，但在2010年可以說是集中呈現，特別是涉及土地和房屋等財產權的衝突，更是多以血淚收場。這一方面是因為金融危機期間的經濟刺激政策，是以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為代價的，這期間有人失業，有人卻暴富，通貨膨脹加劇了貧富分化，也直接刺激了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新媒體和新技術的驟然興起，讓社交網路變得密集和快捷，從知音難覓到一個好漢三個幫，增加了公眾參與公共生活的渠道，也讓追求喧囂和不穩定的公共表達和追求沉默和穩定的政府形成了對立和衝突。
總而言之，2010年，「中國模式」開始遭受來自經濟和社會等諸多領域的深度挑戰。在政府主導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尚未結束期間，中國經濟應該可以保持至少10年的高速增長，但如果增長是以剝奪弱勢群體的財產權和生命權為代價，將動搖社會發展的根基，並最終制約經濟增長。中國不需要傳統性社會中的點滴「讓步政策」以達到形式上的穩定，需要現代性社會中的汪洋「進步政策」以達到溫和的不穩定，溫和的不穩定才是現代社會進步的源泉。否則，「那悲歌總會在夢中驚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