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愛國運動縱容了學生火燒曹宅的犯罪活動，開啟國民革命的暴力邪道。
暴力是人世間獸行的表現，是人的魔性的展現。其實質就是強力和武力。人通過身體力量和武裝力量強行行事，就是施暴。例如男人違背女人意願強行與其親吻。再如日本1930年代出兵強行侵佔中國領土。暴力是個壞東西。這在中國五千年文明歷程中早已是國人的共識，是中國道家無為、儒家斯文、佛家慈悲長久教化的結果，卻在五四運動之後越來越被肯定，致使今人難辯中共之邪惡。
暴力的實質或內涵是強力和武力，卻不能等同於強力和武力，猶如和尚的實質是出家修煉，卻不能說和尚就是尼姑、道士、密宗喇嘛、基督神父等。但暴力這個詞實際上經常被人跟強力和武力混同而發生歧義，這需要辨析以區別。
人之初儘管性本善，卻氣質中也有很多惡性，比如好吃懶做和逞強鬥毆。這很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相處，所以在文明國家就有警察以強力來制止好吃懶做者的偷盜行為，軍隊以武力保護國家不被外國軍隊入侵佔領或野蠻部族燒殺掠奪。也就是說，遵守合乎人的善性、理性的法律或和諧、正義原則，國家警察實施強力阻止世人犯罪，軍隊使用武力保衛領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財產、自由等以阻止侵略者掠奪和奴役的行為並非暴力。這時候、這種情況下的強力和武力是正義的。
問題在於，通常人們並不能或不去分辨強力和武力之正邪。例如兒女找刺激吸毒，父母可能就打罵兒女強行阻止。每個人心智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著類似帶著愛的邪氣，激憤亢奮都往外冒。中共邪惡並不在於它使用了強力和武力，而在於總以強力和武力維護其一黨極權的專制統治，用國家軍警對人民實施暴政。中共所以能這樣，在於它狡猾地利用了中華民國全民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激奮邪性。那時工農商學兵參與或縱容打罵人和燒房子等暴力抗議政府的外交軟弱，逼迫北京北洋政府違憲免官。這被中共後來利用煽動武力革命，顛覆了南京政府的政權。
正如武力有正邪之別，革命也一樣。暴力是邪惡的武力，是必要的武力被惡搞，並被共產黨用來粉飾它為顛覆南京政府而在農村搞的純屬亂搞的搶奪所謂地主土地的暴力，跟締造共和憲政必須推翻滿清政府的武力故意混淆。武力革命有中國正道的古代湯武革命、現代辛亥革命和邪道的現代共產革命，也被搞亂了。
這是怎麼回事？革命在中國一直是天大的事。五帝時期600年天下為公，政府或世襲或禪讓，賢才掌權，沒有革命。夏商週三個朝代，中央政府只在姒、子、姬三姓部族的貴族中交替。這1800年的族天下，只有從姒姓到子姓和從子姓到姬姓的湯武貴族抗暴革命和西周國人抗暴逐王行動。革命關天，不能輕舉妄動。據《尚書》和《史記》記載，湯武革命都是在「淫亂＋暴政」朝政時出現。
載入史冊的湯武革命並非一次，實際上是商湯和武王先後兩次革命，前後相隔約6、7百年。革命即改朝換代，並非今日幾年一次換中央政府首腦這樣頻繁。這是換天帝星球的大事，所以夏商兩朝一千年有多，惟末年才發生了兩次。商湯革命約700年後的商朝末年，才再有武王革命。背景是紂帝恃徒手擊斃猛獸和拉九牛倒走的勇力，與魔女妲己沉溺於宮廷享樂，酒池肉林的宴會大吃大喝，七晝夜不停享樂，炮烙酷刑之外更發明敲碎赤腳過河者的腳骨、剖開孕婦的肚子、將忠臣侯王剁成肉漿，逼被稱為聖人的姬昌吃兒子的肉，挖被稱為聖人的叔叔畢干的心。夏、商兩朝晚期末年，如此荒淫殘暴的失道政治天怒人怨，才有諸侯革命。這一千年有多的漫長歷史歲月裡才僅僅發生了兩場革命，而且並非誰都能搞的。
商湯、姬昌，都是載入史冊的中國聖帝、儒家賢王，湯武革命並非私心策動的結果，而是順天意民心不得已而為之，並且作了周詳的準備並將改朝難免的振蕩儘可能減低到最低。湯武革命，都是在前朝暴君失道喪德、民心喪盡的時候才發動。例如夏桀帝的肉山酒池狂飲和夏朝黎民寧願長夜裡與桀帝同亡。再如紂帝剖開孕婦的肚子滿足其好奇心的瘋狂。革命的準備者商湯和伊尹，姬昌、姜尚和周公，都表現了當時和後人公認的德行：商湯出外巡視，勸阻農夫捉飛鳥四面張網捕，傳播網開三面之仁愛，40個諸侯由此棄夏歸商；姜子牙以和平方式解決與虞國和芮國的疆界爭端，打通伐紂東進的通道。湯武革命，都是在前朝歷經幾百年統治如枯樹將倒之際劈一雷電而已，故而都一戰而勝。無論商湯帝建立商朝，還是周武王建立周朝，都沿襲前朝的祭天傳統並以禮相待歸順的諸侯。
《周易•革卦》中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是說：載入史冊的商湯革命滅夏、武王革命滅商並非「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是天命人心使然：是執行天命，所以比前朝更敬鬼神、知禮義；是順應民心，所以為人民由衷歡迎。
周朝之後直到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之前，三千年中國歷史中沒有革命，但並非沒有武力和強力。其間西周國人暴動、春秋戰國兼併戰爭，以及秦漢到明清歷代皇朝的農民暴亂（落草為寇、攻城為王），例如從秦末陳勝、新末綠林、東漢黃巾，直到明朝李自成、清朝太平天國起義（暴亂）等，都是形勢所迫的鋌而走險，是歷史安排的朝代轉軌：或者轉變制度，例如西周周召共和十幾年為古希臘城邦共和國歷史涅槃鋪路，再如秦滅六國以官僚制替代貴族制為中國兩千年皇帝政府奠基；或者兵征天下，為新的中原皇朝主人，例如唐朝李世民和清朝康熙坐江山立威。這些暴亂武力並非湯武革命的貴族道德順應天命所為，卻大都是平民迫不得己，猶如《水滸演義》中所述林沖、宋江似的一百多年前就安排了的逼上樑山。
晚清末年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是中國湯武革命之後的第三場革命。這場革命是早在西周國人暴動•周召共和時就作了歷史安排的大勢所迫，因此在孫中山多次起義難產和失敗還沒有獲勝準備的1911年秋季，卻由於新軍連長吳兆麟、班長熊秉坤等官兵，陳勝似的絕地求生的鋌而走險，強佔軍械處而突然獲勝。又因為平民革命者缺乏夏商周王公貴族道德理性的縝密思考，例如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後，高估其政治品德而後悔，使中華民國航船顛簸。
宋教仁被暗殺是上蒼給中國「士農工商」各階層合力創建共和憲政的一個考驗。商湯伐桀第一次革命600多年後，華夏部族聯邦國家才有武王伐紂的第二次革命。中華民國漢族卻在辛亥革命才一年半、袁世凱遠比桀紂好就掀起二次革命。依照周易•革卦指示，辛亥革命之後應該是：鞏固自己憲政知識，籌備下次國會選舉，孫中山、黃興、胡漢民們先要虎變、豹變、革面等。革卦預告很清楚：孫中山應當堅守讓位的誠信，繼續完善國會、檢察官等憲政制度，自身抓緊實現華盛頓告別大陸軍總司令位置八年之後再競選總統似的虎變，耐心等待袁世凱的力量盛極而衰，向還在強盛狀態的袁世凱動武必敗，之後國民黨將被解散、國會將流於形式，導致重組革命黨，從護國和護法的北伐軍政再次開始共和憲政。事實上五四運動之後5個月中國國民（革命）黨重組，民國15年發動第三次革命。
中華民國18年的1919年，南北已成分裂之勢，武官操控政治也成慣性。工農商學兵，各有各的主業，學生主業是讀書作業，遊行罷課是副業，煽動市民罷市、罷工是不務正業的邪門歪道。五四運動使中國學生不專心學業，熱衷街頭政治，偏離憲政正道：起步偏離斯文，上街振臂高呼口號，容易偏激亢奮入魔；接著偏離自省，請願責備政府官員賣國是情緒化，結果忽略了民權必須的自律；第三步偏離程序，請願表達被拒絕，不顧違犯法律地「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第四步偏離憲政，「三罷」罷了三個外交官員，等於市民成了議員廢了國會。
街頭政治唱戲似地驅趕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下臺成功，後果是：讀書人沒有西方公民完善國會選舉的耐心，充分利用憲政賦予的言論、結社的自由權利，不斷掀動科學、民主、無政府、共產等主義革命。民國初期，鄉村紳士和城市資產階層的政權代表，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曹錕、蔣介石等，無論誰上臺，立刻成為革命對象，先口誅筆伐搞臭，後武力革命打倒。鄉紳階層在官府和國會中沿襲禮教傳統趨於政治穩定的保守立場，留學文人和國內大學生以西方文明為理想模式，對國會、官府和法院組成的大政府嚴重不滿。官民極度對立。
從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6里，在共和民權保護下，洋文人和洋學生，拿兌現承諾必須幾年時間的政府當成天天要刷的政治馬桶。五四運動因此造就出一批空喊「愛國救亡」口號的文人或政客，以「起來，不做奴隸」的煽情歌曲、戲劇鼓動青年推翻政府，以改天換地的革命為職業。暴力壞東西，在希臘神話中，跟強力一樣被當作是宙斯神的僕人，卻由於五四運動促成馬列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思想，成了革命者的神，從而使中共後來可以利用學生運動，以愛國民主名義擾亂南京政府執政，亂中奪得大陸政權。
五四運動以民主與科學思想為強國西藥，將官員當政治蛔蟲打；寬恕梅思平、張國燾等縱火犯，犯人不服刑還成了教授、革命黨高官；不斷掀起新政府取代舊政府的新革命，好像跨欄比賽。西方幾十個民族兩千多年接力才得以實現和開展的立憲、共和、民主、北伐、土地、共產至少六次以上的革命，卻要沒有律師議員思維和公民憲政傳統，搞朋黨政治歷史悠久的漢人20、30年實現。政府必然成為軍人或學生型土匪的政治玩具，革命走入槍桿子創建好政府和新國家的死胡同。企望試驗共產主義，招來撒但惡魔附體，終於將中共1949年推上天安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