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披金融風暴未落的塵埃，懷著對通脹的焦慮和變革的希翼，國人走入2011年。我們該怎樣面對嶄新的一年？「信心」與「心痛」應該成為鐫刻在2011年的關鍵詞。信心源自我們深信當今中國社會應避免嚴重失衡，心痛源自我們深知當今中國社會只能在重重風險中保持脆弱的平衡。
嚴重通脹為害甚劇，中國曾為此付出沈重代價，此次自不會掉以輕心。2010年11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的十六條措施，其中五條直接涉及蔬菜價格。而國家發改委在12月中旬表示，流通環節過多，流通成本過高是蔬菜價格上漲的重要原因。換言之，是過高的交易成本推高了物價。經濟學告訴我們，過高的交易成本，從來都來自制度層面的沉痾宿疾。物價上漲，傷及民生，正是各類深淺隱顯的制度問題的最終表現形式。要使物價長期而不是暫時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令人心痛且心憂。
令人心痛者非止物價一端。當今中國社會正在風險中保持脆弱的平衡，不僅有可以預見的風險，更有難以預見的風險。就前者而言，經濟上的高通脹風險，自是不言而喻；而由於貧富差距擴大、干群關係緊張、勞資糾紛升級所帶來的社會風險與政治風險，也在2010年迅速攀高，也早已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當今中國社會並非孤立的島嶼，而是身處複雜的世界秩序和國際關係之中，外部因素與內部結構錯綜關聯，地球上任何一處發生的小概率事件都有可能通過「蝴蝶效應」帶來巨大的連鎖反應。當今全球社會又正處於劇變時期，世界各國都面臨著經濟再平衡的挑戰，經濟週期並不同步，共識與協調難以達成，利益衝突在所難免。對於某些風險，難以預見它們在何時何處發生；對於另一些風險，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對它們的存在毫無察覺，遑論預見。
面對多重風險，必須從容應對，從心痛、心憂到付諸行動。其實，令人心痛者不獨風險本身，還包括處理風險的方式，這是因為當今中國社會脆弱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陳舊的處理風險定勢，亦即以治標代替治本，以行政整合取代社會發育，以行政干預阻滯社會選擇。其後果是，在經濟領域，行政機構掌控了過於強大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在社會領域，行政指令收緊了社會自發組織和調適的空間；在政治領域，行政系統的擴張導致立法、司法和監督系統都常常陷入功能失調狀態。
過分偏好行政整合和行政干預的思維定勢，則難以應對瞬息萬變的風險。這是因為「固」也意味著缺乏緩衝和僵化，而僵化又必然導致脆弱。在這裡，最重要的是體制設計。如果其功能上僅僅是為了應對來自某一方向、某一角度的風險，那麼，當難以預見的風險從另一方向、另一角度驀然來襲之時，所有疊床架屋、環環相扣的體制都將頓時無效，包括交易成本在內的各類社會成本陡然劇增，始於物價但不限於物價。
無論是使物價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還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追本溯源，都離不開切實轉變陳舊的思維定勢，解決深層次體制問題。有識之士對此都早已深切洞明。2011年，信心與心痛糾結，機遇與挑戰並存，結果如何？完全取決於我們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