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莊一角
《中國在梁莊》一書出版。這是梁鴻為自己故鄉立的小傳。她寫到，壯勞力出門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裡遍地垃圾，一片蕭條。一名村幹部告訴她，大家都不關心到底誰當村主任，誰當都一個樣。農村現在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學者梁鴻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對方一勁兒給她說「謝謝」。
這是一個農民，現在天津開出租車。為了找到梁鴻，他一連往北京打了10多個電話，一上午連活兒都沒好好拉。
「謝謝你，你說出了我們農村人的心聲。」陌生人對她說，「你寫的簡直就是我們村的事，太真實了。」梁鴻隱隱約約聽到，對方的激動裡帶著一絲哽咽。
這個電話之前一個月，《中國在梁莊》一書出版。這是梁鴻為自己故鄉立的小傳。
她把自己生長的位於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為「梁莊」。這個杜撰但「其實非常真實」的名字，頻頻出現在2010年年末的各類好書榜單上。
《中國在梁莊》獲得《人民文學》年度非虛構作品獎。該雜誌主編李敬澤評價道：「不曾認識梁莊，我們或許就不曾認識農村，不曾認識農村，何以認識中國？」
「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認為：「這本書，寫梁莊，只是最近30年‘被’消滅的40萬個村莊的縮影。」
梁鴻自己完全沒預料到這些關於故鄉的文字所激起的反響。「我不認為這部書的內容有多深刻，文學性有多高，它的價值可能更多在於啟發性。」她說。
梁莊之外，還有趙莊、錢莊、孫莊、李莊……梁鴻在前言中寫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無法不注視它，無法不關心它，尤其是，當它，及千千萬萬個它，越來越被看成是中國的病灶，越來越成為中國的悲傷時。」
村中坑塘
回到梁莊
梁鴻在梁莊生活了20年。1993年，她離開河南鄧州的這個小村子，到外地求學。博士畢業後，她留在北京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書，工作「無非是上課寫文章」。
日子一天一天過，她開始懷疑：「每次在課堂上高談闊論，可是你相信你說的話嗎？每次費勁查資料寫文章，寫完自己都不想看。這麼做有什麼意義？這樣的生活離我的心靈、離我的故鄉越來越遠。這不是我真實的生活。」
故鄉一直縈繞在她的腦海，村裡的坑塘、大槐樹、青石橋，時常在她的夢中出現。她幾乎每週都要和家人通幾次電話，聽他們說說家裡的事、村裡的事。幾乎每次通完電話後，她都要感嘆一番，偶爾也會產生寫作的衝動。她的丈夫是一名記者，常鼓勵她把故鄉的故事寫下來。
2008年，丈夫到外地駐站，梁鴻和家人的聯繫更加密切，寫作的衝動也越來越強烈。當年暑假，她決定回老家住一段時間，走進鄉親們的生活。
老人帶著小孩是村中常見景象
當年7月3日，她帶著3歲的兒子登上返鄉的列車。之前，她為兒子準備了一大堆東西，唯恐老家的東西「不衛生」。
踏上火車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更不要說怎麼做。
「農村出現了問題，問題是什麼我不知道。回去再說。」她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理。
家鄉越來越近，她和兒子早早就站在車門口。車門打開後，兒子突然哭起來，不願下車。他用稚嫩的小手指著地面說：「髒。」
前一夜剛下過一場雨，地面上滿是瓜果皮、紙屑等垃圾，蒼蠅繞著垃圾嗡嗡地飛。在梁鴻看來，這沒什麼，可是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的兒子卻接受不了。
來接他們的家人，聽到小孩子的話後哈哈大笑。梁鴻則若有所思。
父親已經隨大女兒到鄧州城裡居住。梁鴻提出，第二天就要住到仍在村子裡的哥哥家去。
最初的一個月內，她沒有理出任何頭緒。她在父親的陪同下，「用腳步和目光丈量」村裡的土地、樹木、水塘和河流，隨意地尋訪村裡的人，和他們一起吃飯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處，就記錄下來。慢慢地，她有了方向，開始有目的地尋訪一些人。
「我希望通過我的眼睛，使村莊的過去與現在、村莊所經歷的歡樂與痛苦，慢慢地浮出來。」梁鴻說。她還希望尋找到中國當代的政治經濟改革、現代性追求與鄉村之間的關係。
調查越深入，她發現自己越不瞭解這個她曾經生活過20年的村莊。「當我以審視的目光來看故鄉時，故鄉是那麼的陌生。」
一座新房緊鎖大門
這一次，她在梁莊住了近兩個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這個村子。
這兩次調查催生出了一本書。先是在《人民文學》發表節錄，標題就叫《梁莊》。出版時，梁鴻改名為《中國在梁莊》。
曾有記者問她，只考察了一個村莊，怎麼就敢斷言「中國在梁莊」？她回答說：「哪怕中國只有一個梁莊，它也是中國的梁莊，它也值得、也應該被我們關注。更何況，中國絕不僅僅只有一個梁莊。」
蕭條村莊
梁莊距鄧州市區將近30公里。村子就在公路邊，新房沿路而建，逐漸與鎮子相接。寬闊的柏油路上，一輛輛汽車飛馳而過，但它們大都和梁莊沒有關係。
梁莊只是中國上百萬個村莊中普通的一個。在這個總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裡，到處是新房，不過大都緊鎖著門。有的新房門前甚至搖曳著枯黃的雜草，顯然已經很久沒人住了。
村裡有一家正在蓋新房。一問才知道，這家人有兩個女兒，都已經嫁人。但是房子還是要蓋，不然「沒面子」。
「蓋這麼多房子幹什麼？又不是沒地方住。」梁鴻的父親梁光正嘟囔道，「就知道好面子，一點也不實際。」
坑塘隨處可見。一些坑塘的水墨綠近黑，漂著塑料瓶、易拉罐、廢紙等垃圾。梁鴻把這稱為「黑色淤流」。
她小的時候，坑塘裡種滿了蓮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葉鋪滿整個坑塘，間或有粉紅色的花冒出來，隨風搖曳。蓮子成熟後，她和小夥伴們經常偷偷地手拉手，連成一串，鍈到水中採蓮子。「咬一口，滿嘴清香。」她回憶得笑出聲來。
芝嬸家的新房就在公路邊，面朝一個坑塘。3層樓房，共16間。2008年夏天梁鴻帶著兒子回村時，那個坑塘散發出一股刺鼻的臭味。當時，芝嬸的小孫子在家，年紀與梁鴻的兒子相彷。兩個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來。玩著玩著，他們來到坑塘邊上。梁鴻跑過去一把拉住兒子，說「髒」，不讓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嬸看梁鴻一眼，什麼也沒說。
「至今我還記得芝嬸那詫異的眼神。」梁鴻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到後來，梁鴻不再阻攔，任由孩子瘋玩。兒子真還喜歡上了泥土。盛夏的中午，他在太陽下晒著玩土，說什麼都不願意進屋。兩個月下來，他變得黝黑結實。這著實讓梁鴻高興了一陣。
梁鴻曾問過芝嬸，坑塘這麼髒，為什麼沒人治理？芝嬸回答說：「村裡都是這樣。人都不在家，誰還管坑塘？」
芝嬸算是村裡的「貴族」。他的丈夫是村會計，丈夫的哥哥曾在一個縣城做過正處級幹部。她有一兒一女，兒子兩口子在外地幹活，女兒在鎮上上班。大孫子跟著他的姑姑在鎮上讀小學。平時，16間房子只有老兩口住。家裡擺著一排硬木沙發，但除了常坐的兩三個位置外，其餘的都蒙著灰塵，用手一抹，就能留下一道指印。
孫子很小就由芝嬸養著。兒子又有了小孩，想把小的留給她，把大的帶走。但是孫子堅決不走，芝嬸腰老疼，也不想帶更小的孩子。「有時候孫子也想媽媽。可是他們在外不容易，那有啥門子？」
2008年，梁鴻曾做過一個粗略的統計，梁莊600多個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裡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壯勞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會把孩子留給老人。這像是一種交換，父母幫著兒子看孩子，兒子給父母養老。「不給人家看孩子，走不動了，誰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鴻說過類似的話。
儘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過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可問過村裡幾個老人，沒有一個人知道養老保險是什麼。養老還得靠兒女。
最近幾年，村裡的「留守兒童」頻頻出事。五奶奶的大兒子在青島打工，將11歲的孩子托付給她。可是這個孩子「猴頭兒日腦（非常調皮）」，60多歲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裡做飯時，孫子跑到河裡玩水，淹死了。
從此，這個老人就從兒子的家中搬出來，住到河邊一個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還有一個老人照看4個孫子，一年夏天他們全部在河裡淹死了，最後老人服毒自殺。
「這就是村子的現狀。壯勞力出門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裡遍地垃圾，一片蕭條。」梁鴻總結道。
種地與打工
梁鴻曾問過很多人，為什麼出去打工？答案幾乎一致：掙錢。
「小孩上學要錢，孩子長大娶媳婦要錢，娶媳婦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錢，看病要錢，養老人要錢。活人要錢，死人還要錢。不掙錢咋整？」一個村民曾對梁鴻說。
有村幹部算過一筆賬，梁莊的莊稼一年兩季，輪種小麥和玉米。現在一年下來，一畝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錢，這還得趕上風調雨順。另外，每畝地一年還有80多元補貼。而梁莊人均耕地不足8分。
「種地就這點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連孩子的費用都掙不來。」這名村幹部說，「國家雖然取消了農業稅，可化肥種子等全部漲價，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糧食價格沒見漲過。」
和別的村莊一樣，梁莊也經歷過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從初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1953年開始，糧食實行國家統購統銷，大部分賣給國家，農民忙活一年，肚子還未必能填飽。1960年，梁姓家族中「餓死六七十人」。
改革開放後，土地承包到戶，農民的日子好過一點，但是「稅負很重」。
老支書梁興隆至今還能清楚地記得當時的稅負數字。上世紀80年代，梁莊的稅負平均為一畝地一年總產值的三分之一強。到了90年代，農民除交農業稅外，還要上交「三提五統」，稅負達到畝產值的「一半左右」。
梁莊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後進行過大調整，因為「稅負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地撂荒。鎮政府逼著要錢，村裡只好將應繳納的稅負平攤到每一個人頭上，「一畝地折合200塊錢」。
「收稅的時候，村子裡人心惶惶。誰家交不了錢，鄉幹部就和村幹部一起去要，有時還帶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東湊西湊交錢。聽說有的地方逼死過人命。」梁興隆說。
90年代初期，村子裡的人紛紛開始外出打工。早先，他們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廠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築工地當小工。後來，他們又分散到廣州、深圳一帶，干的仍是又髒又累的「低等活」。
梁鴻知道，梁莊出去的這些鄉親，只是中國兩億多農民工中的滄海一粟。
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車站倒過票，在苗圃幹過活。忙活了幾年，也沒掙下錢。後來他回到當地學醫，學成後在鎮子裡開了一間診所。近來，他在鎮上買了一棟大房子，正張羅著開旅館。
「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還得處處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說。
打工期間，他「受盡歧視」。有一次，他想寄信，就問一個老人郵局怎麼走。那個人告訴他：「把信放地下，風一吹就到了。還找什麼郵局？」
「我當時氣得真想揍他一頓。」回想起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
還有一次，他被關到一個黑磚窯，憑著自己的「機靈勁兒」才偷跑出來。
「城市不接受我們，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們的根在農村。農村人沒有理想，能填飽肚子就行。農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這輩子全完了。」這個曾經的文藝青年說。
在鎮上買房子後，他還為自己專門設了一個書房，不過現在很少進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鴻聽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為悲傷的一個。柱子個子很高，長得很洋氣，16歲就出去打工，後來到青島一家首飾廠幹活。10多年後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經常會吐血，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血一直沒止住。最後幾個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輕輕一咳，血就噴出來。剛開始，家裡的兄弟姐妹還積極湊錢給他治療，積蓄花得差不多了，他們又為錢生出不少矛盾。沒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梁鴻還瞭解到，最後廠裡也沒賠柱子一分錢。
村子裡有幾個年輕女人在一個氣味非常難聞的工廠打工。梁鴻問她們為什麼不離開，聽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沒有提及到污染對她們身體的影響。
村裡有一個人，在和妻子結婚不到一個月後就出門打工，一年多沒回家。年輕媳婦想念丈夫，人變得狂躁不安，逮誰和誰吵。婆婆當眾罵她「花痴」，說她想男人想瘋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別人地裡，回家後喝敵敵畏自殺。
這樣的故事，讓梁鴻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裡的，都沒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講社會轉型，難道在社會轉型中，他們就是天然的犧牲品？」她說。
學校與豬場
芝嬸在廚房忙活著，剛上學的孫子一個人在院子裡玩玻璃珠。院子裡沒有陽光，他卻玩得滿頭大汗。
梁鴻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輕撫著他的頭問：「你想不想爸爸媽媽？」
「不想。」孩子乾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掙脫梁鴻的手，繼續玩他的玻璃珠。芝嬸看一眼，嘆息道：「這孩子可憐，連個伴都沒有。現在的孩子都可憐，沒爹沒媽的。」
這讓梁鴻想到了自己的兒子，「要是我的兒子也放在這樣的環境，誰知道以後他會變成什麼樣？」
2008年暑期，她帶兒子給母親上過墳後，就讓兒子長住在城裡的妹妹家中，自己則住在村裡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兒子仍在睡覺，她就躺在兒子身邊。兒子醒來後，叫了聲「媽媽」，眼裡一下子滿是淚水。梁鴻緊緊摟住孩子，感覺很心酸。
芝嬸每天早晨7點鐘出發，騎電動車把孫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鎮上小學讀書。下午6點鐘又得去接回來。有時路上車多，她害怕有個閃失，就推著孫子走。不到 3公里的路，她得走將近一小時。芝嬸腰常常疼，3個月後，她實在堅持不住，就讓在鎮上上班的女兒照看孫子，平日裡吃住在女兒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兩天。
「農村誰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頭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臉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你們姊妹給他長臉，活得多風光。」芝嬸對梁鴻說。
梁鴻的記憶中，少年時代的求學並不像現在這麼辛苦。早晨6點的時候，學校上早課的鈴聲就響徹在梁莊上空，小夥伴們相互喊著，結伴上學去。那時，學校就在村裡，老師都「很負責任」。
「80年代那會兒，哪怕是傻子，只要還能走路，都會把他叫到學校。學齡兒童入學率百分之百，一點都不含糊。鎮上年年評比，梁莊小學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當時的民辦教師梁萬明說。
而現在，有的孩子因為爺爺奶奶管不了，逃學打遊戲成了家常便飯。還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輟學，跟著父母外出打工。
學校是一棟兩層磚混結構的建築，每層有10間房。現在，教室的門已朽爛，推一下，灰塵嘩嘩地往下掉。一些房間裡堆著破舊的桌椅、床、沙發等，還有散亂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業本。有的房間還養著豬。推開門，豬就嗷嗷地叫起來。前幾年，這裡做過豬場。
教學樓前的空曠處已被開墾成一片菜地，現在種著大蔥。
1984年，這所小學剛完工時，立過一塊碑。後來，紀念碑被豬場的承包人墊在豬槽下面。豬場撤了後，看門人興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裡當石桌用。一聽梁鴻要看紀念碑，他趕緊找來一塊抹布，用水蘸濕，擦拭起來。初冬寒氣逼人，但他堅持擦了兩遍。
這塊「梁莊村全體干群興學紀念碑」上寫著：
「為了開發智力，振興中華，梁莊村幹部群眾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集資辦學，修建校舍，添置設備，改善辦學條件，先後投資三萬一千元，為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對梁莊村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後代的興學義舉，特樹碑表彰，永誌紀念。」
後來，生源逐漸減少，學校開始萎縮，只保留了3個年級。民辦老師大都清退，公辦老師也紛紛想辦法調走。最後，只剩下一個校長。
沒人能準確地記得小學是什麼時候關門的。大家只記得，學校關門的時候，校長把旗桿放倒賣掉了。再後來，學校就承包給人養豬。
學校大門口外的標語原是「振興文化，教書育人」。養豬的來了後，在旁邊寫了「梁莊豬場」4個字。村裡人常解嘲地讀為「梁莊豬場，教書育人」。
「梁莊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現在都成啥樣了？看著就讓人生氣。」梁光正忿忿地說。
在「文革」武鬥剛開始時，梁光正曾被批鬥過。一天上午，村裡組織人批鬥他。找到他時，他正在學校的工地上幹活。
「梁光正，該批鬥你了，跟我回去吧。」來人喊道。
「沒看到我正在修學校？下午再說吧。」梁光正回答。
來人說了聲「好吧」，轉身離開。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眾批鬥。
「政治挂帥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鬆。現在經濟這麼好，學校卻關門了。以後的孩子們該怎麼辦？」老人嘆息道。
土葬與火葬
梁鴻2008年夏天初回村的時候，芝嬸的丈夫曾邀請她到家裡吃飯。那天，在會計家幫忙的人很多。大家在觥籌交錯中說說笑笑，甚是熱鬧。飯後，有的人洗碗，有的人擦桌子，剩下的一部分就張羅著「鬥地主」。
那樣的熱鬧場景，不僅梁鴻，甚至是芝嬸，近幾年也很少看到了。
外出打工的人，多半會在過年的時候回家。那時，村裡會熱鬧一陣子。他們會互相串門，喝酒，打麻將，「鬥地主」。通常元宵節一過，他們就鎖上新房的門，把孩子留給父母，各奔東西。
不過，即使是過年，也不是梁鴻兒時的場景了。在古老的傳統中，大年初一各家都要做一大鍋菜，做好後，按照輩分依次送一碗，讓大家品嚐。因此，每家吃到的菜，都有各家的。這個傳統，隨著大家搬遷新居，漸漸消失了。
村頭有棵大槐樹。樹下曾是村裡最熱鬧的地方之一。要是夏天，吃飯時分，不少人會端著碗，在大槐樹下隨意找一塊石頭坐下，討論村子裡發生的新鮮事。當然，他們也會品評各家的飯菜。
「這裡就像新聞發布會。雞毛蒜皮的事，都會被大家議論來議論去。」梁光正回憶說。
可是現在，通往大槐樹的路上，長滿雜草。一陣風刮過來，落葉漫天飛舞。
村子裡消失的東西很多，甚至是哭聲。
為節約土地，河南農村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要求火葬。而在當地文化中，土葬才是最理想的選擇。因此，一些家庭想方設法逃避火化。
梁鴻的舅爺去世時，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麼辦，商量著用水泥把棺材砌起來，「誰要扒墳就和誰拚命」。最後還是托關係，交了一筆罰款，土葬了。
她的另一個親戚去世後，家屬在一個夜晚偷偷將死者埋在地裡。家人沒敢穿孝衣，沒敢設靈堂，更沒人敢哭，「一點悲傷的氣氛都沒有」。但不久後還是被發現了。鎮上來了幾個人，要將死者的屍體挖出來燒掉。家屬一再阻攔。最後在當地一個頭面人物的交涉下，交了一筆錢了事。
在推行火葬前幾年，挖墳燒屍的事曾發生過。後來管得越來越松。前任支書梁清道說，現在大都找關係塞上一兩千塊錢，偷偷埋掉，「就看你關係硬不硬了」。他還算了一筆賬。屍體拉到縣城火化，一來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費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後，農民還是要買棺材埋到地裡。之前土葬，村裡規劃有公墓，火葬開始後，公墓沒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裡，「反而浪費了不少耕地」。
村外的田間地頭，有不少墳墓。一個村民說，這些墳墓，大都是近幾年修的。
沒關係的也在想方設法滿足老人土葬的願望。梁鴻的本家大伯，2004年去世時，留話非要土葬。家人無奈，請了一個陰陽先生指點，按指點把死者手上的指甲、腳上的趾甲剪掉，保存起來。火化回來後，家裡人將死者的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中，將指甲和趾甲放在應該在的位置。
「實際上棺材一抬，骨灰的形狀肯定會改變。」梁鴻說。
即使花錢買關係土葬，死者家屬也不敢哭，不敢大張旗鼓地祭奠，但「要是火化就沒事」。
梁鴻實在無法理解這種現象。「哭是人類表達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現在連哭都不敢了，人該有多壓抑？」
每次回到故鄉，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母親上墳。2008年那次回村，全家20多口人，一起到母親的墳地燒紙。鞭炮聲中，梁鴻和家人都跪下磕頭。她 3歲的兒子也「很乖巧」地跟著。燒完紙後，全家人就坐在墳地邊上，嘮著家常話，吃著隨身帶的食品，直到太陽西下才離開。這是他們家的習慣。
磕完頭後，兒子問梁鴻，墳裡躺的是誰。
「外婆。她是媽媽的媽媽，是媽媽最親的人。」梁鴻說。
「媽媽沒有媽媽了，媽媽好可憐。」兒子說。
接著他又問媽媽為什麼要給外婆磕頭。梁鴻告訴他，這是表達感情的一種方式，「就像媽媽抱你一樣」。
梁莊與中國
兩次調查後，梁鴻深感疑惑。直到這本書完成，她也無法評判這個村莊發生的一切，是一種「進步」還是「倒退」。
「從一個農民家庭的總收入來看，鄉村經濟的確是在發展。但是，無論是從傳承意義上的道德和習俗，還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卻處在一種斷裂與衰退之中。」她在書中寫道。
她曾把瞭解到的各種現象與鄧州市一名官員交流過，這名官員「深有同感」。但他隨即向梁鴻宣傳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對農村的經濟支持，農村的面貌將會煥然一新。一些村莊已經進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別墅。更進一步，這名官員還專門強調了基層民主。
不過，農民們似乎並不在意這些，他們甚至不關注自己手中的選票。在上一屆的村民委員會主任選舉中，參與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個，不到應到選民的十分之一。
「大家都不關心到底誰當村主任。誰當都一個樣。農村現在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名村幹部告訴她。
有不少村民跟梁鴻說，不要說什麼選票，村裡人想見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難。梁鴻也是在回去一個月後，才通過鎮長幫著邀請，見到了村主任。見到他時，主任顯然剛喝過酒。村主任還兼任村支書，這在當地是一個普遍現象。
梁鴻甚至有點懷念梁莊的老支書。她在少年時代，經常能碰見總穿中山裝和黃膠鞋的老支書，拿著一根旱煙桿在村裡轉悠。
在梁莊調查時，她總能聽到鄉親們說諸如「那有什辦法呢」之類的話。最近這次回去，又有幾個老人向她抱怨，沒資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該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辦法？老百姓管不了當官的。」一個老人說。
當然，這些老人也會對政府給的好處唸唸不忘。有一次，梁鴻和幾個老人聊天，說起農村的醫療合作、免稅、補貼等。老人們都很興奮，連說這是幾朝幾代都沒有過的事。
梁鴻在書裡評價道：「當代的農村政策不停地改變，身在其中的農民不知道哪一種東西還真正屬於自己，包括土地。因為沒有擁有過權利，農民也不認為那些都是自己應該關心的事情，國家給一點，當然好，不給也是自然。」
一個搞文藝批評的朋友看完書稿後，對梁鴻說：「我真想像不到，農村現在會變成這樣。」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鄉住了半個月。回來後，他告訴梁鴻：「農村真就像你寫的一樣，很凋敝。」
一個讀者給她發簡訊說：「原來村莊如此相似，從情感到生活，從苦難到境遇……今年我一定要回去過年！」
這就是梁莊的故事，數億農民中極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書的封面上，印著這樣一段話：「有些中國在北京，有些中國在重慶，有些中國在西北，有些中國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國在梁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