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回答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為什麼我如此看好中國經濟卻不敢對中國未來抱有過多的樂觀？
一言以蔽之，權貴資本導致財富鴻溝越拉越大，尚無制服權貴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這無關經濟，有關經濟體制。
中國的市場腹地夠大，消費群體夠多，前三十年已經積累了巨額財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在25%左右，中國需要可以大幅度左右澳礦與澳元漲跌，中國央行的緊縮政策可以影響亞太股市漲跌，2009年開始三四線城市房價直線上升——可惜的是，所有這些無法構成足以構成足以讓市場健康發展的中國模式，甚至，有沒有中國模式都讓人懷疑。
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並非中國特有。經濟史家格龍申科通過對南歐與東歐的研究，指出在市場經濟的初期政府對於深度參與經濟，更別說中國這樣一個從計畫經濟脫胎而來的社會。
政府主導市場在計畫經濟模式與市場初期的經濟體中大範圍存在，這並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因。同樣由政府主導，中國經濟在1949後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截然不同，前後三十年的不同之年在於，政府與市場之間形成了互相制約、互相促進的空間。
政府成為市場爭利者，也即成為毫無爭議的市場貴族。在房地產市場是一級市場的壟斷者，在證券市場是政策與國資的主導者，通過數十萬億國資的逐漸釋放，政府急速地將證券市場變成吸金管道。
政府中單獨的個人、以及與權力關係密切者同樣成為市場中的權貴，在資本鍍金時代財富集聚度大幅度提高。根據WIND資訊不完全統計，2010年上市的 340多隻新股中，持股市值上億元的個人股東高達824位，主要集中在中小板和創業板上，相當於平均每隻新股上市就有2.4位億萬富翁產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調查顯示在股市上賺錢的股民不足20%，近70%的股民虧錢。這說明中國的證券市場沒有給大多數投資者帶來賺錢效應，一些圈錢的權貴企業上市讓大多數人變得更加貧困。如雙匯等公司停牌後連續漲停給埋伏在內的投資者帶來了數億元的財富效應。
權貴的財富效應通過風險投資、通過上市、通過並購重組、通過內幕交易、通過利用銀行業金融槓桿在資本貨幣市場空手套白狼、甚至通過大規模合法佔用社會資源獲得。不出意外，2011年仍然是中國風險投資大年，但相關的規則卻遠遠滯後於瘋狂的市場。
一旦證券市場的迷人魅力散盡，就會暴露吸血機器的真實面目。如果中國證券市場無法回到資源配置與公平交易這個根本，將成為第二個被民意唾棄的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成為腐敗重災區。原河南滎陽市財政局長薛五辰則擁有9套住房，建築面積達1300平方米；原深圳南山區委書記虞德海擁有豪宅8套，建築面積達 940多平方米；原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戴國森家被搜出房產證10餘本；原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因炒房20多套而得名「炒房區長」。一份流傳久遠的《多餘安置房按暫定價銷售給外部人員名單》，顯示樂清錢雲會事故調查組組長瀋強擁有一套277.89平米的安置房，按照市場價估算，此套安置房可以為瀋強帶來900萬的收益。
不能說政府不顧及低收入階層。從2009年開始，新的醫療體制改革實施，計畫在三年內新增投入8500億，折合每年約2800多億，加上2011年新增的1000億，2011年用於醫療衛生和個人醫保的總支出將達到4000億。各地最低工資屢屢上調，從2011年1月1日起，北京最低工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居民養老金、失業保險金等六項社會保障相關待遇標準聯動上調，調整金額均創歷史最高，其中最低工資上調幅度最高，達20.8%，增至 1160元。
權貴在絞殺中國培育中產收入階層、培育內需的努力，200元的最低工資上調比例與動輒數億元的財產性收入兩者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當腐敗以令人瞠目的數字滲透到最低行政等級時，我們只能得出權貴絞殺市場的結論。
再強調多次也不為過，法國大革命爆發並非第三等級食不裏腹，而是因為市場的自由貿易以及相關的權利被權貴剝奪；中世紀的密西西比泡沫並非市場不利，而是法國權貴階層在市場套現刮盡了所有的民財。
我們有一萬個理由可以證明在人口眾多的國家政府主導不可避免，新加坡模式是我們所能尋找到的最好模式，但我們有一萬零一個理由論證，我們欠缺新加坡模式的核心，那就是對於國民相對公平的法律體制，以及尊重市場效率的資源分配方式。
為什麼對中國經濟未來仍抱有希望，是因為三十年的市場積澱以及正在進行的內需改革，為什麼我們時刻緊盯著權貴資本，是因為這一階層貪得無厭、不受規則制約，將在一夜之間毀滅改革成果，並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著瑞士銀行的帳戶繼續在民脂上過寄生蟲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