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姨媽 作者 蔡楚
五姨媽出身於書香門第。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舉人，曾任民國成都市長黃隱的文學顧問，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訓導主任，曾同時應聘於成都石室中學、樹德中學等八所名校，是作家巴金的老師，也是蜚聲四川的學者和書法家。五姨媽畢業於益州女子中學，1932年與王新培結婚。
王家於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成都學道街建一家書坊，名曰志古堂。由於刻印的書籍選題對路，校勘、制板精美，深受文化學術界好評。四川總督張之洞、吳棠都曾先後捐資志古堂，刻印《許氏說文解字》、《望三並齋》、《韓詩外傳》、《杜詩鏡銓》等典籍。
1945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後，五姨媽與婆婆一道艱難維持志古堂。大陸易幟後，一系列殘酷運動開幕。在我的親屬中，最早選擇死亡的是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時，外祖父因祖上傳承下二十多畝田地，被劃為職員兼地主。他認為土地被沒收有辱祖宗，遂吊死在位於汪家拐街的家中。二叔父是個游手好閑的川劇滾龍，雖說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但在戒大煙運動中，吊死在小淖壩家中門板後的掛鉤上。好在我家族中沒有被槍斃鎮壓的。
五姨媽因為是志古堂的業主，加之家中有幾畝薄田，被劃為地主。所幸只戴帽管制兩年，沒有像其他地主分子那樣帽子戴到死，還要由子女繼承。當時大表哥在福建前線保衛祖國，作為現役軍人的「光榮軍屬」，五姨媽若總是戴一頂地主分子的帽子，當局可能也覺得不太光彩吧。
志古堂關門大吉了。抗美援朝時，五姨媽又將志古堂的書版全部捐獻給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府派員運走，存於成都文殊院。文革期間，這些書版被作為四舊焚燬，志古堂的匾牌則被五姨媽送到鄉間親戚家。親戚將其反扣在豬圈前，作為糞坑的踏足板，終於得以保存。家中的書籍、字畫全部蕩然無存，剩下破裂的墨硯被墊在破櫃足下作為平衡的支點。
五姨媽被管制得服服貼貼。改革開放初，有親戚從香港來信尋找他們，五姨媽不敢回信，悄悄把來信燒了，怕秋後算帳。1979年，成都市某些人自詡為中華文化傳人，要修成都出版志，千方百計出重金要收購志古堂的匾牌。五姨媽從親戚家的糞坑邊把這塊文化見證物找了回來，但儼然拒絕出賣。
補白：有同學到儲藏室去拿東西，突然間發現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種開大會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放在那個體育器械室的一個角落裡。可能有一段時間沒用了，上面有一點灰塵。一個同學馬上大叫起來，說我們學校的領導是修正主義分子，把我們偉大領袖放在這樣陰暗骯髒的地方，渾身蒙滿了灰塵。他這一呼一鬧，很多同學也都跟著動感情了。你不動感情還不行，就說明你對毛主席沒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來，一邊抬著一邊高呼口號遊行，圍著操場打轉轉，就那麼開始把矛頭對準校長、校黨支部。胡發雲
補白：奉節縣萬勝公社清水大隊一個姓楊的社員，出生貧農，平時有點吊兒郎當的，愛和熟人開玩笑。當年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有毛澤東像章。1972年初秋的一天，生產隊出工時，姓楊的看到一個中年女社員豐滿的胸脯上戴了一枚大象章，便指著那婦女的乳房說：「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雞雞（奶水），難怪長得那麼胖。」他的話惹得女人罵，男人笑。事後，這則笑話不知怎麼傳出去了。姓楊的膽敢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當然是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公社革委會組織大會，將姓楊的揪出批鬥後，區公安特派員代表縣公檢法軍管小組，當場宣布對姓楊的逮捕法辦。 陳宗培
謀害偉人案 作者 曉寒
這一天，我們兵團裡召開一個誓師動員大會，照例要我們宣教科去佈置會場。大會在露天開，會場是一個農村小學的操場。正前方靠牆砌一個一米來高的檯子，臺前左右各樹一根木桿，用來懸掛橫幅會標。作為背景的牆面斑駁陸離，需要撐起一塊蔚藍色的幕布。幕布正中要張貼當時能「請」到的幅面最大的毛偉人像。同事老苟身材高大魁梧，責任心也最強，貼偉人像的工作由他去做。紙質偉人像四周有一道幾指寬的白邊，張貼時往往先用圖釘把四角釘牢，然後再在四周白邊上摁若干個圖釘。在室內，通常8顆圖釘就夠了。然而在室外，尤其新疆風沙很大，一條邊至少就要用五六顆圖釘才能壓得住。這天開會前，狂風大作，老苟雙手壓著偉人像，趕緊在四邊加釘圖釘。左右兩側，容易被風掀起，老苟撳了十來顆圖釘還怕不保險。
會後有人發現偉人畫像身上有細微的釘眼，便向領導報告，說是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老苟馬上被停職隔離反省。後來我也看了老苟的罪證——分布在白邊裡邊偉人畫像上中山裝口袋邊的三個釘眼。那是什麼部位？那是偉人的胸部啊，心臟啊！於是謀害偉大領袖的罪名成立了。「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苟××！」「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誰的狗頭！」「苟××謀害毛主席罪該萬死！」諸如此類的嚇人標語，剎那間貼滿機關大院。可憐老苟一個眉清目秀的七尺男兒，掛著黑牌佝著腰接受了十多場批鬥。有一場就是在那個露天大會場召開的，名曰「再來現場消消毒」。老苟的妻子苟大嫂這個現行反革命家屬，也被所在連隊貼了許多低級下流侮辱人格的大字報，還有幾次她胸前掛著破鞋被拉到大會上陪夫君挨鬥。
這個老苟，海軍轉業幹部，從抗美援朝起就在部隊搞文化教育工作，因地主家庭出身，入不了黨，在部隊裡混不下去，只好轉業到新疆兵團。在兵團裡，老苟可算個能人，琴棋書畫、吹拉彈唱無所不會，運動場上也是個好手，簡直是文武全才，特別是寫得一手好字。在牆上書寫毛主席語錄，不管多大尺寸，都不用打草稿劃邊框，拿起畫筆，仿宋就是仿宋，楷體就是楷體，隸書就是隸書，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從老苟身上學到許多本事，至今我仍然認為他是我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良師益友。
老苟被關進牛棚強制勞動6個月後被放回家了。不知是因為老苟一貫表現良好實屬一時犯迷糊，還是團裡太需要他這樣的人才了，後來師部決定「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帽子，記大過一次。幾個為他擔驚受怕大半年的好朋友又相聚在他家裡。我這個膽小窩囊的書生只會說：「老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要相信群眾相信黨。」老苟卻一臉坦然：「小王，我是罪責難逃啊。我早想通了——要不是我那天多摁幾個圖釘，畫像被風吹落到地上，我不還是這個下場嗎！」
補白：1969年我14週歲，第一次去天津國棉三廠學工勞動。一天清早下了夜班，我與一個同學一起往家走，在路上看見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兩個人都想搶那枚像章，同時跑到，我一伸腳把那枚像章踢出一段距離。這位外號毛驢的同學腦子不快腿腳快，他搶到了那枚像章。學工勞動結束後，老師在班上宣布責令我停課，並給我辦學習班，讓我坦白交待問題。我實在想不出自己有什麼罪行，老師最終把那天搶像章我踢毛主席像的問題說了出來。原來那個同學揭發了我。回家後我向父親說了此事。第二天，我父親戴著紅袖章去見老師。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解釋，老師終於同意了我父親的說法：我是由於實在太熱愛毛主席了，才踢了一下毛主席像章。我獲得無罪釋放，得以重回課堂繼續學習毛澤東思想。 李建華
他為何瘋了 作者 海鷗
孟慶生與我同年由鐵道學院畢業，分配到齊齊哈爾鐵路局。他是車輛專業，沒留在市區，分到郊區一個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齊市找我玩，見面總是那句話：「那鬼地方不認足球，生活簡單的每天就剩下了過程。」這裡盛行籃球，不像我們大連痴迷足球。他是學院的足球中鋒。
不久文革開始，再來我這裡，他談得最多的是他單位的一些見聞，並問我參加了哪個派別、什麼觀點。我總是告誡他：「我們是毛主席說的被改造的知識份子。目前全局二百多個派性組織，你知道哪個絕對正確？千萬注意，可以觀注政治，不要投注政治。」
隨著運動的深入，他來我這裡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有一次他到鐵路局辦事，來單位看我，興奮地悄悄高訴我，他現在正處對象呢。我當胸給他一拳：「你小子有了媳婦忘了朋友。」他笑嘻嘻地說：「身不由己呀。」接著他從上衣兜裡拿出一張一寸的照片給我看。嚄！好漂亮、好青春的一個小妞。女孩子是我們鐵路一中的高三畢業生，學習很好。若沒這場運動，應是大一的學生了，現在只好蝸居在校。這次她們班級到工廠學工，兩人認識了。為了運動過後能再考大學，她一直沒有丟下功課。在輔導功課的往來中，他們相愛了。聽了他們的故事，我只剩下向他們祝福的份兒了。
1968年夏的一天，我們鐵路各單位接到緊急通知：全部停產，到火車站去接由哈爾濱轉來的毛主席的芒果。只見火車站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足等了三個小時，才看見由兩個紅衛兵捧著個玻璃箱子，裡面裝著毛主席送來的芒果。後面有四個解放軍戰士持槍守衛，緩緩出了車站。那陣勢好似超級國寶，就像今天有時電視裡看到迎送佛骨舍利。
散會後我與慶生又見面了，並請他到我剛成立的小家坐坐。席間，他問這芒果是怎麼回事。我說：「你就知道談戀愛，連這都不知道？那是巴基斯坦總統送給毛主席的珍貴水果。老人家不捨得吃，轉送給首都工人宣傳隊。這樣全國就掀起了芒果熱。」「這全國都送需要多少芒果呀？」「那個玻璃箱子裡的是臘制的芒果。」「啊！就為接一個假芒果，全市停工停產停課？真是政治壓倒一切呀。」「這算啥，你沒看到，隔三差五，晚間八點中央廣播電臺都要發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為了傳達最新指示不過夜，大家馬上就得上街去遊行慶賀，敲鑼打鼓放鞭炮，一折騰就是半夜。這可苦了咱們那些調度和司機，第二天沒精神工作，事故層出不窮。昨天南貨場一臺機車就因司機打瞌睡，將車開進了絕後線翻車了。我的一個朋友在局調度所。據他說，咱局管轄的線路阻塞現象相當嚴重，每天都接到全國各地發來的告急電報。要滿足需要，每天至少要發出五千多個車皮，而目前我們每天只能裝運一千多個。外地運來的物資，每天還有二百多個車皮卸不下來。雖然軍管了，但全局軍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又都是外行，到目前發生的行車事故已有三百多起。」他聽後氣憤地站了起來說：「去年我們車站兩列火車相撞，不就是因為兩個扳道員分屬兩個派別，當列車快進站時還在那兒辯論爭吵造成的！我看這個世道整個瘋了，瘋了，徹底瘋了。」
1968年春節將至，我給慶生去個電話，想約他一同回大連過年。接電話的是他們技術室的一位同志。他告訴我，孟慶生在一個月前就被抓起來了，罪名是破壞毛主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放下電話我就懵了，這不是給專政了嗎？到底為啥？我決定去一趟。
他的室主任詳細告知了事情的原委。1968年12月22日，中央下達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國迅速掀起上山下鄉熱潮。慶生的女朋友在所難免。有一次他在外出差時給她寫了封信，說是不是找當醫生的姑父檢查一下身體，若能開出一張有慢性疾病的證明，有可能免於上山下鄉。結果這封信不知怎麼落到革委會手裡，說他與知青搞對象，出謀劃策偽造假證，明目張膽破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遭到公開掛牌子批鬥。
通過主任，我見到了慶生，蓬頭垢面，滿臉胡茬。那張方臉上，顴骨顯得很高，冷丁一看真像獄中方志敏。我勸慰他幾句，並問需要我做點什麼。他只是兩眼呆呆地看著窗外搖搖頭，什麼也不說。分別時，我突然聽到已被押解到走廊另一頭的慶生大喊道：「這個世道整個瘋了、瘋了，徹底瘋了。」他的主任對我說：「看來他的精神出問題了。只要張口就喊這句話，一個剛走向社會的大學生，受到這樣的刺激，受不了呀。你最好能通知他的家人來處理一下。」
春節回大連，我去了離我家不遠他的哥哥家。他從小父母早逝，是哥嫂帶大的。經商定，我們決定初四一同赴齊齊哈爾。幾經交涉，單位認可了醫院的鑑定（間歇性精神病），並同意回家治療。這期間，她那位女朋友再也沒露面。
以後我幾次公出回大連，均沒見到慶生。據他哥哥講，通過一段時間治療，病情已明顯見好。平時哥嫂上班，他一個人到處逛，就是不願意回單位上班。又聽我母親說：有段時間，每到中午他都會來要吃的。那時每人糧食都有定量，他的糧食關係不在大連，全靠單位每月寄來的全國糧票吃飯。有時單位寄得不及時，他就要餓肚子。哥嫂上班，沒人照顧他，挺可憐的，但神智清醒。
1971年我去上海開會，返程時在大連逗留幾天，見到了慶生。我告訴他：他們單位主管他的案子的齊主任，因生活作風問題已被抓，革委會成員基本全變了。他聽後說：「我決定回去上班。」就這樣他終於又返回工作崗位。
那年剛入秋，慶生手拎一個大油瓶子來到我單位，說：「這是我每月餘下的油票換成的荳油，送給你們。」我說：「你自己留著用吧。」他說：「在大連養病時沒少麻煩你老母親，這就算一點回報吧。」我讓他下班了到家坐坐，他說不行，他要趕晚車去北京，又一再叮囑我：「我的去向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當時我就納悶了。
不久，他的主任到單位告訴我又一件不幸的的消息。9•13林彪叛逃事件未公開之前，已經在知己小圈子裡偷偷傳開了。有一次慶生在廁所關著門大便，進來倆人站在便池台階上小便。他倆以為這裡沒有第三者，就大膽議論起林彪叛逃的事件。蹲在裡面的慶生聽到了，從門板縫中一看，竟是軍代表，嚇了一跳。出來後他越想越不對，並斷定這是在搞反革命串聯，要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但他對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便決定親自到北京報告。一到北京，馬上被相關部門扣留，並通知單位取人。回來後可難壞了單位領導，是押還是放？經請示，暫時羈留。
是呀，這寫入黨章鐵板一塊的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怎麼會突然叛變呢？一個正常人都難以理解的非正常事件，對於一個精神剛剛復甦的病人確實是如雷轟頂，無法接受可怕的事實。他的精神天空坍塌了。
當時中央對林彪叛逃事件嚴密封鎖消息。最初，媒體甚至故意製造林彪等人沒有出問題的假相。記得在林彪死後的第17天，即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在刊登《人民畫報》第10期的目錄時，還在該期畫報的封面登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到後期傳達《中共中央1971第57號文件》時，還採取了內外有別、分步驟逐級傳達方式：先黨內後黨外，先高幹後一般幹部，先幹部後群眾。這樣一個時間差導致孟慶生的政治誤判。所以該案很快也就結案了，但卻大大刺激了當事者那剛理順而又十分脆弱的神經。他再度犯病，被家人接回大連。
1972年回大連，我又去了慶生的哥哥家。門是鎖的，打聽鄰居，得知慶生就在周圍閑逛。我從胡同的東頭進來沒看到他，所以決定從西頭出去尋找。一出胡同口，就發現讀報欄下站著一個穿戴極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綠色舊軍裝，軍帽上一顆紅五星倒顯得很耀眼，腰繫皮帶，胸前戴著一個大象章。這是當年紅衛兵的典型裝束。仔細一看，正是孟慶生。我疾步走過去喊了聲：「慶生！」他沒反應。難道看錯了？這時我已到了他跟前。沒錯，就是他！我推了他一下：「怎麼不認識我了？」他怔怔地看著我傻傻地笑了：「這個世界真瘋了，他們說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嗎？」他這次病得不輕，連我都不認識了。我剛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雙手緊緊護著胸前那個毛主席與林副主席在天安門上的大象章，大喊道：「不許搶，不許搶！」說著飛快地跑了。
這時走過來一位大嬸，說：「你可別碰他的像章。這瘋子把它看得比命還重，急眼了他會與你拚命的。」我看了一眼這位大嬸，問道：「你認識他？」「我們是鄰居。」
補白：1952年最難忘的是看鬥地主。那是個女地主，田地房屋都沒收了。工作組懷疑她藏有金飾沒交出來。各種毒刑用盡，她還是說沒有。一位天才想出一個妙招——從山上採來黑蟻巢，把它放進她的褲襠裡，再把褲腳綁緊。她的手被反綁著，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滾。當天晚上，她上吊死了。這一段記憶在我心中總揮之不去。這樣鬥地主也太無人性了吧？土改奪了人家的土地也就罷了，還要奪人家的房屋；奪人家的房屋也就罷了，還要奪人家的錢財；奪人家的錢財也就罷了，還奪人家的尊嚴；奪人家的尊嚴也就罷了，還要奪人家的性命！農村的地主，大部分都是勤勞致富的。很多地主既勤且儉，既不偷又不搶，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積聚了一點財富，卻成了罪惡，並且禍及子女，真不知天理何存？
補白：根據蘇聯的經驗，原計畫鎮反運動中要殺掉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以鎮服人心。根據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報告，總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處決71.2萬人，處決人數佔全國總人口的千分之1.31。有人估計，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之間，甚至更多。如果按150萬人計算，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