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註：這篇文章作於一九九五年三月，發表於同年四月香港《前哨》雜誌上，並收入拙著《天安門之爭》（1998，明鏡），出版編輯將標題改為「柴玲逃亡的故事」，大概是為了讀者和銷量的考量（包括該書封皮，合同規定由出版社負責）。後來有些媒體加以轉載，基本上採用改後的標題，而且內容作了大量壓縮。
這裡以原標題公布其全文。
封從德 2011-1-10
阿洪——無名氏散記
阿洪這個名字，即使是在巴黎，知道的人也不算多。而知道他是五年前將我和柴玲救出中國的人就更少了。至今，為了國內朋友的安全起見，他還依然不得用其真名，地地道道成了一個「無名英雄」。前年「六四」，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說一九八九年的精神不主要表現在我們那班「領袖」、「精英」們形形色色的「英雄氣概」上，而更多地體現於千千萬萬個「無名氏」默默的情懷和高貴的人格之中。今年的四月一日，將是阿洪同我們一道抵達巴黎的五週年，謹以此文作為六四無名氏研究之一號，期於為光大八九精神有所貢獻。
「是你的朋友我就幫」
六四屠殺後，柴玲與我在國內的逃亡將近十個月，靠的全是一群萍水相逢的義氣朋友。其中一位與阿洪情義深重，可謂兩肋插刀的知交，他知道阿洪有條件合法出入香港，便去找他﹕
——能不能幫個忙？
——說吧。
——幫兩個朋友偷渡去香港。
——是你的朋友，我就幫。究竟怎麼回事？
——六四的人。
——行，你的朋友一定幫，更何況因為六四。給我些時間，想好辦法就去找你，也叫那兩位朋友準備好隨時動身。
接下來的幾個月，阿洪不知探問了多少條路。自然也想過花錢走「黑道」，但他一打聽，每人二十萬，也就只好作罷。屢試不中，腦汁絞盡，終於，摸索出一條自認有把握的路，他立即去找朋友。
當那位朋友找到我問是否願意出去，此時，我對這群義士真是依依不舍，他們皆佛道中人，一直帶我煉功。起初兩個月，我心氣浮搖，六四強烈的衝擊，對海外民運熱切的關注，加上十幾年的科學教育，皆使我對他們那一套「東方神秘主義」有隔膜。然而，一次闖邊境的經歷，動搖了我持之當然的科學主義的信念。當時，他們又是「唸咒」，又是「布氣場」，還要求我也不斷求觀音菩薩，唸六字大明咒，說我是當事人，不唸，他們再用功也白費。結果，三次幾乎落在士兵手中，三次皆得逃脫。雖說不能就此證明什麼，卻亦難以輕易否認了。科學不是講實事求是嗎？從此，我開始認真地跟隨他們煉功，其間還有三個月是在森林中度過。
準備在不測時自殺
我們是在最後階段才給交到阿洪手中的，此前他全然不知要搭救的究竟是誰，這種單線聯絡的方式，全然模仿當年中共的地下活動。唯一的差別，是阿洪的行為，憑的不是什麼主義理念，完全是朋友間的義氣，這與那批佛道朋友一樣。雖然他們都同情受到鎮壓的六四學生，卻並不十分贊同運動中的西化目標，然而依然冒死相救，不過是要實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類積善積德的修行精神和朋友之間君子之交的義氣罷了。
一見到阿洪，我便感到其為人的沉著與穩重，雖萍水相逢初相識，心也踏實極了，整個行動中，一點也沒覺得心跳。
阿洪個兒不算高，卻很壯。年齡與我相若，練洪家拳卻已二十個年頭了。因為練拳的關係，兩眼炯炯有神，渾身剛健有力，壯實得如一頭小熊。中國武術防身健體，講武更講德，武功離不開武德，武中常帶文氣。阿洪受其薰染，為人極謙讓，後來甚至發現，有些話題還能令他臉紅害羞。不知就里的人，還以為他文弱可欺呢。
當時阿洪也不多話，沉著幹練，動作敏捷麻利，很快將我們藏進一個極隱蔽的地方，看來，事先的準備極充分。然而，這次行動一點也不似預計的那麼單純，頭一天便被迫將行程延遲、更改，中途又兩度邊防軍攔截和突擊搜查。事後阿洪直感嘆﹕本來並不打算將我們藏到一個那麼密蔽的地方，幸虧當時一閃念，否則早就被發現了。
整個行動中，無論遇到何種意外，阿洪皆從容不迫。實際上，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作好了最壞的打算。行動前一天，他將貴重物留下，卻偷偷帶上一把小火槍，這是他事先就置辦好的準備在不測之時自殺，以免中共嚴刑逼供，搜出他人的線索。由於行動的第一天，行程就被迫更改推延，他覺得此行凶多吉少，便去給一個親人打電話﹕
——要是我有什麼意外，請好好照顧我媽媽，就當我是個不孝子，或乾脆沒我這麼個兒子。
——什麼？什麼！
對方一頭霧水，又驚又急。阿洪沒更多話，將電話挂斷。
在裡面藏了四天五夜
我和柴玲藏在裡面，全不知情。本以為很快便能到香港，沒想到在裡面悶了三天還沒動靜。
情況逼迫，既進了去便不能隨便出來，平添無數困難，尤其吃喝拉撒，真讓阿洪費盡心機。
天黑時，他設法遞了張紙條進來，要我們準備長期堅持。秘藏的地方既憋悶，又特多蚊子，嗡嗡聲不停。因為吃素煉功的關係，又不得殺生，實在難受極了，只好來個「精神勝利法」——調心靜氣，漸入氣功狀態。說也奇怪，這麼一試，還真管用﹕起初奇痒難熬的感覺，漸漸化為一股清涼之氣，宛如夏天烈日之下在山谷中受涼風一吹那種爽快。等出來時一看，渾身上下雖然滿是小黑點，卻沒有一處紅腫起來。看來氣功真的不光是改變了主觀感受，客觀上也起了作用。在艱難時刻，氣功幫了大忙。
在裡面憋到第三天，外面終於有了動靜。我們一直懸著的心稍稍放下，心想，這下該快到香港了。沒想到，中途又停了下來，不一會兒，一陣響動，聽不太清楚，只隱約感覺是幾個人在大聲說話。我們藏的地方也被撞了幾下，過一會，又恢復了平靜。又是一天過去了，才又啟程。不久，又停下，又有人來，不過這次沒等很長時間，便又啟行。等到了香港，我們出來時一算時間，我們在裡面整整呆了四天五夜一百零八個小時。阿洪說他當時真擔心我們會在這裡悶死……這一百零八個小時，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壓力啊，然而，阿洪卻總是從容不迫，整個行動中沒讓我們感到一絲緊張。
一眼就能看出是「大圈客」
到了香港，一出來，阿洪便問我們接應的人在哪裡。我說，我這裡有他們的地址。阿洪聽了愣了一下。隨即，就近找了一間咖啡吧，給我們點了熱粥和叉燒包。老闆向他擠擠眼﹕「哇！大圈客(港語﹕大陸偷渡客)！」阿洪覺得事情有些不妙，叫我們趕快吃完就走。本來，照原定計畫，阿洪只要將我們送到香港便完成任務，因此，我將剩下的最後一千多元人民幣塞到他手裡，要他帶回去。阿洪手一推，說﹕「你以後可能還有很多困難，還是留著吧﹔要不就捐給民運。」他分文不取。
阿洪很快便意識到我們和國內那些朋友對香港沒有起碼的瞭解，不明白這麼一身衣衫襤褸、披頭散髮的樣子，在香港大街上行走極易引人懷疑。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偷渡客，一張口便會露餡。無論警察、記者還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員，隨時可能給我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他不得不「送佛送到西」，陪我們去找那位聯絡人——實際上，只是國內朋友的一位表親，事先也並不知情。
阿洪先帶我們去附近的市場，買一身衣服換上，然後才敢乘坐巴士地鐵。一路上，阿洪買票問路，環顧左右，又讓我們盡量沿路邊不顯眼的地方走。我心想，嗨，都到香港了，怎麼還這麼緊張兮兮的？找到那人住處，他正巧在。由於事先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顯得顧慮重重。
——唉，九七快到了，共產黨眼看就要來，我還有一家老小啊。過去在中國，我家就是地主成份，現在又做反共的事，以後可怎麼辦哦？……
阿洪一聽話不投機，便連聲道「打擾，對唔住！」便拉我們出門。當時我們聽不大明白廣東話，柴玲一時不解，見剛找到人又要走，還直問﹕「怎麼回事？」
找到中大的同學
外面的天陰沉沉的，毛毛細雨紛紛揚揚地隨風飄落，弄得頭髮濕漉漉的。我們躲在一座天橋下，何去何從，一下子有些茫然，對香港溫柔的春意，也沒一點心思。這時阿洪陪我們出來的時間已過長，回去一定會受盤問，而我們出來時已被人看見，倉促間又來不及收拾好躲藏地點的雜物﹔聯絡人又是這副樣子，我們又講不好廣東話，幾重因素加在一起，阿洪毅然決定不照原計畫回中國，而護送我們到底。他提議我們直接去美國領事館，但我擔心就這麼從大門進去，免不了生麻煩。當時身上除了那位「聯絡人」，沒有別的地址，幸好還記得廣場上有位香港同學的學校叫中文大學，這才乘了地鐵、火車去投奔。
找到中文大學學生會，我們還不敢直報身份，自稱是從天津逃出來的學生。還好，不太費力，我們很快便見到了廣場上認識的那位香港同學，然後再與有關機構取得聯絡，以後的事，一切順理成章，四月一日，我們便到了巴黎。
岑建勛見到我們大喜過望
補充一點，在直到中文大學之前，我們在國內近十個月的逃亡，依靠的完全是國內的人力財力，由一群素昧平生的俠義之士相助，一分一毫也未自外來。實際上我們幾乎沒有向外聯絡，更談不上「地下通道」、「黃雀行動」、「中央情報局」之類聳人聽聞的名目。
當岑建勛突然見到我們突然出現在香港，大喜過望，一面覺得我們就這麼空手乘巴士、地鐵到中文大學有些不可思議，一面直感嘆﹕「你們至少節省了四十萬港紙！」後來據局內人言，有些六四人士走「地下通道」，一人花了四十萬，皆來自港人私下捐款。港人對「六四」真是義重如山。我們為省去這許多費用而高興，再為阿洪和國內那批義士而自豪。
逃亡後期，我們的經濟相當拮据，他們中有人甚至將準備結婚的存款拿了出來。雖然並不十分贊同運動的西化目標，但他們依然本著佛道的修行精神舍生取義，冒死相救。臨行前，他們對我和柴玲說﹕出去之後，一定不要宣揚我們。外面的世界紛亂不堪，你們最好也不要從政，多讀些書，充實自己。以後回了國，要是再有什麼急難，還可以來找我們。
國內朋友的情義、港人深厚的愛心和西方外交機構的機智，皆永世難忘。由於眾所周知的顧慮，在此暫不細表，本文記述的偷渡過程亦作了適當的模糊處理和順序安排，請讀者不必擔心。唯有一事，想藉此五週年之機，向公眾和盤道出——當時臺灣中國時報記者是如何搶到頭號新聞的。
臺灣記者成了「張如大姐姐」
從香港啟程西行之前，我們已與一位西方外交翻譯見過一面，知道是由他陪同我們通過海關。臨行那天，一切手續齊備，各級人物離去後，那位翻譯給我們介紹了一位女士，四十來歲，打扮得光艷入時。她自稱是來「路上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叫張如，在香港開服裝店」。我們因為一直受到最嚴密的保護，一絲防備也沒有。一路上，她想盡辦法向我們探聽逃亡經歷，還問我們是否收到一筆兩萬五千美元的港人營救捐款，使我們甚覺蹊蹺。當時柴玲因長期奔波勞累，又暈又吐，這位「來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卻緊追不舍，喋喋不休。我終於忍不住，只好老實不客氣地對她說﹕「柴玲身體不好，請原諒！」硬是將她弄開去。然而，她還不罷休，轉而向我和阿洪問長問短，又利用時機拍了不少照片，信誓旦旦地說，只是為了留個紀念，擺在自己的書房，絕不作他用——因為見到柴玲覺得十分榮幸。
到達西方，她趕緊告辭。不久，香港媒體便滿城風雨，世界各地記者雲集巴黎，將巴黎大小醫院搜了個遍，鬧得柴玲毫無喘息之機，連身體檢查都沒來得及做，便不得不面對記者了。《中國時報》搶先登出的頭條新聞下署名﹕「本報特派員江ＸＸ」。後來，那位翻譯很快便丟了飯碗，而光艷的江ＸＸ卻棄文從政升了官。事後不久，「張如」來了一封信，依然以「大姐姐」自居，說當時那麼做，「是為了保護」我們，甚至又提出要我們寫一本書，她可「保證出版，賺到至少五十萬美元」。你說噁心不噁心？
這封信，我們一直留著。這是我們在「自由世界」遇到的第一位享有「新聞自由」的記者，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近些年來，無論國內海外，多「有感於中國人的騙」，希望本文多少能撫慰一些受傷的靈魂，知道中國人之間尚有真情和大義在，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中國人，企望國人能夠珍惜我們自家的文化自身的根。
阿洪讓出住房和獎學金
都說當初六四「民運人士」在巴黎領了大筆港紙台幣美鈔，優哉悠哉，這大約除了那班一出來便忙著設計「未來中國國旗」，忙於討論「分部主席回國後相當於局級還是部級」，每月領八千法郎工資(加上稅共一萬二)的「精英」、「領袖」」們之外，別人是沒有這份悠閑的。尤其阿洪，他除了一筆微薄的為期一年的生活補貼之外(當時我們還以為是法方獎學金)，實際上，由於他謙讓的品性，還使他丟掉了許多本當屬於他的東西，譬如住房和獎學金等等。
到巴黎後不久，巴黎市政府照慣例要為我們三人安排一套低租金住房(HLM)，這是一般低收入階層的理想居處，因為有政府補貼，房租比一般的租金低許多。很多「六四」人士先我們而到，住的正是這類房屋。由於我和柴玲很快便去美國參加「六四週年祭」，這個安排便告吹了。阿洪對此既不清楚，性格又極謙讓，從不知為自己的利益去計較，我們當時初來乍到，正處於媒體焦點，又很快要去美國，加上對西方現實生活毫不瞭解，心思精力皆尚不能落回生活的實處，於此便忽略了，結果，阿洪的生活以後完全是靠自己掙扎解決。本來一般難民可住在免費的難民營半年到一年，裡面還有許多對難民的針對性照顧，結果因為我們的關係和各種陰差陽錯，他連這點起碼的東西也沒得到。
另一方面，在獎學金問題上，更能看出阿洪的謙讓和為此付出的代價。阿洪從不利用任何機會取巧謀利。幫助他們領身份證的法國朋友善意向他提議，既然他的意願是上學，最好乘機將年齡報低幾歲，因為對年輕學生的照顧較多。阿洪沒有從命，並不指望什麼不屬於他的東西，正相反，他還將本屬於他的一份獎學金讓給了另一位六四學生，因為聽說那位同學比他還困難。這麼一讓，義氣是義氣，阿洪卻為此付出了頗大的代價。原來，這筆獎學金因為是法國政府提供的，其有效性便不止是學法文的頭一年，以後只要成績過得去，至少可以供到大學畢業甚至更高的學位，除學費全免，每月還有三四千生活費。而阿洪當時僅有的那點生活補貼只有一年不說，交了學費，便所剩無幾了，連頭一年學法文都不能維持，阿洪實際上是借錢去外省學的法文(柴玲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將當時的獎金、稿費寄給他)。尤其是到了外省的法文學校，他才瞭解到，原來那位同學並不比他困難，也有其他渠道的生活費，而且比阿洪的還多一半，再加上獎學金，簡直是個學生貴族了。然而阿洪卻從來沒有在那位同學面前流露過一絲怨言。而我也是直到這次為了寫此文，向他追問其經濟細節時，才得知的。阿洪與那位同學至今一直保持朋友關係。
阿洪打工從負數做起
從九一年五月起，阿洪被迫中斷在外省的法文學習，回巴黎半工半讀。生活補貼到期，沒有獎學金、沒有低租金住房，沒有正常工作，語言還半通不通，甚至不能告訴別人他的真實身份和經歷，這種隱姓埋名的狀況，更讓他在流亡者中得不到應有的照顧。實際上，他比國內的自費留學生還要艱難——既沒有流亡者應得的許多照顧，又有家不能回，不似留學生那樣還有一個同齡人群體稍解異鄉幽情。因緣際會，阿洪成了一個徹底的「無名英雄」，他要從零乃至負數(譬如語言、文化)從頭做起！
巴黎六區，法式餐館Petit Zinc(小吧櫃臺)，繁華的蒙巴拉茲車站旁。從九一年五月至九三年六月，每個週末兩天，每天十個小時，阿洪都在這裡洗杯、倒酒、沏咖啡。一天下來，精疲力竭，換得二百七十法郎，得用來支付每月一千法郎的法文課學費，再加上房租和衣食，非常拮据。後來做到侍者，一天也不過三百法郎。有時工作太晚，趕不及末班地鐵，還得掏錢「打的」。整整三年多，只有兩個暑假稍有變化——由週末工改為全工，九三年暑假是在一家快餐店(Berger King)，收入沒什麼差別，都是法國法定的最低工資(SMIC)。
說到住的地方，就更不像國內的人想像的那麼天堂。巴黎最窮的學生一般住一種叫Chambre de bonne的頂層閣樓，從前是樓下富人家的僕佣睡房，因吃飯洗澡皆在主人家，故這類房間簡陋至極。阿洪住的閣樓，又是這類房間中最簡陋的﹕七層高，沒電梯得自己爬，室內沒有自來水，須到樓下去提﹕廁所在走廊外與人共用﹔裡面空間極小，從門到窗五步，從左到右三步，比伏契克的牢房還不如﹔一張床就佔了小半面積，加上衣櫃桌椅，就剩不下多少可以蹬打的餘地，還得除去憑窗的斜梁所佔的空間。法國人美其名曰「鴿子籠」。窮學生住這樣的地方，不外一個原因﹕便宜。阿洪那時每月租金五百法郎，整個巴黎，沒比這更低的房租了。
住在這裡的兩年，是阿洪生命的最低谷。他為了朋友義氣，拋棄國內的一切「當時他的月收入達一千五百元人民幣，在大陸是難得的高薪)﹔他舍命救出的人舉世矚目，他卻幾乎沒人知道﹔他既回不了家，又回不了國﹔既非留學生，又還得在流亡團體中隱姓埋名﹔中國離他那麼遙遠，法國又不屬於他，卻不得不在其中謀生存。他就像一隻斷線的風箏，隨風漂泊……
阿洪在商學院的遭遇
然而，阿洪還是憑著自己的頑強毅力掙紮了出來。九三年秋，他終於進入了巴黎大學商學院(I.U.T)，專修國際貿易，已順利通過了第一年的法律基礎課程的十幾門考試，這對五年前一句法文不會、又無深厚英文底子的阿洪來說，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今日大陸一般，商學院在西方異常熱門，阿洪是憑著他不屈的毅力拖著陌生的法文在與法國學生競爭的。而且，困難遠不止於此，許多情況是他的法國同學做夢也想不到的。譬如一次與一位系主任作入學面試，問及年齡﹕
——二十八。
——哦呵！你可以做Grand–Pèrc(祖父)了，怎麼還來上學？
阿洪愕然了。這完全不是法國人的幽默。百分之二十的法國人投極右的「民族陣線」的票，就是覺得白種人比其他人種優越，而法國現今的衰落當歸罪於來法的外國人。這類人完全忘了他們的父輩跑到別人的國土上所做的壞事。你要問東印度公司、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是怎麼回事，沒有幾個西方人清楚。相反，在巴黎大學中文系的課程中，卻有「二十世紀中國史﹕洪水、飢饉、搶劫、賣淫、吸毒和幫會」這麼一門，屬高年級的「中國文明」課程。
更令阿洪難過的是公關課老師。她喜歡當眾嘲笑阿洪的口音，挑剔他的法文，後來阿洪發憤，有了進步，她又冷嘲熱諷。有一次作文，阿洪按要求寫的自我介紹信極為通暢友善，文法也不差，這位公關老師竟跑到另一個班上去說﹕「有一個MEC(男人，極不禮貌的法文)，話都說不清，信卻寫得那麼漂亮，沒有搗鬼作弊，怎麼可能？」可想阿洪聽說後的心情。
諸如此類莫名其妙的遭遇，阿洪從不去計較，對人依然以誠相待，因為他有足夠的內斂忍耐功夫。後來他逐漸發現許多法國人的異常言行和不平衡的心態，多來自他們從小缺乏母愛、長大一直孤獨的生活經歷。家庭危機是現代法國諸多社會問題的本源，而阿洪反倒在這方面極「富有」——他每月都同國內的家人通信去電話，雖然萬里之遙，卻一直是他這幾年艱難歷程中的支柱。因此，他對那些輕率冒犯他的法國人反倒有一層憐憫。這真是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蹟 ——一位流浪異鄉的孤客，反倒同情起當地人的孤獨。
踏進一個法國家庭作客
九二年初的一天，阿洪下了課在地鐵等車，手中玩弄著一隻破碎的石蛋發愣。那是他同學借去弄碎的。當時阿洪心境極沮喪，心想﹕好好的，怎麼就給弄碎了呢？或許聯想到自己的漂泊與零丁，平添幾絲愁緒。正發呆，一位五十來歲的法國人走了過來。
——年輕人，有什麼傷心的呢？
——你看，蛋破了。
——年輕人，我可以請你去喝一杯咖啡嗎？
原來，法國人是一位養雞賣蛋的農場主，年輕時也曾艱難奮鬥過。他一見阿洪便覺投緣。在咖啡館裡，更仔細地詢問了他過去的身世、在巴黎打工上學的現狀和未來的打算。阿洪皆如實相告。臨別，他邀請阿洪去他的農場。不久，陽春三月的一個明媚日子，阿洪利用假期應邀去三百公里的外省去拜訪。他永遠忘不了那一天的情形 ﹕和煦的春光下，過了小橋，小山丘上一幢洋房，乳白的台階，雪白的牆壁，右邊是幾棵小樹——竟與他十年前的一個夢境如出一轍，他在那裡呆住了。法國人迎他進屋時，他依然感覺渾身輕飄飄的。他只聽主人說﹕我想不到你真的會來，我們萍水相逢，你還是接受了我的邀請，這太好了。對於真誠善心的人，我的家門永遠敞開。
這是一個和睦的六口之家，之後的三天，阿洪在他們的熱情款待中，又品味到了一種家庭的溫暖，這是他三年來在法國的第一次。對於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是一種何等的撫慰啊！雖然素昧平生，卻能互道真情，以誠相待，這種真誠的氣氛 ，三年來是何等的匱乏啊。臨別時，依依不舍，大家都掉了淚。他們為阿洪的艱辛與奮鬥精神而感動，阿洪則被他們的熱情與無私的愛心所感動。因為這一家人都信天主教，阿洪便稱那法國人「教父」(法文也是「監護人」之義)。
可敬的法國「教母」
阿洪的「教母」與「教父」並不是一家人，她是一位「修女」。前年冬天我病重住院時，阿洪介紹她來幫助我，因此現在我們都極熟悉，常常週末在她家聚會。她不是修道院中的那種修女，同一般人一樣有自己的工作，只是發過願終生不嫁，將一生獻給上帝，工作的大部分收入則獻給教會。她早已退休，六十八歲的人了，卻滿面紅光，心寬體胖。第一次見面時我吃了一驚，覺得不過四十來歲，比我那初入花甲的道士教授顯得還要年輕。後來，我說給她聽，只見她張大了嘴哈哈一笑﹕「修道成仙又干何用？」因為我常對她說一些道家氣功延年益壽之類的話。看來，無論什麼宗教，只要真信真修真行，自然就是氣功狀態，身心自然康泰，對不對呢？
「教母」曾在香港教過十七年法文，會說一口廣東話，因此從阿洪一來法國，便幫他學法文，又幫他出入各種機構辦理五花八門的證件，卻從來不主動向我們佈道傳教，不使我們感到壓力與窘迫。這是一個真信教的態度，她對自己所信奉的神有信心，相信神自會在所有人心中做工，信徒的義務主要在善行而不在辭令上。相熟了，阿洪同她甚至有過激烈的爭論，譬如前蘇聯車臣獨立問題。阿洪認為鬧獨立結果必起戰爭，兩敗俱傷不應該﹔「教母」立即從西方「民主」、「人權」角度指阿洪「支持獨裁」。實際上，阿洪更為擔憂的是中國一些地方的獨立﹕「西方就是想把中國搞亂，弄成蘇聯、南斯拉夫的樣子，永遠不能富強。達賴喇嘛不也說只要自治嗎？幹嘛西方人反倒更起勁要西藏獨立？」
阿洪身上的六四真精神
其實，阿洪對於政治與宗教的興趣，遠不如其希望日後在貿易方面謀發展﹕「天下太平，大家安居樂業，我們才好做生意嘛。」阿洪的生活狀況，自九三年秋住進了大學宿舍之後，已大有好轉。他正在努力完成商學院的學業，這樣日後的生活亦算有了保障。國內的親友為他的婚事著急，要在大陸給他找個對象，他卻私下對我說 ﹕ 「不要了。這裡的苦要再多一個來吃，真不應該啊。許多大陸的留學生在這裡千辛萬苦也不向家裡說，國內的人還以為我們在這裡享什麼福呢。不要了，我吃過的苦，不希望別人也來嘗。」其實阿洪正是有苦從不向家裡人說。
五年後的今天，才向大家介紹救我和柴玲逃出中國的阿洪，對他本身早已沒有多少「現實利益」了﹔憑著自身的毅力和友人的真誠幫助，阿洪早已走出了低谷。雖然沒什麼人將阿洪看作「六四」人士，然而，從阿洪的身上，我又看到了「六四」的真精神——為道義為國運而忘我獻身、自強不息。我想，這個精神值得發揚光大，可以鼓舞振作千萬人的心。但是，在我的眼裡，阿洪並不是「英雄」，更不是「領袖」、「精英」，他只是一個平常人，做的也是平常人可以做到的平常事﹔可是，在他的平常當中，正見其不平常而又是許多人難以做到的。我想，是時候了，讓我們把眼光從那些「英雄」、「領袖」、「精英」們身上挪開，重新來認識「六四」 的精神。
——我永遠不會忘記，廣場上三千一百四十四位絕食同學，他們在絕食棚上寫道﹕「只要中華富強，我們一無所求。」他們大多數的名字，已經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我永遠不會忘記，長安街上千百位烈士，他們面對士兵和坦克，手挽著手齊聲高喊﹕「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他們大多數的名字，至今還未公諸於眾。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北京以外的絕食學生、市民和烈士，他們更鮮為人知。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掩護傷員和逃亡人士的千萬義人，他們更不能公開。
——我們還不要忘記，港、臺、海外全體華人當時心連心的義氣，他們為海外民運作了不知多少默默的奉獻。
——還有千百流亡人士，他們不僅受「理想幻滅」的煎熬，還要默默承受自己「領袖」們不負責的後果，更被西方政客所玩弄與出賣。然而「求仁得仁」，又更有何求？
千千萬萬的無名氏，早已回到了他們的平常生活當中。「六四」的動力，已經從現代西方政治的幻像中移開，轉而注入振興中國經濟的洪流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大業中——一切皆將過去，惟有真情永存。——阿洪從未忘記洪家拳師傳的教訓﹕「仁義為先」。
(封從德作於一九九五年三月，法國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