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中國模式」的吹鼓手湧現了不少。這其中既有《中國怎麼想》的作者，馬克·萊昂納德這樣的「洋吹鼓手」，也有宋曉軍、王小東以及摩羅這一班高聲宣稱「中國不高興」和「中國站起來」的「土產吹鼓手」。這幫人七手八腳把「中國模式」這位待嫁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塗了腮紅，披上蓋頭，塞進八抬大轎，一路上鑼鼓齊鳴送去新郎官家中。但諷刺的是，在拜堂成親以前，他們對於自己親手打扮的那個「中國模式」到底長什麼樣子，其實心裏沒譜。
2010年，繼續打扮著「中國模式」這個小媳婦的集大成者，要算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的《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這本書之所以值得一讀，並不是因為它對所謂的中國模式做了一個多麼精闢的論述，而是因為通過這本書，我們更容易看清楚這個「中國模式」，它好不容易才積累下來的某些「理論經驗」以及其正在遭受的重重困境。
當然，明眼人一望即知，這個「經驗與困局」中的「困局」是明顯大於「經驗」的。中國模式的「經驗」幾乎用一句話就足夠概括，那就是由於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從而帶來的國家行為的奇高效率。當年，鄧小平在評價蘇聯出兵阿富汗時，曾說，「我看美國搞不過蘇聯」。為什麼？蘇聯政治局開個會就能把這事辦成，而民主程序繁瑣的美國辦得到麼？這種「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的可怕效率，是西方任何一個民主化國家的政府所無法想像的，也是他們所「羨慕」的，鄭永年據此進一步提出：「中國模式的意義在於其到底是否能夠成為有別於從前其他模式的一個替代模式。」
成為「替代模式」？我想，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作出說明的是，西方國家讚揚「中國模式」往往是出於「生意」上的考量。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 「搞定」中國政府基本就意味著「搞定」了中國的一切，而不需要像在別的國家又是投票又是聽證又是扯皮，即使在花了血本「搞定」各方之後，一個項目卻依然沒法拍板。「效率優先」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這也是一部分不懷好意的老外對「中國模式」讚不絕口的重要原因，至於這個「中國模式」葫蘆裡買的是什麼藥，他們壓根不會多想，因為在「生意人」眼裡，說「中國模式」和說「哈羅」、「你好」的效果其實是一樣的。只要能把事情快點辦成，多打幾聲招呼、多說幾句「中國模式」，又打什麼緊？
看來這個傳說中的「中國模式」，洋人並沒有搞懂，國內的土人亦沒有搞懂，「土洋結合」的學者鄭永年，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雖然他在書裡暢談了民族主義、五四精神，乃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但關於「中國模式」的準確定義，卻難以尋覓。實際上，從北京奧運後至今，「中國模式」的爭論已逐漸由熱轉冷，如今人們關心的，是房價、醫改、通脹這些更實際的問題。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在基本民生問題沒有解決好的情況下，「中國模式」這類遠離普通人的理論空中樓閣，兜售起來自然不會有太大的市場。也難為鄭永年教授寫了如此厚的一本書，雖非「巧婦」，卻也為我們表演了一次頗為精彩的「無米之炊」。
我們都知道的一個常識是，政府的責任有千萬種，但最起碼，你應該讓支持你的老百姓上得起學、看得起病、失得起業、退得起休。在做到這些之前，任何形式的「中國模式」，在老百姓的眼裡都是浮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為之前火熱了數年時間的「中國熱」畫上了一個句號，同時，也讓我們的目光，逐漸從那個神鬼莫測的「中國模式」，轉移到實際發生在我們周遭、直接影響著我們生活的事情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