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國民黨「左派」的幼稚病、權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必須事先說明的是，論者指國民黨有所謂「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權力病一說，並非指國民黨中向來就存在著左、中、右三派。誠如本書下卷第一章所論，國民黨的左、中、右三派，無非是在國民黨有了「聯俄容共」做法之後，蘇俄為指使中共分裂國民黨，才按照「親俄、遠俄以及反俄」為界限，對國民黨進行政治分割的一個惡性結果，或曰國民黨為蘇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對國民黨「左派」的性質和「左派幼稚病及左派權力病」的來由及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知和準確的論述。
再者，指國民黨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權力病，是因為自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始有「聯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寧方國民黨決心「絕俄清共」，漢方國民黨決心「別俄分共」，其間三、四年，國民黨「左派」的發病，實際上應分為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和汪精衛的「左派權力病」這樣兩個階段。
第一、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
由於孫中山先生將「聯俄容共」的一檔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凱去辦，由於廖作為孫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擔負了爭取俄援的重要任務和艱難角色，因而，廖才成為代表國民黨與蘇俄及中共進行「聯、容」工作的關鍵人物。唯因這個關鍵人物在具體從事「聯俄容共」的過程中，一方面堅定地貫徹了孫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面則不僅將孫中山本人的失誤「貫徹不誤」，甚至將之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實際上，早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凱與中共黨魁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17 一九二三年二月，當廖仲凱於日本熱海會見蘇俄代表越飛時，就曾對越飛所言「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是遙遠的事」，感到很「放心」。當時在場的陳公博，後來曾回憶說：「越飛告訴我，蘇俄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為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地說，中國只能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絕不能實行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聯希望共產主義何時能在中國實現，越飛倒很老實，說還是一個疑問。廖先生很滑稽地笑著說，公博，你還有什麼話說？我們要作革命黨，就要作現在的革命黨，不要做一百年後的革命黨。我們努力實行三民主義，不必再討論了！」 18
由於廖仲凱在這裡表現了可愛的幼稚，即當真相信蘇俄不會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而只是要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所以，當戴季陶寫信給廖仲凱，批評他的左傾狂熱，並對廖說，「叫共產黨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作醬油和醋，不能把他們當作正菜」時，廖仲凱立即斥責戴季陶：「哪裡懂得革命是什麼東西！」19 廖仲凱對蘇俄的信賴，與對本黨反對「聯俄容共」同志的反感，已經溢於言表。
由於廖對蘇俄已有這樣的崇信之心，因而當國民黨「一大」通過「跨黨案」受阻時，廖乃慷慨激昂地擁護中共「跨黨案」，深惡痛絕地反對自己黨人關於「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提案。誠如中共黨人譚平山後來所誇獎的那樣：「廖仲凱先生堅決促成和推動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的激烈鬥爭中，廖仲凱先生竭力協助孫中山先生，擊敗了‘反動分子’的阻撓和破壞……」（單引號為引者所加，上下同）20
二、廖仲凱「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應該說廖仲凱推行「聯俄容共」的早期做法雖已過分，尚情有可原。但是，當他終於將「聯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親共」之極端、即走火入魔時，則對國民黨與國民革命，包括對他自身，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離了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和中國國民革命的道路。他頌揚蘇俄說，「俄國革命以來，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前，掌諸國家機關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類於黑暗」。由是，他「認定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並多次聲稱「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蘇聯，是中國革命的榜樣」，甚至宣稱「蘇俄開闢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中國革命之最終出路所在。如果中國不能聯俄，就沒有出路」。21 如是，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違背了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國民革命、反對世界共產革命」的堅定立場；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為了不使中國國民革命招致列強的更大反對，而制定和堅持的「不加入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的正確決策。22
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護共」。就事實而言，一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國民黨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廖仲凱就曾主動將自己擔任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讓給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從此造成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幾成「中共中央組織部」，甚至成為「以共亂國」的禍源（參見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長，又將工人部秘書一職交由共產黨人馮菊坡擔任，並由馮全權處理部務，從而為中共策劃工人運動，擾亂國民革命，造成先決條件。三是推薦共產黨員林祖涵出任農民部長，推薦澎湃在農民部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及開展其他農運工作，從而為中共廣泛煽動農民革命和暴民運動，以破壞北伐、背叛國民革命造就了基礎。四是黃埔軍校初建，他除掉聘請一批蘇俄軍事顧問到校工作，並推薦共產黨人張申府擔任軍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薦了十五名中共黨人進入軍校，甚至力薦剛剛回國的共產黨人周恩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薦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軍法處處長，並將大批共產黨人推薦入軍校擔任政治教官，而軍校的首批教職人員，又是由他和蘇俄顧問鮑羅廷一同商定的。嗣後，他還邀請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將黨代表的權力擴張到「無黨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為中共在軍校宣傳共產革命，爭奪槍桿子，製造軍校學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條件。並為來日中共對北伐和國民革命軍的軍事叛變埋下了禍因。
再就是他為蘇俄和中共陰謀分裂中國國民黨，起到了別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因為蘇俄和中共要將國民黨分裂為左、中、右三派，並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即支持親俄派和打擊反俄派的陰謀策略，不僅因他而構患於國民黨領導層，張揚於普通黨員當中，並且得以「運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場，而在國民黨中形成了鮮明的分裂與對立關係，從而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製造了先機。孫中山逝世前，廖對本黨那些要求「防俄、抵共以維護本黨利益」的同志，還僅僅是採取壓制的態度，對身為國民黨員的共產黨人破壞國民黨綱領、立場和法統的行為，亦只予以維護與包庇。孫中山逝世之後，他竟以自己在黨中的地位和權力，將那些為維護本黨利益而揭露共產黨不軌行為的本黨同志，「試圖清除出黨」，23 甚至完全站到蘇俄和中共一邊，不僅按照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旨意，公開指本黨有「左、中、右」之分，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週刊》上發表了「革命派與反革命派」 一文，聲稱：「替工農階級打消壓迫他們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壓抑農工的人們，便是‘反革命派’……我們不獨要革軍閥帝國主義的命，我們並要革‘反革命派’的命！」 竟將黨中所有不贊成「聯俄容共」、或是揭露與反對蘇俄及中共陰謀的同志，不僅統統打成「右派」，並且還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要「革他們的命」。他的幼稚病，終於走火入魔到了已經完全背離孫中山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革命的立場，從而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黨組織以外的一個極「左」的共產黨員了。中共之所以稱他為「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楷模，無產階級的好朋友，農民運動的貼心人」等等，實是由此而來。24
最後，則是他聽命蘇俄而「擁汪倒胡」等做法，實為蘇俄和中共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在孫中山逝世之前即擔任國民黨政治會議主席和大本營代帥的胡漢民先生，一向為孫中山先生所倚重，孫後也已成為實際上的國民黨領袖。然而，作為胡副手的廖仲凱先生，只因胡一向「遠俄遠共」，為蘇俄顧問鮑羅廷及中共所嫉恨，於是，他便按照蘇俄顧問的旨意，賣力地促成了一場「擁汪倒胡」的陰謀政變，將汪精衛 —— 這個「夙無主張、誇夫死權」的權欲熏心之徒捧上了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寶座，從而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敗的危險深淵，並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作成了他雖盡忠於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卻因為幼稚而更盡忠於蘇俄和中共的「最後一功。」25
第二、汪精衛的「左派」權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說廖仲凱在「聯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後，汪精衛發作的便是「左派」權力病。這是因為汪精衛原來不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說過：「共產黨徒如果摻入本黨，本黨的生命定要有危險。比如西遊記上所說的，孫行者跳進了豬精的腹內打觔斗，使金箍棒，豬精如何受得了？」26 但是，只因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時，鮑羅廷曾找他去蘇俄駐華使館，對他有心有意地說了一句「孫先生的病已經絕望了，今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除了你更有誰敢繼承」的話，27 從此，他便在鮑羅廷的策劃與廖仲凱的幫助下，不僅「取胡漢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不可了。
汪精衛在做成中國國民黨最高領袖之後，一是高喊「黨要左傾」，高唱「誰是左派，我將夢寐以求之，徬徨以覓之」，從而「使整個廣東上空瀰漫著一股透骨的左傾氣氛」，使得身為國民黨黨員的中共黨人們，已敢公開地攻擊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黨本身。二是推鮑羅廷為審查廖案之特別委員會最高顧問，「有黨政軍一切大權」，並遵循鮑羅廷「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28 這一共產專制政治的標準，按照鮑羅廷於廖案發生後第二天就擬好的名單，要逮捕胡漢民、鄧澤如、鄒魯等國民黨重要領導人。幸得蔣介石和許崇智的竭力反對，上述諸人才免於遭難。三是僅僅在半年之後，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二大」之際，他一方面同意國民黨「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為共產黨跨黨分子，從而使蘇俄和中共得以控制國民黨「二大」（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一方面則將「西山會議派」、29 即著名老國民黨人中的「反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處分，直至開除黨籍，並對傾向「西山會議派」反共立場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訓令，幾乎將反對蘇俄及中共陰謀劫奪國民黨黨權的本黨志士一網打盡。
由是，鮑羅廷成了國民黨的太上皇，汪精衛則成了孫中山死後的「孫中山」。國民黨自中央到地方的黨權以及國民黨對於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已大部為蘇俄和中共所篡奪（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汪精為終於將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發作成了「左派」權力病。從此，他處處秉承蘇俄顧問鮑羅廷旨意，處處以中共的要求為要求。鮑羅廷和蘇俄軍事顧問團反對蔣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對蔣提議北伐；中共要進一步把「扶助工農」變成工農革命，他就處處高喊「我是愛護工農的呀」；蘇俄與中共要打倒蔣介石，他就想出種種辦法來壓制、排斥和驅逐蔣介石（參見下章）。直至「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起而護黨，他已無力完成斯大林要他「懲辦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黨中反革命的任務」時，他才在自己家中召開的國民黨政治會議上，被本黨會議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從此赴歐養病十六個月之久。此後，直到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已經打下南半個中國，蘇俄和中共唯恐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中國共產革命將 「計無所出」之時，他又在蘇俄和中共的陰謀策劃之下趕回國中，發作了又一場更加厲害的「左派」權力病，為勝利進軍中的中國國民革命製造了新的困境和亂局（參見下章）。
第三、孫中山先生的失誤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的嚴重歷史過失
一、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誤和他的劇然而逝、不及糾正，才為蘇俄在中國施展「分階段革命」的謀略，企圖誘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提供了歷史契機和政治條件。
二、是以廖仲凱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為蘇俄及中共陰謀誘變中國國民革命打下了危險的基礎，為中國國民革命及其進程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三、是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的發作，才將中國國民革命推向了被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境地，並為來日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歷程製造了一個巨大的「亂源」。
四、在蘇俄、中共和國民黨「左派」所留下的歷史隱患中，其最具破壞力和影響力的，便是孫夫人宋慶齡對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背叛。宋因早已成為共產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還因為中共對她統戰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萬共產黨員都起不到的作用」。30 由是，宋乃成為中共共產革命花瓶中一支開不敗的「國民黨‘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實為一紙之書所難言盡。宋氏垂死之際，稱自己無臉躺到孫中山先生身邊，並絕不睡到中共的八寶山去，而堅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墳曝屍的「資產階級父母」身邊，其真正的內在情由，怕是她對自己背叛孫中山先生、背叛中國國民革命和「助共為虐」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罪孽，終於有了覺醒所致。
總之，國民黨「左派」，即親俄、親共派們，不論他們患的是幼稚病還是權力病，抑或是宋慶齡的無知病，他們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為，他們不僅為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黨反覆辟的艱難鬥爭製造過極大的困境和危險，更為中國共產革命在中國大陸的成功立下了「豐功和偉績」，為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共產專制復辟的艱苦鬥爭，和澄清中國現代歷史的重大是非問題，帶來了極大的困惑、困擾和困難。
兼論 何謂「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第一、何謂國共合作
長期以來，由於中共一再地、反覆地強調它與中國國民黨曾有過兩度「合作」的歷史關係；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因只有共產黨的說話的「權威」，而絕不予任何人說話的權力；還因為長期以來「國共合作」一語已經「約定俗成」，連國民黨本身也將「國共合作」一詞當成了「口頭禪」，而不再予以甄別；加之國民黨的「左派」們，因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就更要將他們與共產黨「合作」過的光榮歷史記在心頭，掛在嘴上；再加上海內外一些學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則是「共雲亦云」，只相信「歷史乃是勝利者的歷史」，並無心去拆穿這個歷史的謊言；因此， 「國共合作」一語，也就在它被重複了一千遍、一萬遍之後，而成為兩度「歷史的真實」，為老幼婦儒耳熟能「詳」。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中國國民黨非但向來未與中共有過所謂的合作，而且所謂兩度，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以「挖心戰術」31 ；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虛假歸順。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均提出了聯合戰線的策略，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由是可知，他們不僅把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資產階級，而且認為參加民主革命乃是發動共產革命的必要步驟，這無非是列寧「分階段革命理論」在中共手中的再版。再加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須學習共產國際在西歐工會運動中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要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經驗」，二是指明「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由是可知，中共黨員在蘇俄命令下參加國民黨，乃是陰謀，而非合作（引文參見本書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黨，就必須服從國民黨的信仰、綱領、黨章和紀律。更何況孫先生對此有言在先。因此，在國民黨「一大」上，參加了國民黨的李大釗，才會面對國民黨代表提出的質詢，代表參加了國民黨的所有共產黨員於大會公開發表宣言稱：「環顧中國，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黨來……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黨，是為本黨主義（指國民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的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望諸先輩指導一切。」 李大釗的書面保證，無非說明他們既然參加了國民黨，就願意並應該遵守國民黨的主義、綱領、章程和紀律，因為他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已是黨員與黨的關係。這就不但不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個國民黨員和國民黨的「合作」了。就中國共產黨而言，迄今為止，又有哪一個黨員敢說它參加中共是與中共的 「合作」呢？
三、既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是為了實現國民黨的主義，「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那麼，參加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也就只能是參加國民革命，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但是，在蘇俄的陰謀指使下，共產黨人在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後，不僅違反規定，暗組黨中之黨，而且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竊奪國民黨黨權，以一步步實現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目標（參見下卷）。他們非但沒有成為「服從本黨主義和紀律」的國民黨員，而且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破壞者和背叛者。天下既無這樣的黨員，亦更無這樣的「合作」。更何況其中的一個「合作」者，猶如混戰中的大軍閥一樣，還需要一家外國勢力來作成它的後臺和太上皇，並且事事聽命於它，直至連後來的武漢國民政府也被辦成了「俄國的政府」呢（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由是可知，這就非但不是合作，沒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黨人自己說的那樣，不過是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黨所施行的一場「挖心戰術」罷了。
四、中共所謂的二度國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國共合作」，就更是對歷史的公然篡改了。歷史的事實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遵命發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為幫助蘇俄顛覆中華民國，不僅鼓吹共產革命，煽動農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的運動，而且從未有「抗日救國」之一言以獻給國人（詳見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亂失敗，逃至陝北，三十萬紅軍僅存二萬不足之時，因王明接受蘇俄為保護自己而要求各國共產黨「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指令，發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再圍剿紅軍，並要共同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後，中共雖一邊屢屢發表 「抗日」通電、「抗日」宣言，製造輿論，謀劃學運，以一再向國民政府求和；一邊卻置國家民族危亡於不顧，陰謀策動西安事變，企圖亂中求存。前者固無濟於事，後者卻陰謀達成。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變之後和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兩度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了 「保證抗日和不再作亂」的著名「四項保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團結全國抗日救國計，決定接受中共「輸誠」（參見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為歸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則為收編中共。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革命軍與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軍隊的關係，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聲聲稱「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北京才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臺北只是地方政府」，無非是要說明它與臺北的關係，乃是中央和地方、領導和被領導的從屬關係。而臺灣若想以「平等」之心與中共論合作，中共便連飛彈也打了出去的事實，無非道明瞭它絕不容許臺灣與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關係罷了。至於共產黨在被它稱之為「二度國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國家和出賣祖國人民利益」的勾當，本書下卷將自有一番論述，此處就不再一一作出證明了。
第二、何為「新」三民主義
如果說中共黨員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於蘇俄指令下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並「參加」國民革命，和中共於一九三七年被迫歸順中華民國政府這兩件事，均被中共稱之為「國共合作」，不過是中共撒下的彌天大謊，那麼，蘇俄和中共竟敢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公然篡改成為「舊的和新的兩個三民主義」，甚至敢用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之所謂三大政策，來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就實在是對孫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開背叛和欺騙了。歷史的事實是：
一、孫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並在一九零五年《民報》創刊號上正式闡釋三民主義的精義，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辭世，就從未說過他曾有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更未說過他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已不再要「舊」的三民主義了。
二、查遍《孫文全集》和中國國民黨文獻，亦從來沒有新、舊三民主義之任何提法與說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國民黨「一大」召開，「聯俄容共」做法付諸實行始，直至該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系統講演三民主義 —— 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後成書出版凡數十萬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非但沒有所謂「新」，亦更沒有所謂「舊」，自然也就不可能稱那個由蘇俄顧問和中共一起製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義了。如果要有什麼「新」，那就是「新」在他曾於民生主義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革命—— 這才是孫中山先生於民主革命理論建設中，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因為正是這個貢獻，才在民主革命理論上劃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如果說這兩位大陸學者已經論證，所謂國民黨「制定了三大政策」純屬「虛構」，則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裡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為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並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然而，十年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共曾數次發表的「抗日」宣言和決議中，竟又將由他們所「創作」的「新」三民主義，「還原」 成了「舊」三民主義，並一再地表白他們願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堅決奮鬥了（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義」既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蘇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孫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義」，並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義」，更借宋慶齡之口，妄指它們竟是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義和政策，則只能證明中共既要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旗，以為正統；又要毀孫中山三民主義，以進行謀篡、背叛和欺騙。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小學生，包括少年時的作者，都曾問過他們的歷史老師：「新三民主義裡面怎麼連一個‘民’字也沒有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性，自然令人一目瞭然；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可怕性，卻使得所有的歷史教授、歷史教師們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奧妙，只能令味之者無極。
